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的空间——避暑山庄的皇权象征文化
避暑山庄作为传世古代文物，透视这座历史建筑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宫的建筑代表，肇建于1703年，占地564万平方米，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有学者考证，避暑山庄是按中国地理形貌选址设计的，以西北山区、东南湖区、北部平原区之形状地貌构成中国版图的缩影。同时，避暑山庄还集全国名胜于一园。嘉兴烟雨楼、镇江金山寺、苏州狮子园、杭州六和塔、泰山碧霞祠、西藏布达拉、新疆伊犁庙、北京故宫、蓬莱仙境、秦汉长城、蒙古草原、西湖苏堤等景观在避暑山庄集中体现。为什么避署山庄会“一庄浓缩九州景，八庙汇聚四海情”?因为它是君主彰显权威、雄睨一切以及万物为我所用的精神体现，代表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皇权思想。而且，避暑山庄通过不同地形地貌建筑勾勒了中国形象，以集全国名胜于一园体现中华一统，其寓意十分明显。因而，避暑山庄的政治含义远远超出一般帝王行宫的游玩与休憩意义。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为万世之倚构也。”承德避暑山庄从建设之初，便明确了其政治权力的构建。康熙皇帝执政期间，清朝饱受边疆少数民族和北部沙俄的困扰。为平定边疆、抵御外族入侵、给沙俄以军事震慑的多重考虑，康熙皇帝下令肇建承德避暑山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清朝统治者用来休闲娱乐、避暑兼处理朝政的行宫。但实际上，兴建山庄是出自政治考虑，康熙皇帝之后的几位皇帝无不希望将避暑山庄构建成仅次于紫禁城的第二大政治中心，在每年长达半年之久的常驻期间，既可以处理朝廷政务、休闲避暑，又可以打猎练兵，进行军事演习，以巩固皇权统治。一年一度的木兰围场秋猕①，实际上就是为了震慑北部虎视眈眈的沙俄而进行的军事练兵。由此看出，承德避暑山庄不仅仅是一座皇家园林和清帝的避暑行宫，清朝统治者们的权力空间在这里得以展现，避暑山庄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关键词，其文化的表征意义是基于皇权的政治考量。作为清代第二大政治中心和清朝皇帝最大的塞外行宫，清朝皇帝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驻在承德，在避暑山庄内处理朝政，接见各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直到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才结束了清帝在避暑山庄长达158年的活动和统治。此后，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落，一度荒废关闭。老百姓也因此称这座皇家建筑为“离官”，意为“衰败、离开”。历史上，避暑山庄见证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避暑山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慈禧与恭亲王奕诉也曾在避暑山庄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这些历史事件成为近代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由此，避暑山庄作为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不仅代表清王朝鼎盛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与艺术，也见证了清王朝权力的空间与变迁。
二、精神的家园——避暑山庄的民族象征意义
避暑山庄的开建时间与俄国圣彼得堡和英国白金汉宫的开建时间基本相同。而当时也正是这三个国家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之时。建设这样一座气势恢宏、充满文化内涵的不朽建筑，决不能简单地以“避暑”二字来理解，更要领会其向世界显示中国五千年文化实力、文明程度的用意，它深刻地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的民族象征意义。民族团结在避暑山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在清代历史上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和乾隆皇帝主要是通过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实施贯彻其民族政策的。康乾盛世时期，清帝先后接见过土尔扈特部首领以及西藏六世班禅等少数民族首领。为便于册封、接见各少数民族首领，在核心建筑“避暑山庄”的外围，先后建造了l2座庙宇，由于庙宇环绕避暑山庄而建，建筑方位呈发散状，而其中的8座寺庙直接由清廷管辖，俗称“外八庙”。乾隆在其撰写的《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提到过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的原因，内容解说补正为：“辛卯年，曾在避暑山庄北面的山上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既是祝福也是因为土尔扈特部归顺的缘故。今天在普陀宗乘之庙左面的山冈上修须弥福寿之庙，则是因为班禅额尔德尼要来觐见，于是仿照他所居住的扎什伦布寺的样子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以供他居住和静思。这也是依照皇祖为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来京在京师修建北黄寺的先例。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是因为我们恩的邀请，今天六世班禅的觐见，则是出于六世班禅的自愿”。由此可见，班禅六世觐见乾隆皇帝这一重大事件加强了朝廷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其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外八庙”环避暑山庄而建，呈烘云托月之势，寓意了边疆各族人民与清政权的关系，后来主要用来进行民族团结活动，贯彻康乾的统战政策活动，表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此看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是清朝鼎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权巩固、民族团结的象征，可谓“一座山庄，半部清史”。避暑山庄的盛衰史也是清王朝的盛衰史。朱诚如认为，避暑山庄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在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中国承德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清王朝依靠避暑山庄解决了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的北方民族总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的问题，绥服察哈尔蒙古，喀尔喀蒙古，征服了准噶尔蒙古，解决了回部问题，使北方成为比较安定的疆土。