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以P2P小额信贷、众筹、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据统计，2015年我国互联网金融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1然而互联网金融凸起的同时给金融法律带来重大挑战，既给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带来了重要变化，也给司法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由于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消费者权利方面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迫切需要分析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变化以及传统民事诉讼制度现状，结合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因素，将互联网信息时代分析方法运用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司法保护之中，构建高效便捷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民事诉讼制度。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涵变化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所具备的边界性、对称、成本问题越来越重要，信息无边界性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信息的成本也降低。这些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如求偿权、隐私保护权等权利不断深化，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日益困难。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知情权的深化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交易活动中，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劣势地位。”[1]互联网金融产品具备大量的专业信息，传统的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还可当面向消费者推介说明，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能直接面对金融服务者，网站平台所披露说明的产品信息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决策，消费者处于明显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赖以作出决策的信息是其知情权的重要部分。因而网站平台的性质、平台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等都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在互联网时代应有权利内涵的重要内容。2
（二）成本降低下的隐私权侵害严重
“信息流通是社会知识和财富积累和增加的必要条件之一，现代的富裕发达繁荣的社会都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之上，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对自己有利并可能对社会也有利的决策。”3但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由于信息的交流、记录、保持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个人信息费用过高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在交易的过程中向互联网金融服务者提供个人的身份、账户、资金状况等信息，由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保存，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互联网金融借款方（筹款方）都会获得这些信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服务者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可能将这些个人信息用于关联交易以外的其它用途，或与其它商业机构合作共享，将会侵害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
（三）互联网因素下的求偿权深化
互联网金融纠纷多为标的额较小的经济纠纷，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快速高效解决纠纷的诉求更为强烈。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主要证据都是虚拟性、无纸化的数据，诉讼过程中电子证据的取证和认证都存在困难。而互联网金融交易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到的责任承担主体众多，责任可能既有违约责任，也具有侵权责任，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在分清法律关系分别适用不同法律上具有更大难度。因此，应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建立有别于传统复杂金融纠纷的解决机制，以互联网的思维模式解决互联网金融的纠纷，以求达到纠纷的高效快速解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面临的挑战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由于不能及时处理互联网信息时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变化与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所带来的问题，不能使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顺应时代变化迅速解决，也难以减少大量互联网金融案件中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存在司法保护失灵状况。
（一）地域管辖的缺点日益凸显
在信息成本成为重要考量因素的条件下，传统民事诉讼制度以当事人承担诉讼成本对等为前提确立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制度，[2]但这种管辖制度对诉讼的不利影响日益明显。互联网金融具有的电子化、虚拟化、数字化的特质，从本质上打破了地域隔阂。一家设立在上海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其客户群体可能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这将对执行诉讼法对地域管辖的规定带来很多不便之处。按传统的管辖原则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案件对管辖的同类化集约型需求，也不可能实现方便诉讼的目的。质言之，现有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与互联网金融非地域性相冲突。
（二）受案范围过于狭窄
法院审理互联网金融案件依据相关实体法律来确定受案范围，而确定受案范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体法律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界定。我国金融相关领域法律并未明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司法保护的具体内容，使得实践中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困难重重。如在2014年10月份，涉及P2P平台的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超过数十家，而2014年仅有“网赢天下”案等四个案件进入司法审判阶段。[3]此外，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传统的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内涵不断深化，产生了权利保护的一些难点，一些诸如数据安全权等新型权利不能够纳入受案范围之中。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没有及时回应权利变化的现状，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制度的缺失，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侵害发生时维权难度增大。[4]
（三）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确立了举证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按照传统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证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侵害了其知情权、隐私权等，将由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供证据，这样分配责任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交易相关电子证据都由平台设计或进行记录保存，在当前缺乏统一交易数据备份上传或锁定认证的机制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很难获取此类电子证据。即使具有一些零散的交易截图或聊天记录，也须进行效力的鉴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常此类纠纷到了最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很可能会因难以获得交易流程的有关证据或是因鉴定费用高于胜诉预期可得利益而放弃鉴定。
