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国 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代哲学史和明代道教哲学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从义理述谓的形式上来讲，张宇初道教哲学立足于明初中期中国哲学传统经典的全体，深入三教哲学理论的内核，通过创造性的批判重构和哲学诠释，寻索和开拓道教哲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从学理内容上讲，张宇初哲学传承老庄、特别是老子的虚无和无为思想。正如卿希泰先生所论:“张宇初的修道思想，是以他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为基础的。他以老子的虚无思想为核心，结合了儒家的有关论述，从宇宙观的意义阐述了‘天人一致’的万物生成理论。”［3］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卿希泰先生所提到的，张宇初这一取得重大成就的“阐述”工作在义理架构上值得今天的学者进行深入挖掘。这对于我们从理论内部考量张宇初道教哲学的思想序列及其指导下的宗教实践意义重大。简言之，无论从其义理述谓的模式，还是哲学思想的内容上来讲，张宇初道教哲学思想的特质名之为张宇初哲学诠释学都是恰当和富有研究意义的。
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解析
对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思想进行解析，有必要首先把张宇初哲学诠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勘定，这将构成解析工作的牢固基础。而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思想范例解析从“理解”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运思径路、从“诠释”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意义旨趣，以及从“实践”维度看张宇初哲学诠释学理论结构，将构成解析的主体部分。(一)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概念基础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这一概念首先是对张宇初道教哲学的概念回溯和认肯。张宇初哲学诠释学这一提法并非牵强附会现代哲学诠释学和带有研究的随意性，原因在于:无论从哲学义理表现方式上，还是从其道教哲学义理蕴含上讲，张宇初道教哲学都自觉注重通过对自身立足于其中的文化传统资源进行文化定位和生命体贴，而不是仅仅将传统哲学作为生命外在的研究对象。而这与其作为“集领袖与学者于一身的道教天师”［4］主张和身体力行道教向善修行的宗教实践的逻辑一脉相承。在处理儒释道三教义理之间的关系上，张宇初没有过多囿于义理宗旨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而是将传统经典作为一个有机结构的整体，与自身立足其中的哲学境遇相比较，从主体的历史性和存在性两个视域营建新的哲学论域。正如本体论诠释学的建构者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论上是最远的”［5］355。在张宇初道教哲学中，“我们本身向来所是的存在者”指向静时态中时代性的道教研究者，这些研究者在明初中期主要有学院式理论研究的人，以及隐入民间的宗教实践的人。而此处的“存在论”是主体的存在境遇，但这个主体不是上述具体的个人，而是明初中期哲学思潮前沿的实践意识主体。这个实践意识主体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人而独立存在，但是却有不受具体主体有限性的制约。因为，归根结底在实践意识主体看来，“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6］398－399。这可以用来表现张宇初对于经典的态度，而无疑，张宇初可以充当明初中期道教哲学意识主体的代言人。(二)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范例解析正如张学智在阐述明代道教哲学时所说:“中唐以后经宋元到明代长时间的互相浸润，儒释道早已在共同的文化背景里混合生长。”［1］662只是这种“混合生长”有其内在的逻辑解构次第。无论从道教学术化进路，还是从道教民间化进路来讲，三教哲学思想融合发展，在明初中期道教哲学这两个维度表现都很明显。在此文化背景下，在张宇初诸多著作文本中，撷取既能反映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思想特质，又能从中透射到明代初中期道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的文本是一件极其重要而且具有难度的事。1．从“理解”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运思径路在现代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理解、诠释(或曰解释或释义)和实践(或曰应用)不表现为历时态的先后关系，而是理解、解释与实践从时空上来讲始终处于共时态的。理解一经发生，诠释和实践就已作为尚未发用于外的思想和行为包含其中。之所以作这三层之分来考察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是出于文本和语言分析的需要，以求从分析到综合，最终还原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精神全貌。知人须论世，考察一个人的哲学思想，不能撇开其时代环境和人生阅历。张宇初在自述其求学问道的经历时说:“余年未冠，知嗜学，有志先儒君子之言，凡诗书六艺之文，悉尝记诵之。甫长，自撰于文章家未之尽究，凡通都大邑以学行著于时谓之先生长者，又从之游。于是经史子氏之书，逮老释之文，皮置日众，然后会其指归，反身而诚，乃知皆备于我也。于道德性命之说，自孔孟而下，周程张邵朱吕焉;文辞篇章之有，左氏而下，班马韩柳欧苏焉。越周程诸子而言学，则不足谓之学;违班马诸儒而言文，则不足谓之文。是以非载道之文，虽工不取焉。”(《岘泉集》卷五《书室铭•有序》)从哲学诠释学之“理解”维度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张宇初对三教传统哲学经典，特别是儒家“诗书六艺之文”是“悉尝记诵之”，即他掌握了三家哲学的精神梗概。于是始有其经过诠释之后的“会其指归，反身而诚，乃知皆备于我”的理论效果。