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肖像画中的女性，来自维也纳上流社会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美貌、聪慧、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是世纪末女性的代表。在肖像画的创作中，克里姆特迷恋于她们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有世纪末男性共有的精神危机感，即男性自我对现代女性的生命本能和独立精神的恐惧。于是克里姆特在唯美地呈现其女性特质的同时，潜在地在绘画中进行对女性的物化。他立足于传统肖像画对外在真实性的追求，把对女性形象的自然主义描绘和装饰化、抽象化元素的结合。通过以印象派的笔触弱化对象的实体感、以装饰化的绘画形式分解对象形体等策略，实现对女性形象的物化，减弱女性的力量，以消解现代女性给予男性心理的危机感。画面呈现为自然主义手法描绘的头部、手部与去实体感的形体以及装饰化的画面结构的并置。克里姆特虽然一生未婚，但是克里姆特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管是精神上的伴侣，还是肉体上的、情欲上的情人，还是他的模特等等，阶层也是从上流社会到中产阶级或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洗衣工等等。她们在成就克里姆特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克里姆特和她们之间既有很亲密的关系，又保持着相应的距离和凝望，并且把对女性不同的心理危机和精神感受都表达在他为她们所绘制的肖像作品中。不管是何种流派的艺术形式，艺术家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对女人的情感和爱恋、恐惧表现在其相应的艺术作品中，克里姆特也不例外。他把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和心理过程都记录在了他的肖像作品中和寓意绘画中。这种女性图像的形式元素记录了他们的感情发展和克里姆特对他们的欣赏、控制和恐惧。面对世纪末现代女性特质中生命本能和独立精神所给与他的致命魅惑，既令他迷恋又产生潜在的男性危机感。这种交替的心里矛盾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游离和徘徊，在他的作品中表露无遗。从精神特质上来说，克里姆特的这种双重的矛盾心理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很好的写照，面对日渐摆脱束缚的自由女性主义，这是当时还处于男性主权世界很多男人心理的担忧写照。在谈到情欲的问题上，这个主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绘画热衷表达的主题，而在中国的出现也不过几十年，并且是建立在一代代画家被误解和歪曲的基础上发展的。特别是在艺术这一方面，艺术展示了感觉范式、形象和思想，绝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作为可以传达某种东西和情感的形式。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那么一些人来误解和扭曲其中的蕴意，和色情等联系起来。情欲是一种心灵成熟以及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如果非正常地进行压制和打击，必然会造成更强大的反击力量。作为世纪末敏感的艺术画家，他自身所面临的多重的男性自我危机日趋明显，在他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的图像既有忠贞的一面，又有恐怖邪恶的一面；既是人类的精神理想的象征，又是蒙昧混沌的载体；既是男性命运的审判者，又是男性自我得以实现的目标。而克里姆特在他特殊的装饰语言符号中把这种男性的危机意识得到了自我拯救。
一、《阿德勒•布洛赫-鲍尔肖像1》中男性危机意识的自我拯救
克里姆特用金色的装饰把阿德勒内在的女性致命魅惑的复仇力量永远地压制在这个金色结构之中。阿德勒不明确的身体动态表现了她对这个外在整体结构的被动服从。她暴露在外的头部和手臂并没有获得自由。精致描绘的脸上，她望向克里姆特的目光，不再是对自我欲望的沉迷，而是柔和并带有一丝忧伤。克里姆特依靠男性艺术家的暴力压制了阿德勒的女性力量，他内在的男性自我才敢于面对阿德勒的观看。而这个观看是如此的不平等。阿德勒内在的女性力量在作品中被克里姆特所解除，只催生了妥协，爱欲已随着被压制的生命力的枯萎而消亡。
二、《阿德勒•布洛赫-鲍尔肖像2》中男性危机意识的自我拯救
这幅作品创作于1912年，画中的阿德勒31岁，是他们情人关系的第十三个年头。这幅作品属于后期色彩表现的综合装饰风格。阿德勒被置于色彩构筑的装饰结构之中。画面空间被几何形分割为冷暖两个大色块，而装饰图案是具象的花朵和东方绘画中的具象形象。阿德勒穿着和服般的改良服饰，站在画面中间。衣饰的白色，在背景的鲜艳色彩的包围中被挤压着，同时与背景中的白色图案相呼应。克里姆特以色彩的装饰手法，把阿德勒的形象分解，而使之融入整体的画面结构之中，实现了对形体的物化。于是阿德勒内在的女性力量通过装饰化处理而被解除。阿德勒的头部和手部以印象派的手法加以描绘。和前面绘画中的形象相比，她的面容但并没有很大变化，变化的是内在的精神气质。她的两眼分得很开，嘴唇也微微张开，完全失去了《朱迪斯1》中的神采，她似乎已在与男性凝视的对抗中，失去了所有女性的力量。黑色的帽子像是神圣的光圈，使她看起来像是拜占庭壁画中平面化的圣象。她干枯的痉挛的手指暴露着青筋。如此真实而不加修饰的描绘很少出现在克里姆特的肖像画中。克里姆特已然在对情人凝视中彻底消除了她的女性力量，同时带走的是阿德勒生命本能的动力。克里姆特在面对曾经被他视为威胁的女性力量中完成了自我拯救。
作者：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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