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文物保护观念演化对我国的指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急速重建城市之余，意识到建设时要平衡保护历史文化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遗产理事会于1964年在威尼斯发布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亦称《威尼斯宪章》[6]，首次将西方保护历史建筑的共识确立为指引，亦成为日后国际保护指引的参考基础。宪章明确指出古迹的艺术性与历史性需要并重(宪章第三条)，以平息十八世纪以来两派之争。宪章首先引入“真实性”的原则（引言），改变以往欧洲建筑师常以自己对古建筑风格的理解随意演绎实物的陋习，然而当时并未意识到“真实性”这个名词在非欧洲建筑可能遇上的理解困境，埋下了日后国际文物保护界颇具争议的难题。澳洲站在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澳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遂在1981年写下一套比较具有泛民族视野的文件，称为《保护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7]。《巴拉宪章》一改欧洲文明侧重个别君主或建筑师风格的观念，提倡以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和社会性四项人类共通的文化价值观(CulturalValues)主导保护方案，因而比较适合重视社群文化的亚洲文明，因此《巴拉宪章》是现时众多非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原则的参考基础。《巴拉宪章》并不强求将古迹回复到特定历史面貌，反而提倡重叠层面的理念，认为“需要尊重地点上各方面的文化重要性的贡献”（第15.4条）。对于以砖石为主的西方建筑而言，当然极少会发生历史某时段前人为维修而局部换去某些砖石的情况，但是定期更换组件却是东方建筑的传统特性，因此对木建筑来说，保存历史层次的概念应包括更换的组件。对于中国民间建筑而言，依据当代的民俗和工艺修缮其实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不应强求修正或统一而铲除历史层面，需知同时保存及修复文物建筑不同时代的饰面是符合当今国际理念的。国家文物局从1997年起与美国及澳洲专家合作，将国际保护最佳原则与中国文物遗产的特点结合，最终在2002年完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简称《中国准则》[8]。尤其第5条指出“对文物价值(重要性)的评估应当置于首要位置”，意即在保护工作之前，必须先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文化价值评估，文物工作者不应单凭直觉和经验判断处理手法，这是与《巴拉宪章》的理念相符的。而对修复中国古建而言，第21条指出“保存现存实物的历史状况及不失讯息，任何修复应当尊重现存实物的重要性”，旨在防止有人为了方便讲述一套历史故事而篡改现存历史实体。
2国际保护意念中真实性理念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今国际保护文物古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忠实尊重历史信息，不应为方便演绎而任意修改古迹，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性”，国际上用的是”Authenticity”一词。其实这个词语沿自希腊文字“Authentikos”，意即“自动、自我、同样”，后演变为拉丁系统的欧洲语言（如法文或意大利文）里“Authenticity”一词。在英国牛津大词典里，这个词语有八项不同解释：权威性、合法性、事实性、拥有性、原本性、诚恳性、自创性以及无可争议之源头[9]，并无证据支持这个词语在英文里既“原”又“真”的必然性。如果尝试用中文“原真性”这个简化的三字词去等同这个多重含意的欧洲词汇，甚至反过来为了符合国际保护文物标准而推断为要“真”及“原”，这种理解就欠缺科学性。如何最佳地翻译这个拉丁文字，本文尝试依据实证分析。国际上第一次将“Authenticity”一词用于保护文物之上的是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这是因为当年执笔者十之八九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当时，Authenticity一词的概念并无引起太大的注意或争论，因为参与撰写《威尼斯宪章》的人分享相似的背景，对于保护文物的难题的性质及应付手法早已有了大致的假设”[10]。对于一位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来说，界定“Authenticity”这个常用词是无聊之举，但是对于非拉丁文明的工作者来说，却不能顺手拈来将简化的翻译作为专业标准。然而1993年出版的世界遗产（简称“世遗”）的《管理指引》（ManagementGuideline）却首先将这个词语的矛盾带到国际保护文物界去。其第24条规定“要符合申请成为世界遗产，必须通过在设计、物料、工艺及环境方面作出‘Authenticity’的测试”[11]。但凡测试必须基于普遍及客观的科学准则，而申请世遗要动用庞大人力物力，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世遗组织公布“Authenticity”一词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可是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文字里，翻译这个拉丁词汇根本是不可能的。在1994年的奈良峰会上阿拉伯及肯亚的专家均指出其语文中找不到一个相近的意念，而日本专家更加表示在日文字典中是将“Authenticity”译为惊人的“独裁”一词。