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
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含义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是指关系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养老保障制度，在这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个人账户和基本社会统筹账户。从狭义上讲特指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以下主要从狭义方面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2.我国的老龄化迅速加快
经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国家的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达到1.79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绝对数接近1.2亿。国际上以老年人超过10%作为老龄化标志，照此标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我国的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我们的老龄人口的绝对数多。据目前的增速估计到2013年底我国的60岁以上老人可能首次突破2个亿；第二，进入老龄化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且可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期，届时我国60岁以上老人可能达到4个亿；第三，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有人叫“未富先老”。如果我们国家人均GDP收入比较高，政府应对老龄化就有更大的财力。事实上我国现在是“未富先老”，意味我们国家在人均收入还不高情况下还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所以我们所面临的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难度极大。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再过两三年即将面临退休，他们工作前二十年单位基本上没有给他们交养老金。除此之外在广大农村还有大量的60岁以上的在家务农的老人，在他们失去在土地上的劳动能力后便没有了固定收入。我们国家目前的老龄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是略低一点。比如2010年我们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8.87%，而日本2008年的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占总人口的22.6%，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为15.9%，世界平均水平7.6%。但是，我们和发达国家还不能完全相比，他们的人均GDP水平是几万美金，我们中国才4000美金，差很多，所以人口老龄化对我们的挑战还是很大，我们要科学研究、统筹考虑、妥当应对。
二、我国现有的养老法律的局限
1.分散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仅在2010年通过一部专门规范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即《社会养老保险法》，但其他大量关于养老问题的法律都是做零散规定，如我国《劳动法》第9章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做了专门规定,再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另外,由于具体实施社会养老保险是政府的行为，所以许多有关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规定都是通过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的颁发来实施的。前者如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后者如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的《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
2.差异性
由于目前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所以导致在养老立法这方面存在二元的结构，且广大农村的养老立法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城镇居民可以享受由国家和企业为主提供的养老保险，比如，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更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贯彻基本养老保险职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而农村养老保险则主要由个人缴纳，我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摘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的逐渐加快，我国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立足于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结构性数据，深入分析目前我国养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建设对策。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享有社会保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同样是基本权利，为何在实施中却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因此这种充满城乡二元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在社会保障的初级阶段不得不存在，但决不能作为城乡不同养老差异政策的原因。
3.滞后性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完善，但至今仅有一部从整体上专门规范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险法》，而诸如《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养老保险问题则更是轻描淡写，可操作性极差，普遍落后于社会发展。另外，各地在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大多是自行摸索，各行其是，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也不适于社会发展，使得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难于解决。
三、加强我国养老法制建设的对策
1.针对性
这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在国家立法层面要增强专业性建设，针对具体问题设立具体法律来解决。这方面我们要向英国学习，英国于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1925年颁布了《养老和遗嘱保险法》，1975年还通过了《社会保障退休金法》，1993年颁布了《退休金计划法》[2]。所以英国的养老立法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密切关注养老的关键领域，比如在养老的文化建设、养老的场所建设、养老金的来源等具体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其次，要针对不同的养老主体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同利益群体的权益。在这一点上德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早在1889年颁布的《伤残及养老保险法》，一度成为各国效仿立法的楷模，该法规定:对工人和普通官员一律实行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接着1911年通过了《职员养老保险法》。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联邦德国于1957年颁布《农民老年救济法》[3]。在我们国家，养老的主体身份非常复杂，我们有公务员为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民工群体以及大量在家务农的农民，因而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各自需求，并且做到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在专业立法方面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最后，加强社会养老的规范管理，要按照需要与可能，尽快制定出台各级各类服务标准和评估监督办法等，加强服务队伍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引进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并积极探索试行专业社工制度。在这个方面，笔者强烈呼吁教育主管部门要跟上养老发展的形势，大学要抓紧设立养老专业学科，培养合格的为养老服务的技术人才，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养老工作。
2.平等性
其一，首先打破城乡的二元养老格局，实现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英国于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确立了养老保险制度，该法规定：凡年满70周岁且经调查证实生活确有困难者，可以得到国家税收提供的养老金，养老金额对所有的人数目相等。1925年颁布了《养老和遗嘱保险法》，该法律将1908年规定的需对领取人经济状况做过调查才能发放养老金的制度，改为强制性养老保障制度，从而使每一位达到退休年龄者均能领取数目相等的养老金。其二，逐步建立全民化养老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这就倒逼我们不得不进行户籍改革，把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市保障的对象。目前,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构建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统账结合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向更广覆盖的方向发展，过渡为普惠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差别性的职业养老保险制度，最终发展成为统一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其三，养老金是养老制度的核心问题，所以要充分保障养老金在工资中的比例。假如一个人退休前工资为5000元，退休后养老金为2000元，那么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工资的百分比)就是40%。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这样看来，我们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偏低，不利于养老事业的发展。
3.同步性
养老事业的法律建设要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尤其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问题，要及时修订养老法律，从而更好适应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下面围绕当前两个养老的热点发表一点养老法律建设的看法。一方面，近来，“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由于现行养老金支付采用“现收现支”的方式[4]，即由年轻的在职人员支付的养老保险被直接用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期的消退，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据测算，如果延迟退休，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拿钱，还要继续缴纳养老金，这样一来，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对于填补社保基金缺口来说，延迟退休这一算盘打得不错。但是对于劳动者而言，要多交养老金才能享受到本该早就享受到的待遇，人们乐意吗？当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的领导阶层希望能延迟退休。所以在退休年龄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渐进式的退休制度。另一方面，针对以房养老问题[5]，存在以下四点障碍，观念之困：九成老人选择留房给子女，“靠儿不靠房”仍是主流观念；保障之困：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即便有钱会否无处养老；操作之困：金融保险业务割裂，老人“担心”机构“畏难”；政策之困：70年有限房屋产权，房屋权属变更怎么办？因而，我们应该从上面几点出发，加强养老法律建设，让以房养老有法可依，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作者：杨勇 单位：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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