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个体本位的“自我”到社会存在中的“自我”
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来的传统哲学，在“自我”问题上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取向，即个体本位。这在本质上是源于内在性的意识论特征的：“我”只要通过内向性的反思和反省，在精神的世界中就可以找到“我”的确定性本质和全部知识的基础。这种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突出人的个体“自我”，摆脱古代哲学以来的“物我同一”，使得人超越于自然万物以及他者的束缚，找到对“我”的主张和把握。但正是这种个体本位的自我，容易由于失去现实、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关照而陷入理论上的困境。到了近代末期，这种个体自我的维度已经开始破冰。如黑格尔在分析自我意识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的过程中，建立起个体自我与外界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机制：起初“自我意识”是自身作为独立单位的意识。在发展过程中，个体“自我意识”通过与他人的接触意识到自己是与他人互为规定的存在。“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３］（Ｐ１２２）可以看到，在黑格尔这里自我已经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的。到了“全体的自我意识”阶段，个体自我成为作为整体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因素和部分。只是在黑格尔那里，这种从个体到全体的关系是在精神或思维范围内实现的。而到了费尔巴哈，则在黑格尔的影响下，进一步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将人看作对象性的关系存在，并强调人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类属性是高于每个个体的普遍本质———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现实物质生产实践中去，只是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但仍然为马克思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而从现实来看，正是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和彼此交织的社会事实，促使个体维度的缺陷显现出来，也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共同体的、社会的、类的取向。西方哲学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推动的理论反思中走向自我修正。作为对理论和现实困境的回应，自我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共同体、社会、类的线索得到充分发展。在马克思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线索的明显表现。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主要是生产的角度）出发，为个体（自我和他我）、共同体和类的普遍自我的产生和形成确立合法性。
马克思在下面这段话中凝练地阐述了个体（自我和他我）、共同体和类的普遍自我的产生和形成：“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１）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２）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３）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４）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４］（Ｐ３７）可以看出，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了自我与他者、共同体、类在根本上的共存方式：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存在。由此，马克思为个体自我、共同体和类的产生、发展和统一找到了合法性基础，从而为解决自我与自身、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解决个体自我被孤立的理论困境奠定了基本的出发点。此外，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相关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理解。他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对于个体自我实现（个性的实现）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５］（Ｐ１１９）这里“虚假的共同体”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共同体。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和人之间划分为阶级，而个体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人一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解放和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仍然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即实现了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有真正彻底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对人类的理想存在状态———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真正的共同体”的经典解释之一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６］（Ｐ５０）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７］（Ｐ６４９）这个“前提”的强调是针对阶级社会或“虚假共同体”，在这些社会中，一个阶级或一个群体以“所有人”的解放为口号，实际上只是用这个抽象和虚幻的许诺掩盖了部分人成为利益主体的事实。因此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财富、声望和权力，仍然都是处在异化错位的社会关系和自我内部关系中，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自我实现。因此，马克思意在强调“每个人”的个性和自我实现，以此作为整个人类自我实现的根本前提。虽然如麦克莱伦等学者所提出的，目前关于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具体途径面临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动力不足等问题，但是仍难以否认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方向的重要意义。这种通过人的现实社会历史活动实现个体、群体、类的有机统一的基本思路，成为神学和形而上学式的整体性、同一性和神圣性失落后，重构这些价值向度的重要路径。
