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道教管理机构职制
道箓司是明朝廷总管天下道教的机构，隶属于礼部。其职责是：凡天下府州县宫观、道士名数，从道箓司核实，而书于册，申报礼部；各宫观住持有缺，从道官举有戒行、通经典者，送道箓司考中，具申礼部奏闻方许；道士申请度牒，亦从本司官申送如前考试，礼部类奏出给；负责简束天下道士，使之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理之；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11〕第一，设官不置署明代“各级道教管理机构设官不置署，诸司全设在道观内。道箓司在明初设在南京朝天宫，‘靖难’之变后，京师迁北京，建灵济宫于小时雍坊，置道箓司于内。宣德八年（1433），诏如南京式样建朝天宫于阜城门内（今白塔寺西），以置道箓司。至天启六年（1626），朝天宫遭火灾，道箓司始迁入东岳庙，终迄清，未有改变。其下各司官署亦设在道观内”。〔12〕第二，道官的品阶秩禄最初道箓司衙门各官，“一依宋制，不支俸”。〔13〕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重定文武百官品阶秩禄时，又命道箓司各官依品支俸。左、右正一，正六品，秩同翰林侍读、京县知县，月给米十石；左、右演法，从六品，月给米八石；左、右至灵，正八品，月给米六石五斗；左、右玄义，从八品，月给米六石。府道纪司都纪，从九品，月给米五石。州道正，县道会，皆未入流，俱不给禄。〔14〕第三，道官的选拔按规定，各级道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15〕“在太祖、成祖、宣宗等朝，大体按制施行，所选道官皆一时高道”。如刘渊然、李时中、邵以正、汤希文、曹大镛等都为一代高道。〔16〕“道箓司之下的府、州、县各司的设置情况，史书缺乏完整记载，是全国各府、州、县均设置？还是有条件者方设置？疑莫能定。推测当属后者，即具有相当数量的宫观和道士的府、州、县设置，不具备条件者不设置，待条件具备后再设置。一般来说，内地汉族聚居的府、州、县，宫观和道士数量大都较多，在洪武十五年中央设立道箓司后，应相继建立起府道纪司、州道正司、县道会司，但史无记载，已不知其祥”。〔17〕从中央到地方府、州、县，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道官体系。即备总枢道箓司，又有辖属机构，上下互为一体的有机管理体系，建立如此严密的、纲目齐备的道官制度，是以往各朝不多见的。各级道官有明确的品阶俸禄。明朝道官品秩皆备，则表明道官机构更衙门化，道职更官吏化。另外，道官的铨选任免成制，考课有常，迂转有序，衣饰伞盖有别，表明把道官完全纳入政府官员的管理渠道。道官机构的设立及严密化，是明初集权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诸多政策的一项措施，是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在掌控统制道教事务层面上的一种折射。
二、道士管理制度——“度牒”制
郑晓撰《今言》卷3记载：“王虎谷为祠祭郎中，疏请严试僧、道，精通玄典者，始与度牒。王晋溪问之曰：‘兄谓此可塞异端乎？若如兄策，此辈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间。今二氏之徒苟且为衣食计，尚不可遏塞与吾儒争胜负。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叹服”。〔18〕这段话透露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佛道须度牒；其二，佛道之徒苟且为衣食计；其三，佛道与儒争胜负。明代僧道被列为专门一类户口，是特殊人群之一。“凡民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19〕管理僧道户籍的主要是度牒制度。明代所定的道士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度牒”制。②度牒制度出于三个目的：一是肃正僧界；二是与王朝财政收入问题有关；三是控制僧道人口。该制度开始于洪武五年，到洪武十五年建立僧、道箓司后，略近完备。洪武五年三月，“给僧道度牒”，〔20〕当时礼部称：“前代度牒之给，皆记名鬻钱，以资国用，号‘免丁钱’。”太祖下诏废除前代出卖度牒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发给僧道度牒，并著为令。“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21〕太祖以后，“每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意欲通过严格获证条件和完善发放手续等办法，以继续发挥其控制佛道发展的作用”。〔22〕其获证条件和步骤如下：1、系籍：“入道之第一步”“凡出家而尚未获得度牒的初学者称道童，俗称徒弟。徒弟从师出家，寄名于宫观，造籍上礼部听候试经，唐宋时谓系帐，明代谓之系籍，是为入道之第一步”。〔23〕明初，朱元璋父子对道童的条件作了些规定：其一，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其二，本人愿意，父母允许。其三，本人出家后，祖父母和父母有人供养。其四，邻里保勘无违碍之事，并陈告有司得到许可。