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布式网络结构与网络民主
80年代初，美国将Arpanet分为军用和民用两部分，与此同时，许多商用计算机网络和学术用途的计算机网络也独自发展起来，而70年代被研发出来的TCP/IP协议则使网际互联成为可能，后来，美国科学基金会(NSF)促成了网际互联，我们今天在网上使用的Email和BBS都是在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90年代初，随着网络服务器和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互联网逐渐大众化。今天，方便公众使用网络的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推动计算机网络发展的社会动机是多元的，既有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也有“纯粹”的科研需要和个人兴趣，而互联网的兴起也带来了社会的全景式变革。按照当初Arpanet的设计理念，计算机通信网络实现了一种分布式(非集中式)拓扑结构，这是一种交互性的网络信息创制、处理和传播方式，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即时互逆性的反馈式沟通渠道［2］，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社会化，传统社会信息中心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极强的挑战。平权、自由、多元、开放、共享、非权威主义是当代网络文化的显著特征，这种网络空间中的民主观念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强，进而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的一些集权、垄断模式发生冲突，2010年岁末，“维基解密(WikiLeaks)”带给世界政坛的震动就是这种冲突的典型代表。2006年12月，一个擅长“扮演”网络黑客(hacker)的澳大利亚人阿桑奇(JulianPaulAssange，也被译为“阿桑齐”、“亚桑杰”等)创建了一个专门“揭露政府和企业腐败行为”的“维基解密”网站，他标榜自己是反对政府权力过度扩张、挑战强权的公民活动家［3］。阿桑奇先是一个人单干，后来通过网络招募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义工，其中有新闻工作者、信息技术人员，也有学者［4］，据报道称该网站的支持者来自十个国家［3］。随着网站支持者的增加，各种通过秘密渠道获取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机密信息(包括图片、视频)被源源不断地公布出来，该网站的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扩增，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授予“维基解密”网站“新媒体奖”［5］。2010年7月，“维基解密”公布了九万多份驻阿富汗美军的机密文件，此事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并随着各国媒体的跟进而迅速放大。2010年11月28日，“维基解密”与多国主流媒体联袂，它们相约同时公布了从250个美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获取的251287份保密文件［4］，从而引发了“世界外交的大地震”。2010年12月1日，国际刑警组织对阿桑奇发出了国际通缉令［6］，12月7日，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在英国被捕［7］。意大利总理说阿桑奇制造了外交史上的“9·11”，美国政要认为阿桑奇像本·拉登一样是恐怖主义者，而许多民众却认为阿桑奇推动了信息的民主化［8］。阿桑奇自知其行为会招惹多方权势，所以，他充分利用分布式网络的信息传递特性来防范其网站及其支持者可能受到的攻击。“维基解密”网站在全球建有多个未公开的镜像站点，当其中一个出现状况时，其他站点仍会正常运行，因为瑞典、比利时、冰岛等国家的法律对网络匿名给予保护，其网站的机密资料都通过设在这些国家的服务器进出，而且，该网站还使用了高阶加密技术以确保其用户在参与网站活动时不会被“追踪”。此外，“维基解密”为了“掩护”那些真正的机密文件，还不间断地在其各个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通道上传输数十万份假文档［5］。
二、网络自由意志与网络秩序
“维基解密”事件充分说明传统的社会权力机制无法有效地抵御全球性网络中随机聚集起来的攻击力量。网络需要统一的规则和相互兼容的技术标准，否则各个局域网、节点(服务器、个人电脑)就无法链接起来，但是，网络秩序往往并非官方所能主导的，而是“自组织”形成的，像TCP/IP协议战胜了官方制定的OSI协议就是典型实例［9］。网络秩序之所以具有自组织性，是因为网络是一种分布式拓扑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节点(服务器、个人电脑)都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个体，也就是圣塔菲研究所提出的CAS理论中的适应性主体(adaptiveagent)，这些主体通过网络链接相互适应、协调使自身受到约束，但同时它们又都具有自由意志，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网络新秩序在它们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中不断涌现。所以，网络既不是完全规则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10］，这就是网络的复杂性。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界兴起了对网络复杂性的研究，当然，网络并非仅指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络，像自然生态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早先于计算机网络而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只要是复杂性网络都具有共同特征［11］，那么，自然界具有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自组织性，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也同样会有各种权力意志无法调控的自组织性。其实，波普尔早就预见了这种“自组织性”，根据波普尔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客观物质属于“世界1”、主观精神属于“世界2”、思想的客观化内容属于“世界3”。