（四）集体救济制度不能满足需求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小额信贷为主的P2P，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理念为基础的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爆发可能性日益增大，小标的大规模集体诉讼时代将到来。尽管我国已经通过构建小额诉讼制度降低当事人诉讼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但众多的小额诉讼对当事人是一种诉累，对法院也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针对众多小标的的互联网金融纠纷明显不适用小额诉讼。此类互联网金融诉讼涉及到代表人诉讼，现行法律规定诉讼代表人是涉案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但由于代表人一方对证据的收集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且两者地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情况。在P2P行业催收第一案”———点融网起诉“老赖”案件中，出现了无法定依据的P2P平台代投资人对筹资者进行集体诉讼的情形。4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代表人制度在互联网金融纠纷领域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诉讼选择。但可惜的是，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此类机构代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进行诉讼的法定权利。
三、如何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
（一）建立健全“网络法庭”
因为线下的法庭由于人员紧缺、案件繁多，越来越不能满足互联网信息时代快速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问题的需求。而线上“网络法庭”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成熟。“网络法庭”是指运用包括电子收发系统、文件管理系统、案件管理系统在内的一整套司法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高效、无时空限制、无纸化审判的新型审判方式。根据我国现在法院网络信息化成熟的程度，结合网络交易发达的省份或城市的试点情况，可以在全国各地逐步逐级推行设立“网络法庭”。在逐步推行过程中，可将部分区域的案件纳入成熟地区的“网络法庭”进行审理。可以按原有审级将“网络法庭”列入常规性而不是特例性的诉讼程序。由于“网络法庭”效率高、公开性强，对于在下级“网络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上诉至上级法院的“网络法庭”进行线上审判。也可以赋予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当事人可选择上级法院的线下审判方式。这只是提供了可选择审判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由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审判的实质。在构建我国的“网络法庭”时，将互联网金融案件明确纳入审判范围，并以具体数额限制来明确纳入网络法庭。
（二）设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享有选择权的管辖制度
如前所述，现有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与互联网金融非地域性相冲突，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纠纷低成本、高效快速解决的需求。为改变这种现状，确定我国“网络法庭”的管辖权时，可赋予消费者优先选择在“网络法庭”还是实体法庭进行审判的权利，确保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化保护。消费者在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订立合同条款时对于纠纷解决享有选择“网络法庭”还是普通法庭解决争议的权利。一旦消费者选择“网络法庭”，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就必须应诉。当然，消费者也可以放弃“网络法庭”，运用传统的法庭审判解决争议。“网络法庭”是一种为消费者提供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途径，对消费者而言，不是一种强制性规定。对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的必须应诉规定是加重互联网金融服务业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的责任，利于集体诉讼的实施，以彰显对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利于实质性地对互联网信息时代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利益进行平衡。
（三）确立举证倒置
探索新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时，针对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日益不对称的情况下，确立举证倒置是一种新的尝试。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要考虑保障诉讼公平以及当事人诉讼地位实质平等的目的实现。举证倒置的目的是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构成举证倒置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原告举证困难；二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4]对于互联网金融案件而言，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一方面，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力掌握在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手中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由于一般互联网金融纠纷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反映也是十分强烈。正是因为两个同样的内在原因使得在互联网金融纠纷的特定诉讼类型中可规定举证倒置。可规定，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提出的侵权事实（涉及披露说明义务不完善所导致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受到损害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者以及借款方（筹款方）否认的，由其承担举证其未损害消费者权利的责任。[5]
（四）健全集体救济制度
互联网金融纠纷往往是集体性的，而现行法律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专业化、大规模化的解决路径。因此，完善集体救济制度，就是基于互联网因素，将具体案件中互联网金融纠纷中各种信息和诉求汇总分析，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者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改良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诉讼代表人的确定。现有诉讼法律规定的代表人由于专业知识和物质条件限制不能像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拥有相关的便利条件去充分地代表全体受损害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因此，需法律对专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以诉讼权能明确，赋予互联网金融平台代表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给予一定的便利条件。便可以将现实中金融消费者平台只能依靠诉讼前协议才能代替互联网消费者起诉的不便利因素去除。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内涵的不断深化所导致的权利实现困境日益凸显。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民事诉讼制度应该是司法诉讼与信息技术全面融合，是一种信息时代的司法保护新形态。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案件中，运用互联网信息的理论、方法，有针对性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所处在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无边界的情况之下的涉案多、涉案范围广等特征进行分析，完善机构设置、证据制度、集体救济制度等方面，构建集体快速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这将为实践中解决互联网金融法律纠纷、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提供新思维。
作者：覃林卉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