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连锁高管网络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在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染。本文以中国2003年至2009年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切入点。Chiu，Teoh和Tian（2013）的研究通过阅读财务重述的公司重述公告判断出这家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认为从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为“重述期”，并定义“重述期”的第1年为一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Shi等（2011）的研究则表明，会计行为的传染效应在董事的连锁建立时起至连锁解散之间都是存在的。本文综合参考以上两篇论文的研究，把一家财务重述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定义为“重述期”；同时考虑到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有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公开信息暴露之前，而盈余管理行一旦开始后很可能延续到下一年，本文把将“重述期”的第1年设为T，将一家重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定义为T－1至T+1这3年，见图（1）。若把盈余管理行为比喻为病毒，本文认为，当重述公司处于“操纵期”时，其盈余管理行为最具传染性。正如病毒具有潜伏期，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具有潜伏期，因此允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2年的潜伏期，即认为若一家重述公司在第t年处于“操纵期”且拥有连锁高管，那么连锁高管在第t年及接下来2年都可能充当“传播媒介”，及t至t+2年都属于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期”见图（2）。由此进一步推断，重述公司与其他公司具有连锁高管，且连锁高管的任职期在“传染期”这段期间，那么与重述公司连锁的这家公司以后也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并导致发生财务重述。Bijak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往往会模仿与之有连锁董事的公司所做出的决策。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组织中个体往往倾向于遵循“社会惯常做法”即使他们知道这种“社会惯常做法”是不对的（Asch，1951）。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之间会相互模仿其会计行为，即会计行为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且连锁高管的数目越多，证明企业间的网络链条越多，越有可能加强企业间相互模仿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若财务重述的公司在“传染期”拥有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传染，与之相连锁的企业在以后进行盈余管理并导致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
（二）连锁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发现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超过80%的上市公司有连锁董事，在连锁董事中，连锁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从2003年至2009年都在65%-70%。弱联结优势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个体之间易形成强联结发展起来，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易形成弱联结。强联结所得到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冗余性”和“同质性”，而弱联结更容易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获取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桥梁，也更可能将某些群体内部的重要信息传递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其他个体。公司董事会成员一般分为成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大部分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日常工作中接触机会多，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公司内的强联结关系，进行治理决策的时候，会出现信息同质化程度高和信息冗余的情况；而独立董事一般为高校教授、法律财会专家等独立的外部人士，与企业内部董事的信息交流相对较少，背景差异较大，且独立董事之间相互交集较少，因此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立董事之间的关系属于董事网络的弱联结关系。如果独立董事兼任多家公司职位的时候，接触的知识和信息更加多元化和差异化，从而能给公司董事会决策带来更多样化知识、信息和资源，容易充当企业之间的“桥梁”（CaiandSevilir，2012）。根据结构洞理论，网络中的某个个体与某些个体建立直接联结，但与其他部分个体未发生直接联结，就会形成有洞的结构网络，即所谓的“结构洞”（Burt，1992）。在关系稠密的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都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的冗余信息，而在关系比较稀疏的网络中存在一些结构洞，处于结构洞地带的行动者能够得到处于结构洞两端的不同的关系稠密地带的信息，能够得到大量异质性信息，并有利于行动者利用这些差异化的信息取得先行优势或主导地位。在董事网络中，每个公司的非连锁董事与其它公司的董事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连锁董事的关系间接地交流，那么每个公司董事间不同的网络小群体就构成了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的结构洞。连锁董事提高了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信息的异质化和交流性。独立董事在连锁董事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独立董事因结构洞而获得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比其他普通连锁董事更明显，即作为企业间信息媒介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连锁董事是连锁高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连锁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中也应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若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更大。
