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和合”观念与主体文化的建构和文化一体化的形成
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国家主体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则在于文化的先进性。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建构中华主体文化，其本身也成为中华主体文化核心内容的是传统的“和合”思想。首先，“和合”就是中国式的“一体化”思想，建构了中华主体文化。“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合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世间万物存在着一定的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实现恰以万物的差异性为基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合”即是“一体化”，是一种凝聚、整合。“和合”构筑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体化”的基本倾向和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多源”的，文化多样性是客观事实，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二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幅员辽阔，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文化特色各有差异。即便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区，其风俗习惯和语言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各有特色的民族、地区文化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分崩离析，相反缔造了一个万邦景仰的泱泱大国。究其根本，恰在于“和合”思想。“和合”思想熔铸了一体化的中华文化。纵观中华五千年，无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汉民族执掌政权，官方或民间的民族交流与融合都未停止过，文化的融汇、整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正如钱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5］在他看来，相对西方文明，中国文化的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6］“和合”的思想使得华夏“多源”文化，最终融汇、整合成为古老而又先进的“中华文化”。其次，以“和合”理念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确保了中华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则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基础。古老的中华文化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引领周边各国文化的发展，其影响力甚至远至欧洲诸国。这不能不归因于兼容并包的“和合”理念。“和”并非指事物的整齐划一，完全的同一无法实现“和合”，“和合”是多元基础上的一体。之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说的就是，既承认差异性，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因此，中华文化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和合”的精髓在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大的事物并非是用自身的强大去消灭那些弱小的他者，而在于包容性地吸收借鉴他者的长处，与其取长补短、共融共存，从而达到完美的和谐之境。可以说，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独特的创造和巨大的贡献，中华文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照寰宇、绚丽多姿。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齐、北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等等），甚至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如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满族建立了清朝等）。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都推动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与学习，在相互的交流中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得到发扬光大，最终融汇而形成华夏文明。战国“胡服骑射”推动了赵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黎族的纺织改进了中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此外，在历法、医学、文化艺术等方面少数民族都给中原文明以强烈的影响。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贡献才使得中华文化发展得如此丰富多彩，并具有无尽的活力。文化的多元开放，使得中华文明保持了千年的繁荣；相反，近代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最终让中国文化逐步没落，而无法抵制大量“先进西学”的入侵，最终导致了中华传统主体文化的断裂，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中华民族陷入了危机。历经百年沧桑，新中国倡导文化上的“二为、双百”方针，这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时代新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多元文化的复苏，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总之，传统的“和合”理念推动了华夏“多源”文化的一体化融合，保证了各类不同文化优势上的互补，先进文化特质的传承、延续，从而维护了国家文化的安全。当然，“和合”并非单一的强调文化的“一体化同一”，也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表明了完全的相同，则文化是不可能获得和谐、同一，更不要说文化的创新和进步了。可见，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不仅仅强调“合”，也强调“分”。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中华文化的一体化建设的同时，也要保护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让文化呈现多样性的发展，使二者达到一定的平衡、和谐。
二、超越多元文化主义,走“一体多元”的文化发展之路
中国学者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观点当中，总结出了“一体多元”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和合”理念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改造，与多元文化主义相比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国情。多元文化主义是针对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而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对待不同文化（无论是主体文化还是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们不但要承认其差异，而且还要平等对待它们。它的目的在于实现对少数民族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价值“承认”和提升同主体文化的“平等”地位。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与其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更为合适。它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思想。在美国它不仅挑战了强势群体的权威，而且打到了传统势力的痛处。更重要的是，它们触动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根基，踩到了美国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尾巴。但是，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强调了各种文化之间价值上绝对的多元平等，以此来替代主体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显然会阻碍或延缓社会的整合及文化融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认为正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六十年代的美国已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价值体系失去支撑中心，社会结构缺少凝聚力量。显而易见，如果某些少数民族过分专注于本族群文化，久之就会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其合法的政治权益难以得到维护，最终带来经济、生活上的压力。有时多元文化主义甚至还会被一些极端分子所利用，对国家、社会做出过激行为。近些年，国际上一些极端穆斯林分子的暴力恐怖行为就是典型的佐证。正因为如此，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多元文化社会在德国已经死亡，要求德国的穆斯林要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多年来推行的文化多元政策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使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滋长。［7］“平等”、“承认”是多元文化主义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基础，表明了人类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但是任何事物走向极端，就必然会向其对立面发展，绝对的平等带来的只能是实质的不平等。对主体文化和非主体文化都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绝非意味着处于一个绝对平等的位置。对此，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体多元”的构想。但是对“一体多元”却有多种解释，笔者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类：（1）政治（国家）一体文化多元；（2）政治文化一体而非政治文化多元；（3）中华民族一体各民族多元；（4）国家结构体制与治理方式的一体多元等等。本文所言之“一体多元”指的是主体文化一体而非主体文化多元，即“中华文化一体；各族群文化多元”，两者之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可否认，“一体多元文化”的发展思路有着比“多元文化主义”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的优势，更具中国适用性。因为，从国内视角来看国家文化安全，既需要加强中华文化的一体化建设，也需要各族群文化的多元传承。