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教化的结果，而“在教化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6］19。二是在张宇初看来，传统哲学经典并非可以不分辨阅读和接受的次第，而是有“道德性命之说”与“文辞篇章之有”之别。这绝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的区别，而是二者在精神旨趣上就大相径庭。因为，在张宇初看来，“文辞篇章”在学人理解时，要寻找能够在德行上起到从历史关照现实、重塑现实的应然作用。正像让•格朗丹对于文本的理解:“理解一个来自过去的文本意味着将它转换到我们的处境中，在它里面倾听一种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的回答。”［7］185这正是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对于传统的“理解”。2．从“诠释”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意义旨趣在研究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时，有两个递进的理论层次需要明晰:一是张宇初对于经典，尤其是道教经典有其自己的挑选标准;二是张宇初在挑选自己重视的哲学经典之后，有其独到的诠释向度。经由其深入具体问题背景下的思维方式的哲学诠释之后，道教哲学经典具有了全新的演进空间和问答诉求。宋元以降，尤其是明初以来，道教世俗化进程加快，也由此为道教的整体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戒律弛散，道团、道士生活浮靡。“张宇初针对明初道教生活世俗化，戒律松弛，修行废堕，道教理论混杂于巫术神异等现象，提出清整道规，重新确立教制教仪”［1］663。张宇初自己在其《道门十规》开篇即申明:“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丧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为了在学理上抬高道教地位，张宇初从道统观出发，将道教的创始人继续追溯到传说中黄帝曾问道与之的广成子，其后有集大成者之老子。但是，我们需注意，张宇初在此无意于梳理道教的发展源流，而是为他的哲学诠释学做理论铺垫和支撑。首先，与传统学者不同，张宇初将《老子》道学诠释的重点从修身养性转移到儒家擅长的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上。他说:“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五利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祷祈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道门十规》)体会张宇初此一文本时需注意，“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者是其预设的境界和效果。但是，在处理儒道哲学义理的关系上，张宇初更加倾向于道体儒用论，即道家清静无欲境界的获致须经由儒家存敬修为的实在路径，即在达到此境界前“应当斋戒，洗心涤虑，存神默诵，反对非毁经典和念诵时不存诚敬”［1］663－664;反之亦然，即儒家平治之功所达到的境界必然是道家清静无欲的效果。伽达默尔在阐述其效果历史原则时说道:“历史高于有限人类意识的力量正在于:凡在人们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就在那里得到认可。”［6］426张宇初所指出的研习道教哲学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者即为伽达默尔“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人，这种人认为可以径直悟取本心而达致全德之仁。其次，与对待其他哲学经典一样的诠释态度，张宇初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也是有其自身特质的。他对六经诠释道:“圣贤远矣，而其道俱在者，六经焉。夫《易》以著阴阳，推造化之变通也。《诗》以道性情，别风雅之正变也。《书》以纪政事，序号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赏罚，明尊王抑霸之统也。《礼》以谨节文，明上下等级之分也。《乐》以致气运，达天地之和也。凡圣贤传心授道之要于是乎具，蔑有加也!”(《岘泉集》卷一《慎本》)张宇初主要想表明的是道不是儒家一家之得。相反，他认为“黄老在儒家之先”。故经过诠释树立道教自信，“立黄老为道教本源，自可给予道教徒道先于儒、道高于儒的精神支柱，便于在儒学排挤下争得道教的文化地位”［2］452。张宇初如此诠释的合理性仅仅在于他将三教哲学汇归于一，汇归于道，为道教研习者扫除了宗门派系的纷繁干扰而直入道庭。但是，“历史意识实际上必须考虑自己的历史性”［6］510，显然，张宇初汇合三教哲学于道教一家之言的历史意识没能将历史意识贯穿彻底。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张宇初在诠释传统哲学经典时，并非如王学左派的任意解经，他把其哲学诠释的合法性建立在哲学思想史演进的合规律性之中。这其实可以从其诸如“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之类的话语中分析出来。3．从“实践”维度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理论结构从哲学诠释学实践观点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结构在于:以道家哲学为基点，以儒佛义理为两翼;以持敬致知为先，以身体力行为重;以继承传统为先，以发展传统为重。首先，无论是从儒佛的义理内容还是经典承传文本形式来讲，张宇初都给予了充分的认肯。但是，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张宇初宗主老庄的立场没有变。在赞扬上古时期政治清明时，他说:“三代之世，道在唐虞，后之言道者，必曰是焉。盖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备者三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尽君道也;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尽臣道也;孔子颜曾思孟之为师，尽师道也。千万世之所法，未之有改也。”(《岘泉集》卷一《慎本》)这是对儒学的肯定，也是对儒学为之立言的道统的肯定。尽管如此，张宇初还认为，“学必有本焉，经世出世之谓也。故学非所当务，则不足志也矣。其所当务者，经世之学，则圣贤之道也。