波普尔认为，“世界3”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它又具有客观形式和人类无法掌控的自主性，人们可以为其增添新内容、助其增长，但“世界3”已发展到远非个人、甚至所有人能够把握的地步［12］。显然，计算机网络属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它的发展态势也越来越多地验证着波普尔的论断，任何个人、组织或组织联盟都无法统管世界性的计算机网络，而且，由于内部的利益纷争，各种国际组织发挥的实际效力往往与其宗旨相脱节。1998年，DuncanJ．Watts和StevenH．Strogatz提出了“小世界(small-world)”网络模型，1999年，Albert-LászlóBarabási和ＲékaAlbert提出了无标度(scale-free)网络模型，这两个模型对网络复杂性的解释都适用于计算机互联网，并为我们透视传统权力机制在互联网中遭遇的挑战提供了新的线索。小世界网络既像规则网络那样聚集程度高，又像随机网络那样路径距离短(相连两个节点间所经过的其他节点较少)［13］;无标度网络是指该网络没有特定的规模，即随时会有新的节点加入或原有节点脱离该网络;每个节点都会根据自身偏好的变化与其他节点重建联系［14］。在互联网中，高度聚集的现象是很容易形成的，以Google网站为例，该网站支持70多种语言，其搜索引擎能检索到全球20多亿个网页，所以，目前每天会有1．5亿多人在网上利用其搜索引擎查找资料［15］，个人电脑通过像Google这样的“中间站”很快就会链接到其他站点上，从而建立起短“距离”的通信路径。据ＲékaAlbert等学者1999年的推算，从一个网页到达互联网上的任一网页最多只需要19次链接，即使几年后网页数量再增加十倍，链接次数也不会超过21次［16］。聚集程度高意味着信息传播范围广，路径距离短意味着信息传播速度快，Google网站作为众多短距离路径的中间节点，自然就具有了巨大的网络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能体现出来。在经济上，据2007的数据显示，Google当时的“身价”已达1410亿美元［17］;在政治上，2007年多国政府指责Google为用户提供的全球卫星图片泄露了他们的军事机密，而此项业务是Google于2005年才刚推出的［18］。由Google的案例可见，一个网站的影响力主要取决其被访问量，而被访问量又取决于该网站对公众的吸引力，Google的主要吸引力来自其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但是，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网站并非Google一家，也就是说，各个网站之间是存在竞争的，它们都想争取到更多的客户群。在竞争的过程中，网络的聚集模式也会随之变更，网民会根据竞争的结果进行择优选择，Google就是凭借其先进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技术和纯净的搜索界面(没有加载任何多余信息)战胜了当年的搜索引擎“巨头”Yahoo而成为网民“新宠”的。在互联网络世界中，软件技术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硬件技术，这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网站和个人电脑的日常维护与改进以及各种网上行为的实现主要靠软件技术;其二，软件开发主要靠智力资源，个人才智的发挥不会过多地受制于设备和资金条件，而且，互联网中既有的共享性软件和硬件平台已为新软件的研发和运行提供了环境基础和试验场;其三，信息是“不守恒”的(信息持有者并不会因信息的传出而丧失信息)，软件作为一种“纯粹”的信息产品，其批量再生产(复制)的成本很低，其传播速度也就特别快，再加之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新软件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会倍增。软件技术和互联网的上述特性一方面导致软件技术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盗版”软件的泛滥，各种计算机病毒的肆虐，以及新网站或劣势网站对优势网站技术和内容的“仿制”。在中国，微软操作系统能走入千家万户，“盗版”活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而国内崛起的互联网“巨头”对国外网站技术和网站内容的“仿制”也很明显，像中国的“百度”就被很多网民戏称为“山寨版”的Google;中国的腾讯QQ就是ICQ的“仿制品”，以及中国的视频网站、游戏网站、交友网站、电子商务平台等等，都可以在国外找到“蓝本”。这种“仿制”的最大贡献是国外先进网络技术和网站运营模式的本土化，但这种本土化主要是民族文化形式上的，所以，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技术原创能力还有待提高。在西方先发展国家，技术的原始创新一直是推动互联网产业兴盛的主要动力，许多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往往因为填补了互联网技术上的某项空白而“一夜暴富”，但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这项新技术又会被快速“仿制”和改进，各种商业性网站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会不断地整合新技术，从而导致网站服务功能的趋同化。那么，网民为何没有相对平均地分散于各个网站呢?以网络博客(blog)为例，国内许多网站都为用户提供了免费的博客服务，而且，各个网站对此项业务的技术支持大同小异，但喜欢使用博客的网民并没有相对平均地分散于各个网站。这种现象跟个人的路径依赖有着密切关系，比如较早推出博客服务的网站先培养了自己的用户群，这些用户已经习惯于某些网站设计的图形界面和操作流程，不愿意重新学习和适应其他网站的技术环境(可能更先进)，新用户也倾向于加入那些人气旺的博客圈子，这就是Albert-LászlóBarabási等学者在无标度网络模型中发现的“偏向性依附(preferentialat-tachment)”［14］。可见，网络的聚集效应很容易衍生出垄断性的网络运营商，企业的营运规则是利润最大化，所以，随着一些网站客户群的增长，它们开始添加一些“可享有特权”的付费服务。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任何一家圈集到大量用户群的网站都不敢将自己提供的主要免费服务改为付费服务，因为它们当初吸引用户的主要手段就是“免费、共享”。也曾有网站将自己先前提供的主要免费服务付费化，但随着用户的迅速流失，它们要么重新免费，要么被其他网站所替代。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各路网络服务商逐渐认识到“免费、共享”是进行“网络圈地”的“利器”。2008年，中国奇虎公司推出永久免费在线下载和升级的360杀毒软件之后，其客户端迅速扩增，其他杀毒软件开发商也被迫跟进，中国现已进入“免费杀毒”时代。
三、“蝴蝶效应”VS“马太效应”
