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血腥浪漫:人被休闲强迫的社会逻辑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因生产力的提升似乎已经从匮乏社会自然过渡到消费社会,物的象征性意义悄然让位于物的功能性价值[1],人的主体性在此过程中也早已突破中世纪以神为据点的支配结构而进入到了无限的自由之境,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自由之境却是一面被拟真化的自由之镜,它毫不留情地以自由的名义将伟大的人民二次方地拘束在更为隐蔽的黑暗深处,真实的人的主体性甚至不如中世纪时期神意支配逻辑下的有限自由,现代人主体性的自由在自由中逐渐消弭,而虚拟的建构基于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主体性欲望和体验却在不断膨胀,外在客体世界将人的主体性编织在一个深层的消费本位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人因更为积极地共时参与消费符号体系[2]并甘愿为之所禁锢。然而,人愈是脱离外在客体符号系统的意义囚禁,在现代性社会中则显得更为拘束,也更成为时代的弃婴,显然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高明的文化霸权、经济暴力与政治神话三者的神圣结姻,其目的无非是让人在幸福中被死亡、在民主中被专制、在自由中被囚禁、在平等中被强权、在权利中被侵犯、在混乱中被秩序、在透明中被蒙蔽、在暴力中被合法、在休闲中被强迫。让•鲍德里亚比之其诸位思想导师的真正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资本社会的深层逻辑结构,以最虚拟又最真实的言说方式通过日常微观事物作本质性肢解,这个肢解的过程充满了血腥的浪漫,同时又弥散着刺激的平静。或许我们从鲍德里亚《断片集:冷记忆》中的那首经典诗句中便可以捕捉到这丝影像般的朦胧:客体在其系统中消失,生产在其镜像中消失,真实在其拟真中消失,他人在其克隆中消失,多数派在沉默中消失,痛苦在其透明中消失,诱惑在其狂欢中消失,罪行在其完美中消失,回忆在其纪念中消失,幻觉在其终结中消失,最终,幻术师在舞台上灯光下消失。幻术师在其艺术终结时,只能让自己消失(但不知道该怎么消失)。
二、现代“休闲”神话的本质揭露:物、时间与关切
“休闲”正是一个被自然赋予“主体性”的个人领域,在无数可供选择的菜单中,人们似乎可以充分享受“休闲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民主,当然要充分展示休闲的本质,我们有必要从三个前提性条件加以追问:一是“物”的丰盈与浪费;二是时间设置;三是“身体(性)”的关切诱惑。
(一)被“物”的丰盈与浪费暴力同质化的休闲逻辑
毫无疑问的是,现代休闲一般是与“物”的剩余与丰盈[3]紧密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休闲的心理体验正是对丰盈的物的浪费。在浪费中,现代休闲才会被转化为一种真正的心态满足而得以体验,因为人只有在浪费中才会感觉到这是在生活而不是生存,从而以此获得休闲而区别于现代工业生活毫无乐趣地将人当成社会永无休止的生产环节链条的命运。然而,现代“物”的浪费是否是对现代节约理性的挑战呢?显然,现代商业社会的生产运转逻辑正是建基于商品需要被不断人为摧毁的命定死亡周期之上,现代商品的言说体系正是在不断夸大休闲必要性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大众说明商品存在的价值就是被浪费,从而证明自我真实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诱惑着现代人相信这样的一种非理性浪费才是属于人的真实本性一样,因此人应该在休闲的菜单选择模式中积极地介入物的浪费,从而唤醒时刻处于日常平庸状态中的生存型自我。然而,事实上,这些无益浪费本质上都是一种生产性消费,浪费也不再是非理性的从而与现代节约理性相对立,在这里浪费价值上的优先性远远大于以“节约”为特征的积累和占有,而极大丰盛本身也只有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此时被现代客体消费系统虚拟炮制出来的休闲状态也正是在人对物的浪费性支配逻辑中,人的价值才从现代技术理性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得到诠解与证实,这似乎正是晚期资本社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言说的技术理性、官僚社会、物化与异化批判理论的现代拯救,可是,这里的拯救本质上并非是真正服务于人本体意义上的真实休闲,而是将休闲暴力地与物质丰盈条件下的浪费行为同质化后,从而纯粹服务于现代生产—消费系统[4]的结果,人在所谓的休闲中依然被强迫地扮演现代生产—消费体系中的工具环节,其中被现代商业系统简单粗暴地割弃了意指链条后残留下的各种原始状态中的碎片状浪费行为,被当成了不言而喻的主体性能动范例的新教义而弥撒在现代人休闲的梦幻神话之中,这正是现代消费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休闲性客体生产逻辑。
(二)被时间蒙蔽了的休闲神话