……必求乎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岘泉集》卷一《慎本》)这样，通过实践性理解和诠释，张宇初寻求道教哲学诠释学的普遍性，尽管这一普遍性的彻底性仍可商榷。伽达默尔在论述作为诠释学任务的重构和综合时说:“对于一部流传下来的作品借以实现其原本规定的诸种条件的重建，对理解来说，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辅助工程。”［6］244重建也即张宇初道教哲学的基本方法论。重建与理解、诠释是一个过程的两面，他们共同构成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其次，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实践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在于:从修行观上厘定其道教综合式修行功夫。他主张性命双修时称:“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道门十规》)通过此诠释实践，他重建了道教哲学新的修行观。但这并没有摒弃其道教哲学旨趣的主导基础。如张宇初论道:“道不行则退而独善，以全其进退于用舍之间而已矣。故高举远引之士，将欲超脱幻化，凌厉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也。”(《岘泉集》卷一《慎本》)在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中，“出世”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人在这种境界中超越自己本身的有限性而与无限的宇宙生命融为一体，这也可谓一种新的超越观。卿希泰先生论及张宇初的哲学思想时，认为“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思想，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是切中肯綮的。伽达默尔在论述诠释学的应用问题时说:“理解的奇迹其实在于这一事实，为了知识传承物里的真正意思和本来的意义，根本不需要同质性。”［6］440在此，张宇初通过哲学诠释重建新的道教理论，并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身体力行，通过更新和发展传统来维护传统的权威，以对历史性的自觉追溯历史性之后的同一性，即与伽达默尔不通过“同质性”而深入把握“知识传承物里的真正意思和本来的意义”旨趣一致。
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意义及其局限性
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为道教传承树立了全新的发展范式。在道教哲学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这种范式与其说是在吸收三教哲学资源基础上对道教哲学作了总结，不如说为明初中期之后道教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学理空间和实践空间。而其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过于理性化和学院化而不利于宗教信仰实践的生长。(一)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意义有学者称“张宇初生活在明初，其哲学思想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8］。这一说法是确当的。但必须明白，张宇初道教哲学思想在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生存的时代，而是其对道教研究新范式的开启。这种新范式主要是通过哲学诠释重建和发展哲学义理，寻求理论的体系性和普遍性。通过其哲学文本，可以发现，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究其实是具体通过哲学语言概念含义的历史梳理和独特解读实现的。如他在论其哲学概念“心”时说道:“故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曰太极，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为太极也。”(《岘泉集》卷一《冲道》)程朱理学以来，中国哲学的一些主要概念经历了很长的流变过程，如“心”、“本心”、“理”、“气”等，与之一起衍变的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张宇初是通过其道教哲学诠释，具体来说通过语言概念的详细分析而达到这一诠释的目的。伽达默尔在论述诠释学的普遍性观点时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6］667在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中，语言观就是他的世界观，即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诠释和实践在语言这一唯一而自足的世界中次第完成。(二)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局限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局限主要在于:义理语言诠释过于理性化和学院化，不利于宗教信仰实践的生长。这主要指涉张宇初道教哲学将道教未来的发展过分倚重传统思维，即单向度的哲学义理的体系化建构。虽然其哲学中并非没有提及在日用常行中体贴道体修行之处，但这种修行观的真正落实需要普通道士良好的三教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既需要博大的胸怀来包容，也需要很高的思想境界，且这种境界是建立在理性宗教观的基础上。显然，这对于道教普通信徒来说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因而很难实现教众基础的扩充。这也是张宇初道教哲学历史地位有限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因为其本身哲学学说思辨水平不够高明和德性造诣不够深厚。简言之，张宇初道教哲学诠释学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张宇初的道教思想，以及通过张宇初的道教哲学思想考察明初中期中国哲学，尤其是道教哲学思想史的演变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