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之争过程中体现出的演进特征
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我们发现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真正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研究中只能使用其中的哪一种，而在于他们对归纳和演绎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有不同评价。这场激烈的“方法论之争”体现出了经济学史上方法论演进的一种特征：围绕争论展开的一种萌芽、成长与升华的过程。每一次的理论学派间的争论都是经济学说史及方法论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在争论的过程中，各学派极尽阐述各家观点，将灵感整理成文字，整合分散的碎片状的思维逐渐系统化体系化，通过文章相互回应。第二，争锋相对的学术争论具有排他性，为了捍卫自身的观点，各学派会调用一切的力量以完善自身观点自圆其说。第三，争论到后期往往会掺杂进自利性的主观感情色彩，甚至上升到民族和国家高度，不同学派因为情感约束会更加自觉主动维护本学派的学说。就这样，方法论也在一次次的思想争论中步步演进。每一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背后都蕴含着人们对于自身的理想化追求，而历史和现实却证明，想要通过单一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观察准确性与描述概括性之间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只有结合归纳和演绎、二者各取所长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二、二者思想的延伸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1.历史学派的延伸。美国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老师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美国旧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深厚。我们可以把以凡勃伦为首的旧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都看成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发扬光大。旧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一样，强烈反对“理性人”假设，同时认为所有的文化制度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决定因素众多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经济现象只有放在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文化过程中才能更好解释和说明。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由于仇视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范式，加之缺乏实证研究纲领及方法逐渐衰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一些追随者于1958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组”（1965年改名为“演进经济学学会”），艾尔斯当选为首任会长。为了表彰对制度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该协会于1970年专门设立了“凡勃伦—康芒斯奖”，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都曾是该奖的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思想传播到欧洲，成立了“欧洲演进经济学会”，很多年轻的旧制度主义学者原来是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后来发现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理想化研究模式不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于是转身投入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20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但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抱着补充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从未声称要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相反还使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和研究问题。即便如此，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却依然能找到旧制度经济学的痕迹。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在制度变迁中对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引入、威廉姆森在经济分析中对有限理性的引入都显示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向旧制度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靠近的趋势。
2.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和复兴。奥地利学派创建已有130余年，兴盛时期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总体来讲，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成就瞩目，其理论精华大都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奥地利学派由于失去了研究方向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极力推崇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奠定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1974年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哈耶克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舵手。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纳对企业家行为和价格理论的研究标志着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复活。一些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还对企业的市场过程、福利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的行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演进博弈和组织学习模型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
3.二者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方法的出现，经济学中各种思想和方法论间的融合和碰撞也逐渐增多。现如今博弈论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博弈论不仅可以研究静态动态、完全信息和非完全信息下的各种情况，还可以分析有限理性下“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博弈论结合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实现了经济学派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格雷夫、青木昌彦等学者构建的诸多研究框架和制度演进模型都做到了历史主义和演进主义的融合。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它致力于某些共有信念如何推动博弈的进行。格雷夫关于制度的认识也与青木昌彦大致相近，他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结果，这个均衡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完全理性下的一般均衡是有所区别的。
三、结语
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虽然目前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们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场旷日持久的方法论之争不论输赢，都向人们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无论是历史学派的归纳法还是奥地利学派的演绎法都没有好坏之分，都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多元化的精神会推动经济学家们展开更加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对话。
作者：解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