首先，中华文化一体化建设保证了中华民族本质特征的传承和延续，毕竟它是中华民族特质的重要体现，强化中华文化一体化建设能够形成内在合力，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各少数族群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有益、必要的补充，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多个重要“源头”。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传承和发展，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相反它通过辅助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来保障我国文化安全。总之，“一体多元文化”为中国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确保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需要中华主体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传承的完美融合。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一定是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优秀内容，而并非全部。对中华主体文化是如此，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如此。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筛选，注入时代特性，确保先进性。首先，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成为凝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其次，还要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交流。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前提下，科学保护和使用各民族语言文字；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强同港、澳、台的文化交流合作，充分发扬中华文明的“和合”精神，做到“和实生物”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
三、“中华一体多元文化建设”对边疆文化安全的启示及策略分析
中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集中的多民族省份，异质文化关系的处理关乎边疆社会的统一、和谐。对此“中华一体多元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以新疆为例，它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边疆省区，战略地位重要、特殊。这里有47个民族成分，文化复杂多样，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各有差异。族群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农牧区，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在这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边疆省份，文化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中华文化一体化建设，否则异质性族群文化极容易离散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次，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传承、发展也非常重要。只是，在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过程中要切实遵循“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传统文化中带有封建色彩的内容要合理地改造、引导，逐渐消除其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总之，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需要在挖掘、尊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倡导其改造、创新，推动其朝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危及国家文化的安全，有助于边疆社会的安定、统一。当然，“中华一体多元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要比合理化的理论论证更为困难，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细致、周密的实施计划，对此应该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加强中华主体文化教育，强化新生一代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思想的改造需要思想的武器，教育是对人思想改造最为有力的武器。因此（1）学校应该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文化的主渠道，引导学生正视中国的文化传统、热爱中华文化，培养对中华文化和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2）要注意培养学生对主体文化的认同感和对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态度；（3）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教学，强化新生一代对汉语的应用能力；（4）加强民汉合校的建设，增加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更多的交流机会，增进双方的情感互信和价值认同，逐步建立起双方间更多互信合作的关系。其次，加强和改进社会宣传和新闻舆论工作，尤其是对基层农村的舆论宣传。公开透明的信息以及对其的全面获取是理性人做出合理化判断的前提基础。正是新疆地理位置的闭塞和不便的交通条件，使得各少数民族获取国家政策的渠道很不通畅，尤其是在南疆的农村地区。由于不能及时地了解国家、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致使信息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更加容易受到“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蛊惑和教唆。因此，加强和改进社会宣传和新闻舆论的方式，强化对基层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的正面舆论引导，是“中华一体化文化建设”能够得以实施的社会基础。因此，（1）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尽可能地降低偏远农村地区的文化盲点；（2）加强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保证国家、政府的舆论引导信息能够畅通下达；（3）在新疆，要加强对伊斯兰教信众的积极引导，尤其是要强化神职人员的正面导向作用。再次，大力发展边疆经济，以经济安全保障文化安全。应该承认，目前的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较东部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就是边疆省份内部，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包括地域性的和主体间的），比如新疆既存在着南北疆的地域经济发展差异，也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即便同一民族内部收入同样存在有差距。加快边疆经济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障边疆安全的迫切要求。发展边疆经济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1）要进一步合理化配置新疆的各类资源，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2）提高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水平，缩小同内地的收入差距，实现各族群众的共同富裕,消解因收人差距问题而引发的少数民众的不满情绪；（3）通过经济发展对生活的保障来稳定民心，增强少数民族民众对学习主体文化、融入主流社会的向往，凝聚民族向心力。
四、结语
国家安全作为当前政治社会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界限，国家文化安全，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文化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理念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国家文化的安全，首要的在于维持国家主体文化的延续、发展。但是，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之间“源”与“流”的关系，那就等于抛弃了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和合”理念。古语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没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融合，也不可能形成展现中华民族特质的中华文化。可见，并不能简单而武断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会为国家的安全和一体化建构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任何合理化的命题，都必须是基本性原理与具体现象、事实进行反复对照考虑而做出的“慎思判断”。“中华一体多元文化建设”是依据中华传统的“和合”理念与当代中国边疆多元文化背景所作的理性命题。但是命题向现实的转化并非如命题论证那么简单，其过程中有更多细致、现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探讨。比如，传统的中华文化一体化是一个在千年的历史中自然、缓慢的融合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需要；而当今文化一体化则建立在国家政治安全需要的基础之上，是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如何运用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方法来平稳而非暴力地推动一体化的进行，是当前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另外，由于边疆地区的闭塞交通，各民族文化里传统因素浓厚，其中很多因素落后且不利于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如何引导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农牧区的）群众消解、改造其传统文化，并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变，而不引发抵触情绪，这也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地研究、解决。总之，“中华文化一体多元建设”作为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吉林职称的系统工程，仍要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作者：王蜀 单位：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