〔24〕《明太宗实录》卷205谓：“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25〕“符合上述条件，履行上述手续之后，始能入宫观从师系籍，成为道童。道童从师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经业，准备考试，时间为五年”。〔26〕2、考试：“成为道士最关键的一步”系籍“作道童满五年后，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考试是道童能否获得度牒成为正式道士最关键的一步，为明代诸帝所特别重视”。〔27〕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明太祖在归并寺观的诏令中，即强调指出：“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28〕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的诏令中，再次强调，僧道行童、道童随师习经三年（后改为五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29〕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成祖命礼部榜谕天下之文中，规定行童、道童“从师授业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附僧箓、道箓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30〕宣宗宣德年间、英宗正统年间也强调考试，亦有与之相关的规定。“正统十四年（1449）四月，再次规定考试之前，由僧道衙门进一步审查参加考试者的资格，并规定了应考的经典。”“除规定考试经典外，又规定实行两堂考试，一为僧道箓司的初试，二为礼部的复试。明王朝之所以如此重视僧道的考试，其主要着眼点并不是提高僧道的素质，而是以之为控制僧、道数量和防止刑徒和反政府力量混入僧道的一种手段。”〔31〕3、给牒：“入道的最后手续”“道童经过考试中式后，发给度牒。发放度牒的部门是礼部。道童获得度牒，即完成了入道的最后手续，其道士身份才最后获得国家的承认”。〔32〕但是，道童能否取得度牒，又要受下列两个制度的制约。第一，定期给牒制。洪武初年规定三年一给牒，永乐中改为五年一给，后冒滥益甚，天顺二年（1458）改为十年一给，弘治初，因左都御史马文升奏，孝宗停止十年给度事例。至七年，又因礼部禁约各处僧道不许来京请给度牒。〔33〕“仍将十年一度事例停止，待后僧道原额不足另行具奏定夺”。〔34〕《明孝宗实录》卷114谓：“太祖皇帝有三年一给度之制，以后日渐增多，故太宗皇帝改为五年一度，天顺二年，因冒滥益甚，英宗皇帝复改为十年一度，皆斟酌多寡，因时制宜，初无一定之制，况三年所度止三五百人则三十年不过三五千人，五年所度止一万人，则五十年不过十万而止，使此制常行则额数必不过滥”，“我朝给度旧制甚严，额数不足，则照缺度补，无则止”。〔35〕按当时的体例，额数不足之日，方许所在官司照依额内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给与度牒。“因此，即使道童从师五年期满，亦必待国家给牒之期，才有参加考试取得度牒的机会。”〔36〕第二，僧道总额。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37〕永乐中亦有类似规定。“即全国僧道总额数分别不得超过36000余名。只有当此额数不足时，才能按缺额之数发放度牒，如果总额数已满，即使考试合格，也不能获得度牒。上述这两条制度，显然是防止度牒发放过滥的有力措施，是控制僧道发展过快的有力保证。”〔38〕“天下僧道，额设不过三万有余，自成化二年以来，三次开度已逾三十五万，正数之外增至十倍，妨政害治莫甚于此。……陛下以废直等请给度而令礼部议处不许过滥，是已洞见其弊矣”。〔39〕明朝严禁私度③，并不断重申之。太祖对私度者的惩罚是“杖八十”。洪武三十年颁行的《大明律》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度牒的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其中包括：“凡寺院庵院，除现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授业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40〕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英宗下诏：“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众者。从给事中李性言也。”〔41〕天顺八年（1464），“令各处僧人年二十以上无度牒者，即便还俗，有隐瞒年岁者，并其师治罪”。〔42〕另外成祖、宣宗都发过严厉惩处私度的诏令。“尽管明前期诸帝屡下禁令，但却禁而不止，特别是在英、代以后，私度更加泛滥，原因是统治者官卖度牒愈演愈烈，私度也就畅通无阻，无暇顾及了”。〔43〕
三、宫观管理制度
