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虑祖国和同胞的命运，关注迫切的现实问题
穆尔莫尔卡帽是18世纪以前俄国男人戴的御寒的皮帽。戴穆尔莫尔卡帽是斯拉夫派的主张，他们认为爱国要从小事做起。屠格涅夫是著名的西欧派，他认为俄罗斯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借鉴西方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那种保守与狂热的爱国态度在屠格涅夫看来是可笑的，不可取的。可以说，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严肃思考，贯穿在屠格涅夫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之中。1877-1878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只要兵戎相见，势必血流成河。散文诗《鸫鸟》中，屠格涅夫表达了自己对前线战士的担忧，对昏庸无能指挥官的谴责。天生一副慈爱心肠，一向反对流血斗争的他，痛心自己的同胞兄弟流血牺牲，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厌恶和不屑。“这里既没有人无辜屈死，也没有人因罪赴死：那是打谷机在敲打一束束谷穗，是瘪是饱———让时间来证明吧。”[4]在散文诗《“绞死他！”》中，作家对俄国军队中长官跋扈，对士兵的生命视如草芥的现象也做了形象描绘，其中的黑暗现状可见一斑。屠格涅夫牢记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所倡导的文学的“人民性”原则，对生活底层的人民非常关注。《乞丐》中，年迈的老者衣裳褴褛，潦倒不堪，伸出一只浮肿的、发红的脏手在喃喃地祈求施舍，即使这样，他完好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在散文诗《白菜汤》里，住在一间简陋茅草屋里的老寡妇，黑魆魆的脸瘦得凹下去了，被贫穷的生活折磨得不像样子。作为果戈理的追随者，屠格涅夫在这些诗篇中提出了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穷问题，含蓄地表达了俄国社会需要改革的心声。父与子两代人的矛盾是一个千古常新的话题。屠格涅夫在1862完成了《父与子》的创作，小说主要表现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中“父”与“子”两代人在政治、哲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在散文诗《诅咒》中，屠格涅夫再次展现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与以前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大相径庭。两个农民──父亲和儿子产生了激烈的纠纷，儿子侮辱父亲，父亲和儿子的母亲一起诅咒儿子。显而易见，屠格涅夫表现的依然是隔膜与仇恨的父子关系模式，只不过是放在家庭中，而非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而已。事实上，任何时候，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总是存在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家庭也是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真诚赞美革命者，剖析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反对农奴制是屠格涅夫思想体系中先进因素的核心。作家的民主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其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各个方面，尤其体现在对待革命者的态度上。屠格涅夫虽然反对暴力革命，不赞成革命者的激进立场，但他发自心底地赞赏他们为人民谋求解放的崇高目标。自始至终，他对革命民主主义者怀有尊重和敬意。在流传甚广的散文诗《门槛》中，作家刻画了一位为了革命事业愿意牺牲生命的俄罗斯女郎。《门槛》通篇都是对话。在门内的声音和俄罗斯女郎之间的对话中，可以发现，迈进门槛，即投身革命，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切不幸，还有死亡的命运。尽管这样，女郎还是做好了经受一切苦难和打击，甚至准备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准备。更揪心的考验还在于，可能会对现在所信仰的东西不再信仰，无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是，坚定的俄罗斯女郎平静而胸有成竹地回答:“就是这一点我也知道，我仍然希望跨进去。”[4]为了自己坚信的事业，女郎走进了那座模糊不清、透出森森寒意的高大屋宇之内。有人骂她是“傻瓜”，作家却在结尾处以“圣女”点题，表达自己对这位无名的俄罗斯女郎的景仰和崇敬之情。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俄国出现“民粹派运动”。民粹派认为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以为他们会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自己的革命主张。可叹的是，群众对自己的言行反应淡漠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处女地》对民粹派与老百姓的关系做了不偏不倚的一针见血的描绘，表达自己同情他们，而并不赞成其行动的态度。晚年，作家继续思考着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散文诗《干粗活的人和白面书生》便是作家再度深思的结果。这篇散文诗采用的是干粗活的人﹙老百姓﹚与白面书生﹙革命者﹚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到，革命者和百姓之间显而易见的隔阂和疏远。劳苦大众对革命者之死如此麻木不仁，令人不寒而栗。在散文诗《敌与友》中，屠格涅夫继续描绘了越狱者（革命者）与最好的朋友（老百姓）之间令人痛心疾首的关系。在另一篇散文诗《“你会听到愚人的评判……”》中，作家对大众冷漠的态度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一个人为大众尽力而为，本应得到该有的尊敬和感恩，可是他得到的却是人们的不解、鄙视和叫骂，甚至被视为敌人的结果。屠格涅夫悲哀着造福之人的悲哀，同时，也给这些孤独的造福者开出了一剂灵丹妙药：那就是继续工作，别替自己辩解，更不要指望获得公正的评价。只要带来的食品是有益的，能拯救人于饥饿之中，即使他们忘却自己的姓名也是微不足道。这正是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真实写照。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会出现不断进步的社会和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三、针砭社会痼弊，鞭笞人性丑恶
谢皮诺娃指出：“讽刺是一种旨在用尖锐的揭露方式突出表现生活中的反面事物……讽刺的对象是生活中畸形的、丑恶的方面。”[5]“它所嘲笑的并不单单是一般人类的缺陷，还有造成这种缺陷的社会现实”。[6]屠格涅夫向来与一切黑暗丑恶的东西势不两立，在散文诗中，他扮演起时代的道德代理人、社会的“清道夫”角色，对生活中种种可笑又可鄙的人或者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在《心满意足的人》中，屠格涅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恶人的得意忘形的丑态。他年纪尚轻，走路连蹦带跳，在首都的街上跑着，浑身上下都显得心满意足和欣喜万状。原来，他兴高采烈的原因仅仅是他编造了一个谗言中伤一位熟人，并且费尽心机传播了出去。丑恶者由外及里的全部不堪，刻画得淋漓尽致。《通用的做人之道》是一篇对话体。虽是两个人的对话，但基本上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作家采取了直接让恶人登台表演、自我暴露的办法，让他在台上不知羞耻地卖弄自己的做人之道，一个不可救药的完整的恶人形象跃然纸上。在《傻瓜》中，屠格涅夫又塑造出一个心肠黑、坏点子多、说话尖刻还被人们误以为天才的恶人。这类欺世盗名的“傻瓜”权威竟然能在俄国社会如鱼得水、飞黄腾达，原因在于他们都身处胆小鬼的世界。胆小鬼都是胆小怕事的自私自利者，他们会随波逐流而不问是非曲直。正是他们的懦弱和自私纵容了这些“傻瓜”，使得所谓的权威们能够横行于世。屠格涅夫抱着一颗忧患之心，愤然地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和鞭打。在《自私自利的人》中，屠格涅夫对另一类自私自利的恶人大加讨伐，称他们为生活的怪物、美德的败类，和毫无掩饰的恶人实质上并无二致。屠格涅夫笔下形形色色的恶人，与西方其他国家“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中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自私自利的典型可谓一脉相承。作为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一直以来，屠格涅夫对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对人性中的毛病和缺陷或婉转或直言不讳地批判。在《最高神灵的宴会》中，作家道出了某些真相：在被邀的美好的德行中，“乐善好施”和“知恩必报”两位女神自有世界以来，一直素昧平生，还是首次见面。这世界如此不堪也就见怪不怪了。正因为屠格涅夫既有客观冷静观察社会生活的态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又真诚地同情革命者，才创作了一些流芳百年的优秀社会政治散文诗。它们是作家政治态度和坚持人民性创作原则相统一的见证。
作者：朱红琼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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