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忧虑
面对民族文化特质流失的现状，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成为具有民族意识作家的自觉使命。但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从进入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便是以汉语文化教育为主。当他们受教结束，走上工作岗位，进入城市生活的时候，面临的同样是一个异己的文化环境。民族文化的衰败、个人文化命运的漂泊无根状态，带给他们更多的是焦虑和忧伤。他们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意识到民族文化是自己精神的家园，并力图强化自己与民族文化的精神连结。阿彩在《报答》中宣称“：我自信/我是苗女孩。”潘年英则说自己：“我录制有两盒满满的侗族大歌音乐磁带，这些年来，当我感到失意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放出来听听，那和谐的旋律总是如遥远的召唤，使我疲惫不已的心灵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调整而重新振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大歌都将是我全部生命的巨大背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不去面对民族文化的流逝和自己对此无能为力的失落与忧伤。在《最后的晚餐》中，潘年英描述自己必须与昔日的伙伴分手，因为“他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汉人，他认为汉人比我们好，所以回家时他从来都不吭声”，觉得自己“在城市是浪打的浮萍寂寞难受”。无论在小说领域内的武略、苏晓星、吴恩泽，还是诗歌领域内的马仲星、杨朝东、阿彩、禄琴、张顺琼等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民族文化既热爱又忧虑。
二、生态视角带来的突破
生态思潮的兴起为即将被工业文明淹没的各民族文化重新带来了生机，而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又历来有着乡土文学的坚实基础，因此，从生态视角与民族文化立场相结合的角度，批判工业文明带来的恶果、重寻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生命力，使贵州少数民族文学摆脱了低沉、伤感、幻灭的基调，开辟新的空间，展现自己独特的价值。民族文化中与自然和谐相守的一面展示出新的价值。在潘年英的笔下，侗家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侗族文化是合为一体的“：侗家人所居之环境，天然地就是一首和谐的大歌，侗族依山傍水而居，寨前村后，或是山清水秀，沟深谷幽，或是峰岭绵延，林涛千里。这里的山水、田园、村居、农舍乃至一草一木，一鸟一石，都无不是天然的诗，天然的画，也无不是最和谐的音符。所有这些，都启迪了侗家人对于大歌音乐的创造。”（《我的大歌》）武略的《啊，枫叶》以苗族的图腾枫树为象征“，深深地植根于苗族传统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等丰富的口头文学沃土中，他的作品为我们展示出居住在贵州山区的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考方法和精神世界”，[2]通过砍伐和保护枫林的冲突，重植枫树的习俗，歌唱枫树的古歌，来展现自己民族的绿色文化。布依族女诗人张顺琼则将个人和民族的生命力一起融入大山“：我荣幸，我是山之骄子”（《高原的诗，高原的梦》）“在时空之外的瞬间/生命的强音/总是来自你/沉沉的群山。”（《塔恋》）诗意的环境与文化、强旺的生命力，与工业文明带来的漂泊无根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早已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但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远山区，对自然的依赖和亲近都更加强烈。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大潮中，当城里的商界巨子、政坛大亨们在依山傍水的豪宅别墅或是高尔夫球场里享受着科技带来的文明成果时，边远地区的人们得到的却是家园沦为资源的掠夺地、尊严的丧失、生命力的丧失。潘年英《落日回家》中，淘金热不但造成了乡间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使“残忍的凶杀却在乡间发生了”。在赵剑平的《困豹》里，人类不仅残酷无情地对待动物，也残酷无情地对待同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失衡使整个人类和动物界都面临着难以摆脱的绝望困境。”[3]王华《桥溪庄》里那个有着如此美丽名字的村庄，没有小桥没有流水，没有雨没有雪，只有无尽的灰尘、被毒化了的空气、被毒化的水源。悲剧一幕幕上演“，傻的傻，疯的疯，男人还全得了那见不得人的毛病”。生存的本能幻化成为变态的欲望，在不育的自卑中拼命地“耕种与实验”的雪果终于精神崩溃，奸母淫妹，丧失伦常人性。“雪是上天赐给地上生灵万物的最圣洁的礼物，上天要是不给桥溪庄雪了，就说明上天是要抛弃桥溪庄了。”正是在这样的呼告中，对生态破坏的忧虑与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连在了一起。回首近一百年来，从20世纪初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对启蒙内容与自由形式的追求，加入到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历史大潮中，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开始了现代历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大众化、民族形式的理论倡导下，努力表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大量展现民俗风情寻求民族独创性之间的矛盾曲折；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追求；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语境中，在边缘化、市场化、多元化以及其他强势文化挤压的困境中艰难前行；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工业化、城市化在改变着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市场化、商业化在冲击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价值观念，全球化在洗刷着民族的文化传统。离开民族文化，也就无所谓民族文学。“贵州的生态文学创作才刚刚起步，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抒写的空间无比开阔，而且贵州本土少数民族文学如侗族歌谣、苗族歌谣中有大量的可借鉴的具有生态意识的文本。”[4]希望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能够立足生态与民族，创造出既揭示民族当代生活现状又有着民天津职称族独特美学品格民族文学作品。
作者：夏文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