一、德鲁克社会管理思想的理论架构
1.知识社会的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农民是所有国家的主要构成，20世纪早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蓝领工人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取代农民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这个新阶级以及围绕这个阶级出现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德鲁克认为其原因是“蓝领工人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被组织起来并且处于组织状态的下层阶级”。［2］53这种现象在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所称为的“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作转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蓝领工人开始逐渐为新的工作群体所取代，这种现象从零星的、小规模的产业逐渐向大多数行业推广，在德鲁克离世前的最后20年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德鲁克将这种工作群体称为“知识工作者”，而把这种社会构成称为“知识社会”。在德鲁克看来，知识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知识工作者在人口上成为社会的多数，而且这种社会转型也并不完全与传统意识当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应关系相一致。或者说，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会将原来泾渭分明的阶级对立关系模糊化。在这个社会中，教育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内容，教育的质量问题将成为知识社会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知识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强的竞争性，其激烈程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知识本身是无疆界的，作为资源的知识是人人都可获得的，所以德鲁克说，“世界上将不再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这一论断对于今天的时代，其深刻性不言而喻。传统的等级社会所对应的门第、出身等等在知识社会都将无处容身，只有专门化的知识才会产生应用性的成果。知识社会的另一个表现是雇员社会。在知识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老板，也都有可能有自己的雇员，社会完全表现为组织的形态，大部分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都会成为雇员，都要依赖于自己的职业，但同时，这种“雇员”的概念和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知识工作者本身掌握生产工具，因此无需完全受制于资本家和企业组织。劳资关系呈现一种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全新形态。由于知识社会必定是一种由组织构成的社会，因此它的核心的、有特色的器官就是管理。管理这个概念习惯于被看作是“企业管理”，而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管理更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管理”，“管理的本质不再是技术和程序，而是一种社会功能”［2］67。
2.多元社会中组织和政府的任务与责任
如上所述，知识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日益地由单个组织来完成，而这些组织同时也是仅仅为这一种社会任务而创立的。因此，社会正在迅速地朝向多元化转变。在多元社会中，作为传统社会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最为重大的。原本由政府完成的社会使命，在多元社会中逐渐为单个的组织所取代，但是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并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单个组织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目的和使命，但是作为社会最基础构成的价值维度的“善”，却往往会受到忽略。这是所有多元社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在知识社会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旦知识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各种利益的整合便开始分崩离析，随之具有现代政治体制的多元社会的整合也开始分崩离析”。［2］75影响社会整合的关键因素不再是经济利益，而是各种非经济利益因素，比如道德、精神、文化、环保等等，而这也大大加剧了现代政府的危机。围绕这些价值因素建立的新组织，如和平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一种绝对观念，因而相互之间往往是不可折中调和的。在德鲁克看来，21世纪肯定将会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动乱和挑战持续不断的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架构为这个社会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如全面理解教育的问题，将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生产力进行定义和衡量，以及系统地研究知识的质量和知识的生产力。而这些的关键都在于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政府的良好运转，因此，在新的多元社会中，政府的社会管理责任依然存在并且愈发重要，而政府能否适应这样一种时代发展是关键问题。这里的焦点已经不再是政府是否拥有权力，而是政府能否按照这个由组织构成的社会的要求调整自身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创新和政治的创新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3.创业型社会———创新与创业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体现
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德鲁克并不赞同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剧烈变动，“我们现在知道，革命是一种错觉，是19世纪普遍的一种错觉”［3］324。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与创业将是十分平常、相对固定、持续不断的工作。社会的任何方面，企业或是公共服务机构都需要创新和创业，在这种精神之下所代表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不断的、渐进性的组织变革和社会进步。作为一种注重实际而非教条的社会演进模式，创业社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没有战争、没有集中营，也没有流血的冲突，来实现过去我们希望通过革命而完成的社会目标。想要达到这种目标，就需要所有机构的主管人员，当然也包括所有的知识工作者，把创新和创业看作是组织当中日常的、不间断的活动或实践。当我们跳出书本和经验的教条去检验政策和政府措施时，我们可以真正地看到哪些政策，即使在当前是非常流行的，也并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创新型社会的思维模式，这与我们通常在管理中所认识的“计划”是完全不相容的。这并不是说创新就完全是一种非规划性行为，但是如果按照计划的思维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并且通过严格的控制来保障计划的实施，那么创新精神在管理中就会枯萎，创新的机会也不会为组织和社会所把握。所以，有系统地放弃过时的社会政策和应该淘汰的公共服务机构并无任何不妥，相反却是创业社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在创业社会中，个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企业组织里，每个知识工作者依靠地位和知识都可能成为管理者”［3］5，但是其地位并不是完全稳固的，能否保持并且胜任自己的管理职位，关键在于能否打破传统的学习思维。在传统社会，人的学习经历往往具有特定的时间区间，只有少数例外的人能够把学习坚持为一生的行为，而这些人往往也是自己所在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在创业社会中，这些例外却被看作是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个人将日益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不断学习和在学习的责任，自己承担起自我发展的责任，对自己的前途负责”［2］103。从社会的角度看，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教育的质量反映社会进步的前景；而对于个人来说，自身的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在创业型社会中的发展前途。由此德鲁克认为，创业社会的出现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一方面创业社会有可能成为福利社会之后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创业社会的出现也会对未来的社会管理形成根本性的变革。