在一个被“人人平等神话”惯性遮蔽了几百年的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休闲之中人人平等”的神话如同“时间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是绝不需要证明的,然而时间平等真是休闲平等逻辑的辩护词吗?鲍德里亚正是从“时间”这个在消费社会中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财富”概念入手,深刻批判了“休闲之中人人平等”这一“时间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老格言的荒谬性,不难发现此时刚迈过不惑之龄的鲍德里亚其诸多理论支撑是来自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产分析[5],他对以时间为基而建立起来的现代休闲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首先,如果现代消费社会中“休闲面前人人平等”的假定是正确的,那么希腊的岛屿和海底深处就是法国革命理想的承继[4],因为休闲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支配,如果自由支配权是平等的,那么每一个人一出生则在任何自然状态下,都可以获得实体的平等自由与休闲,既然如此,希腊的岛屿和海底深处就是法国革命理想的承继,法国革命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休闲平等面前也就自然显得毫无意义和价值了。对自由的支配本质上就是对时间的自主支配,而时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产方式的产品,它必然也遵循私有或公共财产的法则、异化或自由之客体的法则,时间同其他物品一样具有交换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使用价值,而作为自由的时间就应该具有两大要素:一是空闲的;二是个体自由必须要填满这个空闲(具使用价值)。可是在消费社会的生产体系中,计时资本的计算方式严格地被生产系统的抽象所支配。所以正如阿波利奈耳所说,“每当我谈到时间,它已经不再存在”,休闲也是因这样的逻辑而形成悲剧性悖论,即人们说“我有时间”,实际这里的时间已经不是真实的时间了,而是被镶嵌在现代生产系统中的,“我有时间”的潜台词是“我是自由的”或者“我是休闲的”,可是这个被生产系统的总体性抽象严格规制了的以年、时、日、周为单位的生产性资本———时间,还是自由的吗?还是休闲的吗?这与同“节奏”相类似的原始社会时间完全不同。“时间就是金钱”这句现代生产系统中的名言将时间分化为劳动时间与自由(休闲)时间,两者都共同服从于交换价值,前者很容易理解,出卖劳动与购买劳动是劳动时间的本来逻辑,而后者,也同样愈来愈变得需要直接或者间接地购买以用于消费,一方面,生产者因牺牲了自己多于劳动时间的自由时间而使产品加价,鲍德里亚以诺曼•梅勒所分析的冰冻及液体形式(纸箱包装)发货的橘子汁,后者更为昂贵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消费者因为使用这些商品(凝固的时间),而大大地节约了自己的自由(休闲)时间,鲍德里亚以洗衣机节约了家庭主妇的自由时间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可见,时间都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从某种角度看,这类似于马克思对时间所作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划分,但也有不同)。这个时间服从于交换价值的规律是不适宜于休假的,因此,被人为分化而成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都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功能机制,目的只是为了生产系统的增值。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就是被消磨掉,这实际上是一种荒诞自由,一种在时间面前完全异化的表现。休闲时间的真实本质就是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即消费的时间就是生产时间,一个生产循环中的模糊阶段,鲍德里亚以现代社会中被认为是各种休闲的活动为例,剖析了休闲的现代本质就是无责任,但它们本身是属于劳动的,所以他说休闲就是异化了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身。与莫斯[6]与巴塔耶[7]“礼物交换”和“象征交换”的逻辑类似,休闲也是区分自我等级与价值的标志,它并非自由的,而是服从于社会一整套区分编码与鉴别结构的,同时服从于将需求与满足最大限度化的集体道德。休闲在这样一套社会区分编码与符号面前的优越性也许会随着劳动的稀有化而逆转,劳动也会成为一种时间消费,可见,休闲在消费社会中的本质依然是消费而已,是一种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费,它并非具有自主性,而是作为社会“区分”的标签,并不是对自由全面占据的真实人性之发展。
(三)“身体(性)”关切诱惑下的休闲悲剧
