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藏于青楼中的明中期才女，大多出身社会底层，迫于生计混迹于红尘之中，造成与受封建压迫的传统女性格格不入。她们不像一般女性那样局限于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模式。特别是在与受过较高教育的才子交往日繁之中，在琴、棋、书法等方面受这些文人的影响，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才女为代表的世俗艺术文化和以文人为代表的正统封建儒家文化相互糅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明末文化风格。本文将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才女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她们文化艺术内容造诣表现、当时文人才子思想变化、为何两者能相互交融、这种关联性对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等方面加以分析。
关键词:明末才女;才子;文化艺术;社会风俗
一、明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急转对文人艺术追求和生活的影响
自明朝以来，原有的元朝四等人制、萨满宗教思想浓厚、武力统治等残酷的治国方式终结，转而重新回到宋时儒学为宗的传统汉人统治方式上来。南宋以来形成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让人生活在严密的礼制之下，尤其是妇女又被统治者所推崇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枷锁所羁绊，直到正德以前，即便是青楼才女也不得不顾及理学影响，日常生活不过饮酒作乐，不敢有过多放纵任情之举。弘治进士沈梦周《青女记》中记载了他与当时扬州才女小元婴的故事“杯筹交错，几盏小酒，卿饮吾复饮，桌上肉糜久不动，贴耳述诉事，醉倒乡愁，明日惺忪眼，空寂而归。”由此可见弘治年间的才子不过在青楼里述说家常事，饮酒寻欢，青楼才女也仅是强颜欢笑罢了。相互之间更不会上升到艺术、文化上的互相倾诉、琴棋书画上的交流鉴赏。明正德年间，明开国以来简朴、严肃的社会风尚发生急转。首先正德皇帝建造豹房，饮酒作乐、与野兽为伴。崇尚武力，与北方的狄族为战，喜欢战争，事事讲声势、排场，极力宣扬国威。《明史．正德》载，“武宗豹房穷尽饮酒，亲持火仗、宝剑于乾清宫，狂歌吟诗，不慎起火，奔而笑曰“真乃好烟火”乾清宫毁掉之后，正德又在原址建造了比原来大两倍的宫殿、并搜集京中大臣珍宝怪石以充之。大臣们争相效仿。《武宗旧事》①记载“大臣越祖制，朝中思妾之淫欲，朝罢归家，听曲闻琵琶。出恭四妾服侍，掩味而燃胭脂香。”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影响了为博取功名读书人的思想，他们也羡慕并效仿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正德之前的秀才举人读书虽也有争取功名利禄之心，但“忠君爱国、建立功业”的信仰也时时存于笔端，其自身刻苦读圣贤书，耐住生活清苦，不过“箪壶瓢浆，一日清粥、青菜而已”。但是正德之后，读书人经常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时时挂在嘴边，即便穷苦出身的读书人也是衣着光鲜、手持小扇，饮食极尽讲究，散尽家财结交朋友。《仕子迷途》②中记载，保定举人杨其保，家父乃村壤一酒家掌柜，进账一日几两碎银而，其保日日与友人家中饮酒，吟诗书画，不问家中琐事，其友醉酒而归，不付一文，杨父哭而告知家中艰难。其保怒曰“余如此散财为何?官宦奢靡日日笙箫，余独羡乎?何寻媚娘兮?何居广厦兮?何酒肉不缺兮?唯有如此得一进士，方登大雅。”社会奢靡风气的盛行，更刺激士人追求高官厚禄的激烈愿望，但士人真正能高中进士，得皇帝廷试授予官职者如凤毛菱角，不是“白发苍苍难为宦”就是“一朝弃试隐林吟”。高度期望与落第的巨大心理差异，使得这些失意士子更加沉浸于酒色之中，要么隐居山林饮酒作画，要么去风月场所向心仪女子吐露内心痛楚，传授她们琴乐、书画、文章，从而排遣内心伤感之情。自己才华不被统治者欣赏，就寄希望于这些有一定艺术功底的青楼女性成为欣赏者。再加明中后期阳明心学思潮的影响，士人们追求个性解放、任性适情，这一时期才子其艺术作品，开始脱离宋以来宫廷画、山水画、诗词等正统儒学文化体系，向往心性自由、风俗生活。如唐伯虎的画多以仕女图、春宫图为主，文征扇面的题词也以描写男欢女爱、描写社会风俗生活为主，民间人云“才子忘却圣贤书、题诗作画太风俗”，他们的书画作品也正是当时读书人生活心态的反映。