二、德鲁克社会管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社会管理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重视和关注，除了政府主导的因素之外，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尖锐性是形成这种态势的根本原因。这里有社会自身发展的问题，如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等；也有转型期社会所伴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不均、社会失范、阶层群体冲突的增加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有些属于政策失当、执行不力等主观原因造成的结果，所以应当归类清楚，分别对待。客观来看，中国现在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其实并非独有，大多数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对于社会管理的创新，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视野和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是中国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借鉴，同样，西方学者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亦不乏真知灼见。德鲁克社会管理思想体系完整、立论宏大、立足未来，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确立创新在社会管理中的首要位置，同时“在传统中寻找创新工具”
创新是德鲁克社会管理理论的实践机制，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社会管理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管理。德鲁克的创新概念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的范畴，把社会管理活动与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社会创新比技术创新具有更大的时代价值，其意义和影响更为深远。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来说，创新是唯一的选择。当代中国既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机遇的把握和矛盾的排除都要通过社会管理来完成，因此社会管理的使命任重道远。因循守旧，抱着陈旧的经验不放不但不能完成社会管理的目标，甚至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转型期的社会特质以及变动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在表明，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够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促进任何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够更好地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序进行；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够有效化解当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够打破区域壁垒，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德鲁克的创新思想，从外在的角度证明了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合理性，坚定了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信心。除此之外，德鲁克还明确指出了社会管理的实践路径。在革命与改革、激进与渐进之间，德鲁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在延续和变动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5］10。因此，德鲁克的社会创新绝不是推倒所有的传统另起炉灶，相反，他非常重视创新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今天中国的社会管理中同样存在革命与改良两种声音，如果仅仅就过去的经验来说，改良的选择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创新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质疑者甚多，其中也不乏激烈变革的声音。但是这种无效并非路径选择的问题，原因出在实施和控制的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充分理解德鲁克“在传统中寻找创新工具”的论断。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渐进改革的大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狷狂与守旧都是不可取的做法。
（二）应对多元化社会，转变社会管理主体
如前所述，德鲁克认为新的多元社会是建立在知识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系统。与这种逐渐形成的社会体系相对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化趋势，而这也被看作是社会管理发展的主导潮流。但是，在当代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主导依然是典型现象，社会管理普遍被看作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部分，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这种一元主导具有其特定的时代价值与合理性，但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这种体制的弊端是非常鲜明的。一方面，政府的过分主导限制了公民精神的培育，由此始终无法产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权力的垄断所形成的服务品质低下、腐败寻租现象大量衍生，这种现象体现了观念上的落后。现在很多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官方文章中依然在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政府的一元主导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管理发展的最大因素。德鲁克关于多元社会的论证是建立在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其“知识社会”的说法也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支持。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并未真正达到知识社会的状态，但是从社会结构上已经初步具备了知识社会的特质。因此，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以社会管理也应该随之进行调整。在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应该逐渐淡化传统的“命令—控制”思维（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改变中国官本位社会疾瘤的一种手段），而转为“引导—合作”的工作模式，这既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启示，也是我们在对当代社会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具体到现实层面，政府应该通过必要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积极引导并激发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的社会管理能力，使其胜任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从而形成一种分工协作的多元化管理模式。
（三）打破壁垒，实现社会管理方法层面的创新
在中国的管理领域，政府管理、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管理都有着明确的界定，也存在着各自界限分明的方法论体系。在学术研究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做到共通有无。这一点在政府的管理中尤其显著，企业管理中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在政府的管理中得不到有效的利用，政府向企业学习更多地流于形式。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领域，主要的社会管理组织在管理上同政府一样固步自封、陈旧僵化。而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政府”兴起之前，政府向企业学习就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思维。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源于企业管理，但其晚年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更广泛的社会管理问题。在德鲁克的概念里“，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他看来，管理创新本身就是对于社会变革和挑战的一种必然性回应，而这种挑战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管理领域。因此，德鲁克所提倡的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企业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社会管理的创新不仅是观念的创新、主体的创新，在更深的层面上也体现为管理方法的创新。如果没有适当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好的理念也不能够得到实现。社会管理的应用范围在管理领域中是最为广泛的，其主体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多变性决定着不能依靠单纯的某种或某几种手段和方法完成管理的全过程，而且社会管理的活跃性也决定了其对于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管理创新更应该重视方法层面的创新。过去的20年里，人们对于管理的看法和感知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也催生了管理学的迅猛发展，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德鲁克始终认为管理应该是开放性的，任何人为的壁垒都是需要被打破的，个人、组织、社会的管理，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果不仅局限于创新者自身，同时也会对其他管理部门和领域提供借鉴和启发。
作者：程镝 刘韬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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