因此，以常用字典去翻译“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并试应用专业文物保护的不合理性就非常明显了。其实现今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已与跟当年起草威尼斯宪章或世遗指引时相去甚远。昔日欧洲专家集中保护纪念性历史建筑的美学风格或残留证物，但是现今“对民居建筑、文化地域或是精神价值的重视，已经将重心转移”[12]。何谓民居建筑的原来设计、何谓民间文化的真实传统，无法单纯从现存遗址或物质中完美地表达，因此亦无法跟随1993年版的世遗指引，以简单的测试来判断。事件终于在1994年获得突破。“日本（的文物保护界）恐防他们将重要历史木建筑定期落架重建的传统，有可能在西方的框架中被视为并不真实”[13]，向世遗组织正式要求为“Authenticity”一词作出客观及适合全球文化的诠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遂于当年在日本奈良举行峰会，颁布了《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简称《奈良文件》。该文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必须扎根于其传统的价值，视乎这些讯息可否符合‘真诚’（Credible）及‘事实’（Truthful）的理解”（第九条）。基于以上概念，在文化遗产的领域中，“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便应该解释为“真诚性”（Credibility）及“事实性”（Truthfulness）两个观念的总和，理由是只有这两个理念方才可以为世界任何语言都拥有的词汇。而我国的《中国准则》将它翻译为中文时，放弃了“原真性”一词，采用了包含了上述两个理念的“真实性”一词作为符合《奈良文件》对“Authenticity”概念的共识的最适合翻译。接受奈良会议的成果，世界遗产组织于2005颁布崭新一份《实施世遗公约的操作指引》对“真实性”作出优化的诠释，不再硬性规定通过某些测试，转而是要求“（文物遗产）‘真诚’和‘事实’地表达其文化价值，（包括）形态、实质、用途、传统、环境及其他非物质传统与人民精神等因素”[14]。举例来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福建永定高北村土楼群，包括了明代客闽先民的土楼残址、清末民初的现存土楼，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华侨回乡所建的新土楼（图1），而近代村民因生活模式转型而对土楼的务实改动并不影响其文化价值，成为世遗当之无愧。
3我国对修复彩画工程保持真实性的讨论
梁思成先生曾指出以往的工匠常“将已破败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15]；对待饱经沧桑的中国古建彩画及壁画，柴泽俊先生亦注意到近代有些粗陋的维修工程上，“绘了新颖的晚期彩画图案大大损害了古建筑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降低了文物的价值”[16]。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建筑彩画不单是一件视觉艺术，更加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就应该遵守《中国准则》第23条所说：“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至于怎样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中第21条所说之“不改变文物原状”，又是否等同西方“真实性”的概念，多年来都成为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中一个争议性很强的学术问题。在2005年由《古建园林技术》杂志集合专家及匠师对此议题讨论并总结而成《曲阜宣言》[17]。对于近年一些仿效西方砖石遗址极力维持旧状的做法，宣言明确地解释“衰败破坏不是原状，是现状；对于已改变了原状的文物建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尽早恢复原状”（第8条）。宣言特别指出，中国建筑彩画除了“保护木骨、美化建筑，同时还有彰显建筑等级、昭示建筑功能的作用，（因此）如果残存的油饰彩画已经完全失去原有功能且无保存的艺术价值时，就应当重新修复”（第7条）。这样就解释了《保护法》中的“原状”其实不能狭义地限定为古貌，而应该理解为整体可以彰显“原有功能”（包括《曲阜宣言》所指的保护木质、礼制等级和艺术精神等功能）的状态。这个见解基于中国彩画的原本色彩构图和工艺制度所表达的文化价值比其残迹所传递的讯息重要，所以有限度地补绘遗迹彩画是符合《巴拉宪章》1.4条所说的“保护的意义是一切维护设定遗产地点的（文化）重要性的步骤”原则的。西方文明将修复古迹的传统手法称为“补缺”（Lacunae），特别着重“可识别”原则，我国有些人误解为“留白”，其实西方人强调的是“艺术完整性”，就是说补缺的部分应该在“视觉上比原物稍为后退，却又融合而不干扰地加强整体性。普遍原则是补缺要视觉上比原物后退，但又融合、不干扰而加强整体”[18]。罗马斗兽场的外墙也是用比原物颜色较淡的砖石修补的（图2）。我国一项较早就遵从《威尼斯宪章》原则的案例是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主持的广东省从化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梁上的木雕人像在“文革”时被斩去上半截，补上的半截雕像保留新木质感，既恢复了雕像视觉上的完整性，又保存了原物与补缺之分别，符合《威尼斯宪章》的原则（图3）。此外，该工程亦刻意保留墙上“文革”标语（图4），以示建筑上历史图文真迹，无分雅俗悲喜，符合《奈良文件》中“真诚”和“事实”地表达文物的文化价值的要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荣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全年最高杰出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与世遗中心邀请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审议了国际保护理念的相关文件对当前保护东亚建筑的适用性，并发表了《北京文件》[19]。