二、正德、嘉靖年间才女文化艺术受才子渲染后的特质
(一)市井文化与儒学文化相包容正因为上述原因，正德嘉靖年间，才女文化和儒学文化相互交融显得异常明显。青楼中才情卓绝的女性群体逐渐兴起，以青楼才女为代表的女性相较于深闺女性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她们的社会交际圈复杂且广泛。与深受礼教影响、严守妇德规范的闺阁才女相比，青楼才女少了妇德礼教的约束，加之城市墨客文化、茶铺书肆、读书、赏乐等文化艺术形式的兴起，为她们提供了相对宽泛的生活艺术文化学习空间。知识分子一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态度，特别是喜于流连在风月场所的才子来说，也已厌倦“牡丹花下死做鬼也”的无聊生活，更注重于吟诗作画这些精神生活世界。才子们自然会对她们经常接触的这些女子才、学、德方面重视，把这些艺术文化知识乐于授于她们。而这些才女们也被这些名仕们的才学、礼教文雅所折服，愿意习之。《花僧惹草》③登州法陀寺智癫和尚本为举人，因屡试不中怒而为僧。喜书，尤以狂草和仕女、春宫类型的画作闻名当地。常醉酒而访登州才女贾月。书中有云“智癫不闻儿女情，正坐上方书墨间。教于小月琴棋画，学礼摹篆空等闲。”智癫本为举人出身，通懂书画艺术。做为儒子，熏陶于封建礼教，应不沉浸于仕女、春宫这种伤大雅的书画中，更甚者，竟传于歌伎。造成“儒学之士藏，歌伎女子读圣贤”的怪现象。实为雅俗文化相互影响、充实艺术文化的现象矣。正德、嘉靖时才女和才子们在社会背景、遭遇变故、人情世故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为艺术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江南地区以风花场所居多，能书画女者产生了小社团，专以交流艺术。她们外出游历、拜访才子，互赠诗歌，甚至介入双方的亲属的社会圈。才子墨客们因应试、才学也会相聚为团，以茶诗会友，还会宴请才女助兴。伴随交往繁多，双方文化艺术才艺也得以展现。在社会背景方面，才女们大多出身清苦或家庭父母变故，又不甘于贫困而沦为娼妓以求生活。才子们也同样如此，因其出身于小农、小商家庭居多，无机会得到士大夫引荐、也无法世袭官职，唯有科举之路才能出入宦家之门。如唐伯虎母亲早亡，父亲在乡里经营酒馆为生。唐伯虎的骈头崔樱桃母亲本为娼妓，父亲则是市井泼皮。在遭遇变故上，才女们或父母早亡无家可归无所依靠或家人作奸犯科逃避劫难。更是渴望身边有一倜傥能文能书者为伴，排遣寂寞。当时才女们寄期于偶遇一知音，能重金许于老鸨，与其过平凡夫妻生活。才子们则是自视甚高，自以满腹经纶。但仕途不顺，科举之路为艰，落榜者不胜枚举，内心苦闷之情不言而喻。为发泄心中不满，展现自己才华渴望被人欣赏。才女们因交往各阶层男性最多、对世间世故看空一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自然养成了娇媚、柔情、体贴的性格，这让才子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共同的遭遇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话题成为共同的知己，共同的知己是用文化艺术形态来表达。此时，雅俗已没有明显的界定，不管是才女们的雪月风情、平俗的诗歌或是秦淮艳曲在这些音律中、诗词主体中都包含了读书人对她们的授教、礼仪妇德的传播。文化包容看到了才女和才子之间的思想包容，冲破了封建束缚，打破了读书人和才女之间的禁锢。以平和开阔的心态对待男女关系。
三、正、嘉年间糅合才子文化艺术下的才女艺术文化解读