（三）连锁监事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以英美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没有设置监事会，因此国外关于监事会的职能及作用的研究文献十分有限。监事会是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也是公司重要的治理机构。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主要职能是对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和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以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与业务行为的合法。监事会的内部监督机构的性质，使其无权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监事会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其主要职责在于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成果，纠正其中损害股东利益的做法，但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司决策。本文尝试从非正式公司治理的角度，即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监事会的特殊作用，在连锁高管网络中去研究监事会的地位与对会计行为传染效应的影响。虽然监事会没有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但由于监事会作为企业的监督治理机构，这一独特的角色使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治理有效性，及其传达的信息更容易被其他企业认为是公正可信的。当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监事中传播时，被感染的企业更容易认为这一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从而接受这一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若连锁高管是监事会成员，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越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3年至2009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连锁公司作为总样本，剔除金融机构、数据不全的公司及在研究期间发生过两次及以上财务重述的公司外，剩下共有246家重述上市公司作为有效样本。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以公司代码和年度作为维度，共有2736个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CA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虚拟变量EM。本文定义若当年样本公司处于“操控期”，其对应的样本的因变量EM则为1，否则为0。也就是说，EM=1的样本公司，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这家公司在现在或以后发生了财务重述；（2）当年是这家公司“重述期”的第1年（即T）或第T±1年。（2）自变量。本文设置两个重要的自变量：Emlinkno和Bdlinkno。自变量Emlinkno是指在一家公司在第t年拥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连锁高管的数目：（1）该连锁高管在第t年时任职于另一个EM=1的公司，即属于另一个重述公司的连锁高管；（2）该连锁高管在重述公司的任职期在“传染期”，即t至t+2年。自变量Bdlinkno是指一家公司在第t年的连锁公司数目，即指第t年某家公司通过连锁高管网络与多少家公司发生连锁。（3）控制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size）。Beasley（1996）的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虚假成正相关。Lipton和Lorsch（1992）也认为，董事会人数越多会增加沟通成本，不利于董事会成员间的交流和合作，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独立董事的比例（Pct_Inddir）。独立董事作为企业重要的监督机制，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越高，从而对管理层的监督能力越强（JohnandSenbet，1998）。Beekes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成正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Duality）。Jensen（1993）研究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会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两职分离会使公司治理中的约束及激励机制增强，促使管理层采用较为稳健的会计，从而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减少公司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控制这一虚拟变量，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表示为1，否则为0；财务杠杆（Leverage）。财务杠杆反映公司的负债水平，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这一指标。财务杠杆越大，企业有面临更大的偿债风险，因为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赵德武等，2008）；公司规模（Firmsize）。由于大公司可能面临更大的政治成本，因而其倾向于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WattsandZimmerman，1990）。本文控制公司规模这一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增长速度（MB）。当一家公司高速增长，其会计政策往往不太稳健（RoychowdhuryandWatts，2007），因此更有可能进行盈余操。Beaver和Ryan（2005）使用期初权益市值与账面值比（MB）计量资产负债表稳健性，发现其与盈余稳健性负相关。因此本文利用变量MB对这一因素进行控制；营运风险（RetVolatility）。面临较高营运风险的企业往往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用RetVolatility来控制企业的营运风险，本文RetVolatility的值为前三年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标准差。RetVolatility的值越大证明企业营运风险越大，操纵盈余的可能性越大；行业和年度的固定影响。为了使模型更精确，本文对行业和年度的固定影响进行控制。
（三）模型建立本文参考Chiu，Teoh和Tian（2013）的研究，在其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得出本文模型：（1）检验假设1。为检验假设1，本文设计了以下模型：Logi（tEM）=β0+β1Emlinkno+β2Bdlinkno+β3Boardsize+β4Firmsize+β5Leverage+β6Duality+β7Pct_Inddir+β8MB+β9RV+YearFixedEffects+IndustryFixedEffects+ε（1）为了进一步探讨处于“操纵期”的重述公司拥有的非重述连锁公司的数目越多，是否会加强或减弱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在连锁高管之间的传染性，本文在模型（1）中加入自变量Emlinkno和自变量Bdlinkno的交乘项，即修改成如下模型：Logi（tEM）=β0+β1Emlinkno+β2Bdlinkno+β3Emlinkno×Bdlinkno+β4Boardsize+β5Firmsize+β6Leverage+β6Duality+β7Pct_Inddir+β8MB+β9RV+YearFixedEffects+IndustryFixedEffects+ε（2）（2）检验假设2。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设计了以下模型：Logi（tEM）=β0+β1Emlinkno+β2Bdlinkno+β3Indep+β4Indep×Emlinkno+β5Boardsize+β6Firmsize+β7Leverage+β8Duality+β9Pct_Inddir+β10MB+β11RV+YearFixedEffects+IndustryFixedEffects+ε（3）（3）检验假设3。为检验假设3，本文设计了如下模型：Logi（tEM）=β0+β1Emlinkno+β2Bdlinkno+β3Sup+β4Sup×Emlinkno+β5Boardsize+β6Firmsize+β7Leverage+β8Duality+β9Pct_Inddir+β10MB+β11RV+YearFixedEffects+IndustryFixedEffects+ε（4）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把样本分成两组，一组是EM=1的样本，一组是EM=0的样本，下面对这两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组样本的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独立董事比例等控制变量的平均数相差不大，但可以明显的看到，EM=0的样本组变量Emlinkno的平均数为0.484，最大值为5，而EM=1的样本组变量Emlinkno的平均数为0.716，最大值为10，说明有盈余管理行为且处于“操控期”的重述企业在传染期具有更多的连锁高管，一定程度反映了提出假设1的合理性。另外，EM=0的样本组变量Emlinkno的平均数为3.73，而EM=1的样本组变量Emlinkno的平均数为4.47，说明有盈余管理行为且处于“操控期”的重述公司往往与更多公司发生连锁关系。