二、从天国到人间的精神家园
对“自我”的认识、反思、认同，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必须解决自我的超越性与当下经验性之间的关系，而这最终关乎到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基础，关乎每一个人的终极安全感———即“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存在，“我”在这个宇宙中居于何所，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或者精神家园问题。近代西方哲学及其之前的自我理论较之现代更多地笼罩在有神信仰的氛围中，具体说来，主要是在犹太－基督教的信仰中。古希腊哲学的思辨中总是存在自然神的影子，中世纪哲学中“自我”具有明确的神性的终极指向。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传统自我理论建立在由笛卡尔开辟的反思性结构基础上。在这种内在性的反思性结构中，人对“自我”的终极追寻总是包含一种“超验”的取向，即在人的有限经验之外找到那个精神的、确定的、给“自我”以稳定感和家园感的存在。因此在逻辑上必然走向超验的、全知全能的精神性终点：要么是一个明确的神，如基督教的上帝；要么是抽象的“人性”或者人的理性和精神的神化，如费希特的“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不可否认，这样的自我反思为寻找终极真理和精神家园提供了一条道路，建立起一种彼岸世界的精神家园，但其超验的取向却总是存在不能让人尽信之处。世俗化的取向正是在这种整体的神话氛围中裂变出来的。随着宗教改革之后的世俗化进程，人世间的理性生活一再得到强调。从强调非理性信仰层面上的遵从上帝意志，到根据人世间的理性实践来达到上帝，日常生活的取向带来信仰方式的变革，也带来理性思维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神恩的地位正趋于消失。如果上帝号召的人类之善对人的理性的考察变得越来越有用，那么它就变得越来越能以人的能力来完成。”［２］（Ｐ３２８）启蒙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中发展的。这一思潮深深影响了后来西方哲学的走向。德国古典哲学之后，自我理论的天国向度盛极而衰，人的理性得到弘扬。在马克思这里，则表现得更加彻底：通过颠倒神人关系来改变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的定位。与最终仍然从反对一个形而上学建构走向新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尼采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通过人的现实的、生成性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将“自我”的建构落到了人间的大地上，为“自我”的终极关怀找到了人间的精神家园。在马克思的自我理论中，由于实践活动的介入，传统的“先验”结构被打破了，对“自我”的理解因此不可能一直在意识的内在结构中无限推理至精神性终点。
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使得“自我”产生的根基、自我认识的精神家园和自我实现的图景从彼岸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从而为人的世界提供了一种通过人的活动不断生成的、开放式的解释路径。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自我”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得到实现。正是在对象性的实践过程中，人类实现了理智、反思、意志、情感、想象等本质力量，建立起独有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世界。而作为个体、共同体和类的自我最终实现和解放的“人”，并不是朝向先验的精神或者上帝的皈依，而是通过消灭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关系、通过消灭人的异化存在的社会过程来实现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５］（Ｐ８７）这种关于人类未来的精神家园、或者说理想信仰，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依靠人类作为一个类的联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而非在人们头脑中构造出来的应然幻象。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筑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蓝图。马克思虽然彻底地批判了宗教、神性和传统自我的形而上学性，但并不意味着他否认自我追寻的“超越性”和“神圣性”。从现实生存的层面上说，人是有限和弱小的，因此人需要建构某种理想的形象作为“自我”的根基，使“自我”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足自立主体———这正是人的经验有限存在与超越性之间张力的表现。而近代“自我”理论一直在努力追寻这样一种外在于人自身的自我根基，即找到某种可以作为真理和确定性基础的“自我”。马克思否定了在“我”之外的抽象精神，也否定了依靠个体本身的内向求索来解决自我的“超越性”和“神圣性”追求，而是致力于在“我”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存在中、在超越个体自我的总体性和社会性中建立一种实现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中介———也就是在社会关系的创造和变迁中逐渐实现人的解放和自我的实现。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关怀是孕育在唯物史观的理性认知和实践框架中的。自我的超越性在社会性和历史性中实现，一方面不同于近代思维中外在于人的“神性”信仰；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导向消解人的超越性和神圣追求的虚无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之所在。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自我观本质上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把握自己生活世界的积极态度。人总是在有限性和超越性中徘徊和摸索着前进。未来不可预知，也难以全盘把握，但是我们正是在承认这种状态，并积极地在这种将未知变为已知、将不可把握变为可把握的过程中生成自我、实现自我。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从容的生活态度。对于一个人，也许过完一辈子才能真正盖棺定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真正品评得失；对于人类，更是需要在无数代人的生命历程中接近这个类的“真我”状态。亦如卡西尔所说：“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８］（Ｐ９）
作者：刘莹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