“免费、共享”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商业竞争的“噱头”，它其实也反映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科学精神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里，程序员们通过相互攻击对方编制的计算机程序来检测彼此程序的漏洞，并帮助其改进和完善，他们彼此戏称对方为“黑客”，他们既是“纯粹”的科研人员，也是最早的“黑客”［19］，他们当初的“黑客”行为符合科学精神: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态度。随着互联网的社会化，这种科学精神与“民粹主义”色彩的心理诉求相互渗透而衍生出一种“自由、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精神和一种以挑战权威为目的的“黑客”行为。20世纪70年代，SteveWozniak在未创立苹果电脑公司之前就曾和自己的同伴研制出了能侵入美国电话系统的“黑客”设备———“蓝盒子”。他们利用“蓝盒子”在不搅乱电话网络的情况下找到其漏洞，从而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但SteveWozniak从不用“蓝盒子”给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打电话，他认为这样等于“偷盗”，他使用“蓝盒子”主要是为了测试这项发明的技术性能，并顺便恶作剧式地戏弄一下社会上的“大人物”［20］。然而，随着互联网规模的剧增，这种“黑客”行为难免会“越界”。1998年，中国台湾青年陈盈豪研发CIH病毒程序的动机虽然只是为了让一家在广告上过度吹嘘自己产品的防病毒软件生产商“出洋相”，但CIH病毒在互联网中的迅速蔓延，使全球6000多万台电脑受害，这真是一个网络版的“蝴蝶效应”。尽管陈盈豪带来了世界性的“祸害”，但是这个反面案例也反映出，聚集程度高和路径距离短的互联网增强了微观个体的研发活动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在网络环境中，众多微观个体还会自组织地聚集于某项软件技术的研发。1991年，大学生Li-nusTorvalds将其编写的Linux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向公众免费公布以后，Linux立刻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并被世界各地的程序员和软件研究爱好者改进、升级，然后再通过网络交流获得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这个开发源大众化、全球化的操作系统很快被许多个人电脑和服务器所采用。例如，为1997年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制作特效的160台Alpha图形工作站中，就有105台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21］;据美国田纳西州大学的超级计算专家JackDongarra、NEＲSC/LawrenceBerkeley国家实验室的ErichStrohmaier和HorstSimon以及德国曼海姆(Mannheim)大学的HansMeuer于2008年编辑和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全球500强的超级计算机中，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超级计算机已经占到85%以上［22］。Linux操作系统已成为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为数不多的竞争对手之一，由微软公司开发的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是产业科技的产物，占取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是微软公司组织产品研发的基本目标，Windows系列产品一度在操作系统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微软公司也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23］，其创始人比尔·盖茨于1996年凭借超过364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世界首富［24］。Linux的出现虽不能颠覆“微软帝国”，但它已经显示出“下层”民众的智慧通过网络自组织聚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也充分体现了“自由、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精神，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在全球的进一步普及，不断扩增的“民间”智力资源会继续强化这种互联网精神。“自由、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精神虽然有着传统科学精神的“血统”，但是，前者的载体是依托分布式拓扑结构组织起来的互联网共同体;后者的载体是学术权利按照传统精英意识而等级化的科学家共同体。互联网的分布式拓扑结构为微观个体迅速制造出“蝴蝶效应”提供了平台，而等级化的科学家共同体衍生出来的“马太效应”却使“下层”人才的能力显现受阻。互联网结构能有效地克服“马太效应”:一种被新研发出来的电脑程序汇入网络以后，其价值(包括负面的)无须通过权威机制的评议就能在网络的实际运行状况和传播范围、速度中获得验证。互联网是信息科技衍生出来的一个庞大产物，但它也是信息科技的一个庞大“试验场”，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能够用网络去“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精英团体”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却在网络中被相应地弱化了，像微软公司就必须不断地为它的操作系统在线“打补丁”，以应付那些“散兵游勇”们找到的“漏洞”，这些“蛰伏”在世界各地的“散兵游勇”都是变向“推进”微软技术升级的社会力量。在网络环境中，信息科技的创新力量有着明显的大众化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全面信息化，现代科技功能的“善”、“恶”矛盾也必然会在互联网中重现。而今，各种直接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病毒程序充斥网络，通过盗取网络账号密码来窃取他人网络资源和银行资金的案件层出不穷。难怪有很多网民会怀疑杀毒软件的供应商就是电脑病毒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不断扩增的“民间”智力资源中也会滋生出威胁民众利益的技术力量，所以，互联网同样需要健全的司法机制来维护其“公平、正义”。
作者：王斌 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