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明是适应新经济而产生的——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另一条件
经济以外的其他条件，只不过是“经济要件的支流”。“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则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而变化。“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如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所以，他认为，经济是促使旧文化向新文化转换的一个条件。这一观点散见于其所撰写的几篇文章，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自然伦理观与孔子》、《研究历史的任务》等等。
（一）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的衰亡
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组织形式就是家族。“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孔子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结构，“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所以它能够支配二千余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但是，随着农业经济的破坏，大家族制度的崩毁，孔子主义也必然跟着“崩颓粉碎”。“时代变了！西洋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的伦理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可以说，伴随农业经济基础动摇，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各种表层构造必然发生巨大的变迁，其中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李大钊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对于旧文化覆灭的经济原因作了详细的阐述，经济的发展使旧文化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只有自行灭亡。因为文化的发展如同“宇宙进化的大路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二）新文化是适应新文明而产生的
一是经济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条件之一。李大钊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时，就探讨过这个的问题。他在《动的生活和静的生活》一文中指出，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在这里，李大钊的“生活”指的就是经济的作用，经济对文化的促进作用。近代西方经济以工商业为主要形态，“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惟其营商，故利于流通。”在流动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原来固定的宗族制度逐渐瓦解，同进也改变了封建的人生依附关系，形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思想观念。“倾于自由，贵乎平等。”李大钊认为，建立在近代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二是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李大钊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的农业经济遭受重大的压迫而渐趋动摇、崩溃。这就决定旧文化的崩溃和新文化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他指出：“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就是说，新的文化的产生是在经济的促进下产生的，旧文化的覆灭也是由于经济的作用。接着，他又在《新纪元》一文中表明了这一观点，“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也就是说，在生产制度的变动催生新的文化模式，正是由于对这种必然性的坚信不疑，李大钊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李大钊认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是实行社会主义文化。
二、东西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契机
新文化需要在两种文化进行接触结合过程中产生。不同性质的文化接触必然引起文化冲突，然后通过竞争、比较、鉴别，产生另一种新的文化，所以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条件。李大钊在其著作《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动的生活和静的生活》、《新的！旧的！》、《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中都表露了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在《动的生活和静的生活》中指出，“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自从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他分析了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现象，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后，总会出现变形，引发很多矛盾现象，“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究其原因，主要由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文化引起的不适应西方文化的结果，致使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出现种种矛盾现象，这是文化史上的事实。李大钊告诫我们，此种矛盾正是文化发展的契机，重要的是要丢掉民族偏执，以科学的精神探索真理，彻底改变传统的世界观，从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李大钊并不认为西方文化是完美无瑕，西方文化“物质的生活”，“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倾向”。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显然，在李大钊看来，西方文化也不是最理想的文化发展模式，根本出路是：“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生活相适应”。如果固守静的观念，拒绝物质生活，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文化学上新文化的产生往往是通过文化的冲突，迫使旧文化改革其不合理的成分，慢慢适应新文化。李大钊同样也认为，东西文化的接触引发的文化冲突能够产生一种新文化，新文化是在吸收两种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能引导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种文化”。李大钊通过论述两种文化的冲突提出了其关于文化发展的设想，引发其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中国当破旧立新，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虚怀若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是完全能够变为一种先进文化的。
作者：邱淑云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