这是清王朝的历史功绩，也是避暑山庄的历史功绩。”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避暑山庄语言文字的使用。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外八庙”)门匾和碑刻的不少地方使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进行刻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解析，语言关系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既有语言和谐又有语言不和谐(包括语言矛盾、语言冲突、语言歧视等)。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的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共同发展；既不相互排斥或歧视，也不发生冲突。这既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处理不同语言关系时，加强民族团结所必须研究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满足多民族语言的需要，以彰显各民族语言的平等，突出文化的多样性，倡导民族的共生共荣，以增进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
三、文化的外壳——避暑山庄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整合的。为发挥其功能，文化的各个方面必定合理地整合在一起。在文化的包容性方面，避暑山庄同样具有兼容并包的气质。避暑山庄的文化特征可以从物质形态和人文形态两方面加以诠释。从物质形态的角度看，避暑山庄的肇建遵循着康熙帝“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的设计理念，山庄借助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通过引水入山庄，依据自然地势兴建人文景观带，巧妙地将全国美景浓缩在一个山庄内，既有中国江南水乡的唯美，又有塞外的苍茫，宛如一幅中国版图的水墨画，是中国皇家园林造诣的集大成者。世界文化遗产评估机构给予避暑山庄这样的评语：“在建筑上，它继承、发展、并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建筑技艺撷取中国南北名园各寺的精华，仿中有创，实现了中国古代南北造园和建筑艺术的整合，它囊括了亭台阁寺等中国大部分建筑形象。”无论是造园还是建筑，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都不仅仅是素材和技艺的单纯运用，而是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学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融注其中，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从人文形态看，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对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与外交的历史影响与价值意义深远；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可辨识的非物质文化载体，如牌匾、诗文、碑刻等可以用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加以考证。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精神、“三教合一”的文化融合、“百花齐放”的艺术表现在这座历史建筑中都有充分而完美的体现。比如山庄周围的寺庙中既供佛祖又供龙王，关帝护佑着菩萨，文庙武庙相邻，不同文化在这里共生共存。徜徉其问，使人能够充分领略儒家中庸的治世思想、道家和合的养生法则、释家慈悲的修心要求，让人感受到中华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无限时空。可以说，避暑山庄是一座传统文化的宝库，是一部传统文化的教科书。通过以上分析，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文化载体，所弘扬的精神和文化理念是“大避暑山庄文化”和“大避暑山庄文化价值体系”。由“大避暑山庄文化”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如民族志视角下的文化符号关键词研究，少数民族政策与文化规约之间的关系，以及承德区域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的演变与传承的价值观念体系等诸多课题摆在学者面前，值得深入探究。这座古代历史遗迹、皇权的私密空间，如今已变成现代的公共建筑，为世界人民所共享。语言学家王士元指出：“不同的语言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不同的语言文化对现实造成的不同的感觉。”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座建筑作为文化符号的表征意义需放在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角度、跨学科的视阈下进行深度解读。承德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向世人展示着它独特的人文魅力，从文化符号的角度进行解读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公共建筑折射出的象征语言是多样性的，承德避暑山庄承载着中国不同历史150时期的“权力空间”“精神家园”及“文化外壳”等多重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座公共建筑的文化表征意义进行深度解读，希望是一次积极且有意义的尝试。国内著名语言学张民权指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如何发展?”在文化符号解读这一课题面前，且不谈语言的溯源，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析“我们是从哪里来”已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重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文化社会理论等研究范式进行文化寻根和反思是当今学者们需要共同思考和借鉴的。
作者：郭彬彬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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