《北京文件》指出“任何维修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文化传统)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传统做法予以应有的尊重，比如在有必要对建筑物表面重新进行油饰彩画时”。这是因为东亚建筑的髹饰及彩图并不等同西方砖石建筑表面的附加装饰，而是该文物建筑的美学、历史、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元素，因此不应要求像西方建筑任由饰面残缺而完全不用干预，因此文件提倡基于科学分析及传统手法重绘是符合“真实性”的保护方法。在2008年的《北京备忘录》更对此深入解释为“彩画保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其真实性表现为设计、图案、色彩的真实性，制作材料和工艺的真实性，精神与情感以及历史上干预痕迹的真实性等；完整性是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全面和完整”[20]。
4修复中国民间彩画的现代案例
4.1云南沙溪寺登街戏台彩画修复云南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市集，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专家合作进行全面保护，笔者参与其戏台木构彩画修复的工作。由于前人草率地在清代历史彩画上髹以丙烯酸化学颜料，故要先清洗这些错误的干预层，工序有四步：一，先用橡皮擦蘸上唾沫(含有酶成分)逐一擦去彩画上之灰尘（图5）及污秽；二，以海绵蘸上冰草酸小心抹去顽固化学塑彩；三，用纤维笔扫去木纹内之塑彩（图6）；四，浸稀释氨水的日本纸敷木表面，以中和冰草酸以免侵损木材及底层历史彩画。其实至此清洗及恢复原状已基本完成。根据西方尊重原物的精神，专家坚持对半褪色的彩画痕迹不作任何补色或填充（图7）。唯一要补绘的是木版画，偶有对色彩变淡之处稍作修补，坚持不在有笔足的部分修补，而在画面白色背景之处轻轻用毛笔蘸上近白矿物颜料加强白底，衬托出真正画面（图8）；对新补的画面，尽量以比原色稍淡之色和稍平之笔迹，令远看画面和谐，细看则新旧可辨。这种手法是严格遵守西方补缺和可识别性原则的，在我国实属罕见，更获得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优异奖。4.2香港青山禅院修复护法殿弥勒画像修复由县志和古诗显示，公元五世纪中期杯渡禅师从东南亚乘舟来华遭遇风浪，停在珠江口香港西岸，在山上岩洞禅修，后人设立青山禅院，该禅院可能是佛教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青山禅院辗转于1927年扩建成禅宗山寺的伽蓝七堂格局，其护法殿坐落中轴线的中央，其面向前的弥勒画像虽然已遭水迹严重破损（图9），却仍肩负七堂制的迎客重任，是重要的历史和建筑特征。笔者负责禅院修复工程，在保护弥勒画像时先洗去碍眼的污迹，再以稍退的色调补上缺失处，集中以调和背景的手法来突出残留的原来笔迹，而避免补绘主要线条，严守国际文物界补缺的理念，亦平衡中国建筑对回复画像的礼制讯息的真实性的要求。4.3香港景贤里大宅近代仿彩画修复在二十世纪初，我国新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立志肩负“中体西用”的使命，尝试创出一套“中国民族主义建筑”风格，抽取我国传统建筑里的布局或制度反映在新的建筑设计里，如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红楼均采用了演化了的清代官式彩画以暗示礼制或美学的精神。香港景贤里大宅（1937）的主人李氏乃二十世纪初的望族，负责联系英国政府和本土华商，因此大宅刻意以当时先进的水磨石预制件技术营造仿清代官式彩画装饰，以创意工艺造出立体藻头、圭线和十瓣旋花彩图等。近年景贤里大宅受恶意毁坏而几乎全失，政府及专家根据残物及旧照复原，笔者参与训练工匠帮助其重拾打磨水磨石（图11）和石灰塑纹铺金（图12）等技巧，恢复昔日以建筑演绎“中体西用”的历史讯息。4.4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神仙赴会图”保养流落海外的大型中国古代壁画中，最著名而现存最完整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内称为“神仙赴会图”的元代壁画（图13）。该壁画在1920年代由不法日籍商人从山西省某不知名道观切割后偷运出境，更在1933年为了方便运输和脱手而不惜毁坏画面以粗陋手法切割装轴，加剧画面裂痕。壁画辗转终由加拿大政府购入。笔者访问负责修复该壁画的波兰籍资深画师EwaDziadowiec，她首先将璧画进行全面清污，用与原来泥层同色的有机黏土加胶水填补空缺，再加热轻压令各层重新黏合，之后她根据当年未装裱前的照片忠实补绘。整个过程严守威尼斯宪章第12条里补缺文物的原则，以与原画背景相近颜色的底板补在四周边沿，在缺失的地方抽取原画围绕缺失处的颜色淡化，以无笔迹的淡色补上，以求远看形态重现，近看新旧笔迹可辨。这是不折不扣以海外技术拯救中国古代壁画的成功实例。
5结论
国际文物保护界经历两个世纪的验证及反思，为如何维护文物“真实性”作出符合东西文明的厘清。我国建筑建筑的彩画的文化价值不能局限于作为凝固的遗迹，而是通过其美学完整性、与所处的建筑的关系和作为民间技术承传的媒体，成为我国文明的一部分，是活着的传统。修复彩画应该先基于实证地断定其文化特征，谨慎釆取手法，在不破坏历史痕迹的情况下，真实地恢复其美学及工艺的精神与讯息。
作者：郑红梁以华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工学博士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文化遗产管理课程学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