“明初既面临元代寺观大发展的现实，又有元末以来民间秘密宗教存在的威胁，所以更加重视控制寺观数量的增长和加强对他们的管理。”〔44〕明初采取归并寺观的措施。元代的僧道纲纪紊乱，僧道又由元末的兵乱失去寺院而杂居民间。僧道远离出家生活，而世俗又染于游食的不良风气。朱元璋对此种社会现实的后果洞若观火。鉴于此，太祖决意整理寺观，“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45〕因此令衙门调查全国寺观。以此调查为根据，于洪武二十四年整理全国寺观，设《归并条例》，将小寺观归并于大寺观而使其净化。僧道居市者聚三十人以为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归并。《释鉴稽古略续集》记载：“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46〕此项措施的目的有二：其一，可以减少寺观的数量；其二，便于对僧道进行集中管理，以防逃军、逃犯和“邪教”分子混迹释道。“在加强僧道管理和防止逃军、逃犯“邪教”分子混迹方面，最重要的制度是令僧道箓司造‘周知册’”。“这是辅行度牒制的一项重要制度”。〔47〕据《大明会典》称，此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而据《明实录》记载，则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周知板册”，又称“周知册”，朱元璋令僧、道箓司将在京和各府州县寺院之僧道造成名册，备载其籍贯、姓名、字行、父兄名号，以及入僧道年月与度牒字号等，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比对名册，如有不符，即为伪冒，准有司送京治罪。颁行“周知册”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大明会典》称，此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一为《明实录》记载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实录》卷223记载：“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48〕另外《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亦有相关记载:“命僧、道箓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到处，即与对册，其父母籍、告度月日如册不同，即为伪僧”。〔49〕“试经给僧度牒，敕僧箓司，行移天下僧司，造僧籍册，刊布寺院，互相周知，名为《周知板册》”。〔50〕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礼部再次榜示天下：“若游方问道，……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以验其实，不同者，获送有司”。〔51〕对于朱元璋的“‘归并条例’和‘周知册’的用意，嘉靖中之詹事霍韬的一次上疏中，曾有过解释，可谓一语破的”。〔52〕《明实录》记载：“洪武中给僧道度牒，令僧道箓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对册，如有不同，即为伪冒。有令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其众，毋容散处，盖作奸倡乱自易觉察也。宜遵行之”。〔53〕宫观之组织，“明代正一派宫观院庵，可考者约有六十四，其中以大上清宫与大真人府最为重要。大上清宫乃正一派规模最巨之宫观，大真人府为天师所居，正一派教务发展的重心”。〔54〕第一，明代大上清宫之组织大上清宫法员其定额职掌旧无考证。根据宋代道士传记所载，宋代大上清宫的道士职称有：道正、知宫、副知宫、管辖、都监等职。宋时则有留用光、薛应常为管辖，洪微叟为都监，王袭明为道正，郭保宁为监宫，郑保和、徐处尚为知宫，李元溢为副知宫，吕惟一为知观等职。元代史料所载仅有提点一职。元代有道士张闻诗、李宗老、李嗣仙、詹益老、黄自明、方南翔等曾担任本宫提点。明代此宫的职事及员额分布：提点一员，提举一员，副宫二员，上座二员，监斋一员，直岁一员，掌籍一员，书记一员，知事六员，知书一员，知库一元。〔55〕提点是大上清宫住持，为正六品，明代任大上清宫提点可考者有：洪武年间张友霖、张迪哲；永乐年间有吴伯理，嘉靖初年张定汉、陶隐贤、王时佐；嘉靖三十七年（1558）张拱极；崇祯年间何涛曙。隆庆二年（1568）革天师封号后，以张国祥嗣教，兼任大上清宫提点。第二，明代大真人府职事员额明代大真人府之职事员额有：知印、都目、司务各一员，掌事四员，赞教、掌书各二员，知事四员。另有法箓都提点，法箓局提举、监纪二员。崇祯年间（1628－1643）增设监纪，相传52代张应京募兵捍卫乡里，什伯之长称为监纪，而后沿误成大真人府中法官之首职。〔56〕赞教、掌书二职，设于明太祖洪武元年，太祖即位，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入贺，太祖特设此二职，“以佐理玄教之事”，〔57〕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亦记载：“洪武元年以张正常为真人，……改天师印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赞教，曰掌书”。〔58〕任此二职者，必以大上清宫明习教典的道士担任，由皇帝任命。作为开国的朱元璋“深知宗教的影响力。因此，对于流传千余年的正一派不无防范之心，其设赞教、掌书二职，名为辅佐天师掌理教事，然实有监督的作用”。〔59〕《龙虎山志》卷8记载：“正统中敕以上清宫道士高缙云、周应翰为赞教，官彦矩、席克中为掌书。成化二年敕以道士邓玉元、王绍通为赞教，林智茂、朱文吉为掌书；嘉靖五年，敕以道士傅徳岩、邵启南为赞教，余永寿、詹望奎为掌书。是二员者必以上清宫明习教典之法员为之，而受命于天子者也”。〔60〕知印职责为掌管大真人印信的封开；都目掌大真人府地亩租税钱粮的出入；掌事掌赉捧表签及一切差委之事。《龙虎山志》卷8记载：“三项皆以在家之人克补，而旧志乃以冠于赞教掌书之上，失其伦矣。盖府僚原分出家在家二项。知印、都目、掌书、监纪等俱属在家；赞教、掌书、知事、法箓局、提举俱为出家”。