（二）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在对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时，我们发现所有变量之间并不存在高度共线性，但变量Emlinkno与Bdlinkno的相关系数是所有变量之间最高的，为0.356，说明一般具有较多连锁高管的企业也会和较多的公司具有连锁关系，即连锁高管在不同的公司间分布较分散。
（三）回归分析模型（1）的Logit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变量Emlinkno的系数为0.116，显著性水平位5%，表明连锁高管的数目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处于“操控期”财务重述公司在“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与之相连锁的公司在接下来越有可能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并发生财务重述，支持了假设1。变量Bdlinkno的系数为0.107，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公司的数目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处于“操控期”财务重述公司在“传染期”的连锁公司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与之相连锁的公司在接下来越有可能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并发生财务重述。此外，控制变量中的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系数为负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行在连锁高管之间的传染效应越弱。控制变量市值面值比MB系数为正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若公司高速增长，其会计政策的稳定性欠缺，更容易通过连锁高管网络受到连锁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感染。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这一虚拟变量Duality系数为负且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一人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理效率，使公司反而不易受到连锁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感染。模型（2）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自变量Emlinkno和自变量Bd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处于“操纵期”的重述公司拥有的非重述连锁公司的数目越多，会加强其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之间的传染性。这表明好的会计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相对不良的会计行为的传染性要弱的多，甚至好的会计行为的连锁高管链条会被不良的会计行为所“污染”，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不良的会计行为的传染性。在中国，社会对财务重述公司的惩罚力度相对于西方国家如美国的企业而言是较轻的，这使财务质量较差的公司得以在市场中广泛存活，并对财务质量较好的公司进行侵染和驱逐，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模型（3）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虚拟变量Indep表示连锁高管是否为独立董事，是为1，否则为0。虚拟变量Indep与连锁高管数目Em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具有影响，且是提高了处于传染期的财务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独立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中的重要的“桥梁”作用，印证了独立董事在企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模型（4）的Logit回归结果见下表3。虚拟变量Sup表示连锁高管是否为监事会成员，是为1，否则为0。虚拟变量Sup与连锁高管数目Emlinkno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连锁高管是监事会成员对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具有影响，且是提高了处于传染期的财务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进行传染的可能性。假设3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监事会在非正式企业治理层面，即企业网络层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处于“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实证结果还体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实证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的地方，反映了在中国具体的经济条件下连锁高管网络的一些特点：与重述企业连锁的非重述企业容易被“污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当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时，会提高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的可能性。结合公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应高度关注企业治理委员会尤其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企业间信息传导、行为传染的影响，要充分意识到连锁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作为企业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要注意避免不良会计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在企业间传染，以综合提高企业的会计行为决策的质量及会计稳健性。本文从非正式公司治理的角度即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寻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陈雅娜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