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
不确定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突出、最典型的本质特征。“战略性”决定了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主导技术只能通过重大自主创新取得，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大；“新兴性”决定了产业发展的市场发育并不成熟，产品产业化的风险高。除此之外，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政策、市场、金融和政治风险。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来源于政策的非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并在国家和军工企业两个层面有不一样的表现。在国家层面，国防工业受到国家严格管制，国家国防建设政策对其发展影响较大，国防经费投入规模和变化程度与军工企业整体效益相关性强。如果国家大幅度削减国防建设规模或放慢建设速度，在面对实现核心保军能力的“硬”约束下，国防工业只能将有限资源优先安排军工领域的生产，压缩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民用领域的投入，导致民品产业发展受限。例如，我国大型运输机运-10项目的反复与最终下马，没有稳定的发展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企业层面，军工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发展受国家政策指挥棒影响较大。少数军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争项目和拉投资，较少考虑产业、技术、人才等基础条件，盲目跟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例如新能源汽车业纷纷“搭车”低碳概念，然而，目前国内纷纷上马、上路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一辆是真正低碳的，无论是燃料电池、生物汽油，还是电动汽车，以现有的技术条件，都还做不到低碳。
（二）市场风险
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两个方面：一是军转民产业化面临的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场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响该产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习惯于指令性计划的军工企业，市场风险意识差，往往跟不上民品市场的节奏和竞争形势，军转民产业化的风险高。二是产品生命周期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的初创期，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速度快，技术创新的机会多，但国防工业的技术开发是按国家计划进行，一旦技术完成并经过在军品上的试验定型等过程，可能就错过了发展新兴产业的窗口期，始终无法占据行业发展的主导权，存在技术滞后的风险。
（三）金融风险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三高”行业，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且在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融资需求有所不同。而国防工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军工产品的利润限制性定价规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需求间相互矛盾，使企业始终处于融资需求缺口较大的状态。无法及时融资的原因有：一是制度性融资障碍多。受保密等因素影响，国防工业的信息披露受到严格控制，与进行市场融资的信息公开制度有冲突。二是融资成本高。银行贷款和债券是国防工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与上市或公开募集相比，贷款和债券利率要高很多，且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无法及时缓解企业资金需求。因此，融资手段的匮乏和融资机制的不完善，可能无法为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及时有效金融服务，造成因资金链断裂丧失产业发展机遇或产业化失败。
（四）政治风险
国防领域的前沿科技成果都事关国家安全，是重点保密对象。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一个转化技术的前沿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如果国防工业将国防科技最新成果进行产业化，很可能会产生关键技术的外泄，影响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此外，国防工业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较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前景诱导下，军工企业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风险加大，有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研发能力，甚至造成国防领域核心技术泄密。不同的模式里各种风险源并不一样。“裂变”模式对传统国防工业依赖性最大，政策风险可能性最大，“融合”模式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政策风险次之，“嫁接”式和“移植”式与传统产业关联性小，政策风险最小；“嫁接”和“移植”需要开发全新的产品市场，市场风险最高，而且“嫁接”因为需要全新的技术创新，不确定性更高，与“裂变”式仅依靠传统产业相比，“融合”能够结合传统与新兴两个市场，风险最小；在金融风险方面，四种发展方式面临相同的问题，风险差异不大；在政治风险方面，“裂变”、“融合”与“嫁接”都是新兴技术，技术失泄密的可能性最大，而“移植”模式采用的是成熟技术，政治风险最小。
二、对策建议
首先，坚持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提高应对政策风险能力。一是将满足国防需求与满足民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将利用国防资源与利用民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将依托国防工业与依托民用工业有机结合起来。以军民融合的发展方式，减轻国家国防领域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对国防工业的冲击，尽可能地减少产业发展的政策风险。其次，推动武器装备采办制度改革，培养国防工业市场竞争能力。一是降低民用工业企业进入武器装备市场的准入门槛，打破军工集团的垄断地位，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二是将现有按行业分类的国防工业体系改变成按功能模块分层次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体系，鼓励军工企业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尽量减少行业之间的分割程度；三是探索武器装备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定价机制调整激发军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增强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增强风险意识和提升民品产业化水平。再次，深化国防工业融资机制改革，建立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一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核心技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的股权结构，并探索国有股比例问题，避免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和内部人控制现象。二是解决国防工业融资的制度性壁垒。我国国防工业领域融资法规较少，一些法规与市场融资的信息公开要求有冲突，融资活动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审批手段，市场机制还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融资的市场多元化程度不高。可在确保国防安全和情况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加速国防工业的资产证券化进程，促进有条件的公司整体上市。三是完善军工企业退出制度。改变按“出身”定政策的模式，树立武器装备来源认定军工企业的思维，避免因“身份”而导致不能退出国防工业，长期依赖国家财政补贴亏损运行。除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军工企业外，其余企业必须按市场机制进行优胜劣汰，以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军工企业提高效率，提高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最后，完善国防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防止技术成果外泄。一是创新国防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可探索国防知识产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在国家保留必要的外贸介入权等控制权下，允许研发单位或核心人员获得使用权，鼓励科研单位和人员从技术产业化中获取收益。二是健全国防知识产权保密制度。在《国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专利条例》等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保密责任制度，规范国防工业单位和人员的权利职责，健全保密审查制度，明确各等级秘密的审定、解密等程序。同时，建立保密信息平台，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国防知识产权的相关事务。三是培养国防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可利用军地联合培养方式，建立一支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满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的需要。
作者：纪建强 陈晓和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