四、明王朝道教管理制度的贯彻实施
明代的道教管理制度应该说是控制道教发展的较好的办法，如果严格执行实施，应当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实际情形却不然，那些制度大都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无他，是明代统治者自己并未认真予以贯彻，有时还亲手破坏了他们。”〔62〕按照明代度牒制设置，礼部发放度牒即受额定总数，又受定期给度的限制。只有这样，度牒制度才能起到控制佛道的作用。但事实上，除了太祖和成祖严格执行外，其后诸帝皆有制不依，甚至滥发度牒，使其遭到巨大破坏。“这又表现在：非给度之年零星赐牒、提前给度或给牒超过定额及政府出售度牒。”〔63〕1、度牒制的实施政府出售度牒与度牒制与生俱来，在唐代即已出现。至宋室南迁，疆域渐小，经费支绌，便以出售度牒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之一。明代开国之初，太祖深知其弊，于洪武五年（1372）下令废“免丁钱”，不准以度牒鬻钱。〔64〕但几朝过后因财政问题，同样落入鬻牒的境遇。明·郑晓所撰《今言》卷2曰：“马钧阳尝上疏言，国制：僧、道府各不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县，额该僧三万七千九十余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人，共该五十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论之，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况不耕不织，赋役不加。军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创修寺观，遍于天下，自京师达之四方。公私之财用于僧、道过半，乞严加禁约”。〔65〕明代鬻牒，始于代宗景泰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大盛。孝宗年间，鬻牒之风稍落，至武宗朝又起。“政府出售度牒之风兴起之后，不仅度牒制之各种规定被破坏无遗，而且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转手倒卖度牒的现象……伪造度牒卖钱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仅天下度牒满天飞，完全丧失其控制僧道发展的作用，而且度牒本身也不再是僧道的身份证明书，仅是具若干交换价值的纸片而已。原来的度牒制度，实际已荡然无存”。〔66〕2、宫观管理制度的实施太祖和成祖之时，曾用归并寺观和禁止私建等措施，目的是把寺观数量控制在额定的范围之内，但时隔几代之后，此制度的实施即出现了偏离。后继者们大量敕建寺观及给寺观赐额。在他们的影响下，宦官们也大建寺观。民间的私建也连年不断。如此以来，其结果无疑与太祖和成祖意欲限制寺观额数之初衷南辕北辙。“明初所定的道教管理制度，自英、代以后渐遭破坏而被搁置，原拟限制道教道士和宫观发展的各种规章，大都变成一纸空文。在此情况下，道教在明代的发展也就愈来愈滥，道士的素质逐步下降，使道教逐渐失去其活力”。
五、结语
总的来说，明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唐宋时期的崇道政策，利用道教以及儒释二教作为统治工具。这既与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有关，亦与明统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有关。在明中叶以前，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是以崇奉为主。同时，明统治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宗教固然有用，但利用不恰当也会有害；宗教固然可以成事，同样亦可以败事。尤其是，明初宗教界的状况不尽人意，内部秩序相当混乱，某些僧道对明政权怀有敌意，甚至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组织起义。基于此，明统治者对宗教可能包含的某些负面作用有所警觉，故对其采取了利用与管制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对其进行管制，使其作用的发挥不至于逾越一定的界限。“这种崇奉、利用与管制相结合的宗教政策决定了道教在明朝的基本命运：能够在较优裕的环境中生存，但在思想不可能有重大突破”。
作者：曹群勇 单位：四川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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