才女才学气息的形成在最初始阶段无疑和前朝普通歌伎一样，是男性娱乐需求的产物。如若她们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才学广博的文人，也鲜有机会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只有琴棋书画、古典文学这些载体拉近才子和才女的距离。是才女必然多才多艺，在艺术修炼中大部分是无奈被动的学习过程，一方面是文人风雅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才女们接触了更高层次的艺术。又适逢明中期的奢靡之风盛行，从而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需求。所不同的是，正、嘉才女们在熟习各种艺术技艺的同时主动与当时才子的文化艺术相融合，形成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对世俗文化、天启、崇祯年间名气更大的才女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传承方面来讲，以才女为载体的艺术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保留和散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之所以正、嘉年间才女们的艺术才学吸收了当时文人的才学精华和所表现的文艺思想。大背景上说是受到绘画、文学、戏曲社会文化的走向，引导了才女文化的发展。从微观上则是名仕的嗜好有密切关系。在绘画上，自明朝以来，文人画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阶段。由宫廷画家发起，各地才子响应。不管是街景画、风俗画、仕女画以笔墨粗细表达景观远近、虚实结合，潇洒飘逸。它反映了正、嘉以来文人“独善其身”的淡雅心态。弘治朝以后，明朝统治秩序趋于混乱，文人入仕受阻与政治无缘。文人画是才子们对政治悲观无望寄情山水下的产物。庞有年《朝画》云“前朝万物净待废，仕途阻隔复无路，献身画墨净精神，淡泊逸气书心灵。”这些自然影响了与之交往密切的才女，以期文人画靠拢与文人风雅结合。才子笔墨传情的特质也影响到了她们对艺术的理解。使才女们的创新境界和创作水平大幅提高，到达笔墨与心灵的交接。诗词文学上，心学在嘉靖末年已经开始并且与禅宗相混。摒弃了八股结构、儒学套路，展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诗、词、小文中更是突出了玄幻虚灵具有性灵之气的作品。这些作品突出了才子们在生存实践中逐渐认清自己乃是有多种欲望和追求的单独个体。人先为个体存在而后为社会存在。正、嘉才女接触才子文学颇多，自由气息迎面而来。才女为了展现自身身世诉求，通过文学获得自身价值，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气息相吻合。通过文学，才子以个体表自由，才女以哀叹身世悲怆表自由。正、嘉才女才艺出众、并涉猎其他方面。尤以音乐、乐法、乐器为长。这与明中音乐的发展密不可分。正、嘉之前乐器品种单一、不过琴、瑟、琵琶、箫耳。填词内容也极度匮乏，多以宋词充实。曲调上不过汉乐府遗章。正德以后，简朴治国全无，为了烘托明朝文治武功和八方朝圣奢华场面，自官府至民间对音乐律法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新，有了官方支持，民间音乐家少了禁忌，优秀作品涌现。“金”类乐器颂钟、笙钟，“石”类笙磬、鸣球，“革”类县鼓等都是在正德、嘉靖年间产生的。在谱调上也一改前朝冗长、深沉、重音的曲风，在不同场所有不同的音律风格。还吸收了胡夷元素。郭沫若《孔雀胆》对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有很好的概括描述“青楼笙、瑟、琵琶、松琴居多，苏扬才女卓不下十余种，或悠扬轻松快活，或闺怨糜殇纵涌，小调轻音袅袅。每遇战事，宫廷乐师每次携之鼓具各不相同，鼓之舞之，不按规章，将士听毕热血迸发。即使民间清苦之家，饭后妻妾也会持自制乐器陪夫君小憩。”寻常百姓如此，才子文人更热衷其中。在填词上，才女文人在继承宋词基础上与“道”“释”相结合。表达出了寻求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强烈愿望。“音乐觅知音”，才女更是深受影响，寻得思想的安慰。从这个角度看，音乐更是为才女和才子之间艺术文化交流寻找到了合适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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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东 单位：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