“身体(性)”在消费社会中是通过对身体的个性化投入、医疗崇拜以及功用性色情与美丽而被故意炮制出来的,那么所谓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休闲”呢?在“休闲”中所面对的各种所谓的“关切”呢?它们能够逃出被消费社会逻辑所编制的深渊吗?“休闲悲剧”不可避免地被“身体(性)”的关切神话所深度运演。实际上,休闲在消费社会中的不可能之真也正是通过温柔的“关切神话”表现出来的,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温馨关切的消费社会中,物品不再是为“某事”而用,而是为珍贵和尊敬的“您”而服务,消费不再仅仅是消费,而是附加额外赠品(热情、微笑、满足等)的关切,可是这些关切的美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鲍德里亚敏锐地发觉了政府是休闲悲剧中关切神话的最大制造者,鲍德里亚通过政府的社会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退休金保管、多种津贴、补助、保险、证券交易),指出当代社会中的这种额外赠品和关切机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造成了社会集体的关切心理机制,但这个由再分配而造成的关切实际上如此的虚伪,它属于“社会征服”,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因不遵守平衡原则而形成的分配机制形成了巨大伪市场社会,将以前对“你”所剥夺的财富通过这种所谓的再分配以“赠予”或“无偿”的形式再返还给尊敬的“您”,这是何等的虚伪。在消费社会中,“唯利”才是根本,残酷竞争、距离感才是真实,即便这种似乎最无私的政府再分配也是如此,但关键是,这种政府行为的官方再分配却将一个“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为了个体服务和用于增长个体福利”的神话灌输到了集体心理之中,这就是消费社会中最危险和最虚伪的关切神话。从做作的符号化微笑到散文诗般的无私广告与赠品意识形态、从梦境般的玻璃橱窗到符号性真诚与功用性宽容、从赞许的神话取代证实的神话到恐怖主义的暧昧和社会强大的兼容系统,关切的神话无不在这个病态的被乐观主义者认为的“疗养社会”中不断上演,并将它进一步制度化、标准化和工业化。消费社会关注的是“氛围”营造和“关系”生产,而不论这个“氛围”与“关系”是如何的功用性,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消费诱惑逻辑,一场纯粹功用性的由集体参与的现代游戏,如同水中之月,是消费社会中的不可能之真,而所谓的关切,其本质不过是“生产”和“消费”的关切而已,休闲必然被服务于生产与消费的逻辑,在丰盛社会,更是必须服务于消费逻辑,否则,休闲就什么也不是。
三、社会癌症:被休闲所导引的现代性混乱
消费社会中以休闲为中心的关切神话破灭了,被无限勾勒地充满了温馨与平静的曼妙日常生活图景消失了,在这些符号化的宁静之中,因休闲而膨胀的欲望消费不可避免地要将人推向恶性的主体性编织之境,这些所谓的以张扬主体性自由的休闲之举隐藏着符号化的混乱:暴力、非暴力亚文化与疲劳。这些混乱对于身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身边,爱尔兰电影《猜火车》就形象地揭露了它。而身处1970年法国的鲍德里亚则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种混乱的深层。在平静的日常消费社会之中,我们需要消费暴力以反衬当下生活的宁静,从而证明自己是休闲的,属于“生活型”自我。
暴力就是以这样的顺势疗法被注射到我们百无聊赖的钟摆式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如同疫苗一样,它预防着消费社会的真实脆弱性,在电视等一系列现代媒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暴力事件的发生,它被我们当成了休闲的娱乐节目而观赏,我们需要以此来反抗日常生活中的无聊与无味,从而获得刺激,同时在现代媒介所制造的虚拟符号世界中牟取各种“我不在场”的证明,以获取劫后余生的狂喜而满足于对自我日常平庸生活的岁月侵蚀,如此常见的例子无非是让我们过年过节时向所有身边人道上一句最真诚的祝福:平平安安!这是一种通过消费暴力以摆脱封闭型日常生活的无聊和证明日常生活宁静意义的中介,这个中介是经符号、形象和信息完成的,而这些符号存在的目的也就是被消费,这无关责任或利益,这里的暴力是属于消费的而没有任何危险,是属于一种饱含意指的休闲。然而,真正的危险则是那种不可遏止的无目的、无对象的却又真实存在于我们丰盛与安全掩盖下的暴力问题,平时被“关切神话”和“社会道德假象”蒙蔽着的我们似乎对此毫不理解且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丰盛还会有这些类型的暴力?为什么休闲被演变成暴力犯罪?我们的传统线性思维一般是因“贫穷、匮乏”等因素而导致暴力,可是为什么愈是丰盛的发达国家或者超级发达国家现在反而会这样呢?这就构成了丰盛的基本矛盾,构成休闲的悖论。
正如加尔布雷斯在《欲望策略》中所言,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我们确实难以真正彻底摆脱清教思维的惯性羁绊,在消费社会中,我们需要被教育、训练甚至驯化,从而不是将自己奉献给节欲,相反,而是欲望,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到一种新的集体约束与标准、一套社会符号和编码体系之中,这才是幸福。道德家们错了,他们把这种暴力问题局限为精神状态问题,显然非常肤浅,因为如果事实成立,那么人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精神的过渡,即由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精神状态就足够了,可他们同时又宣称这是困难的,因为人们不是去过渡,而是去抵抗,这就绝不仅仅是精神状态的问题了。丰盛俨然变成了对自由的约束,因此暴力就是要突破这种约束从而寻找新的自由,可是如果丰盛本身就是自由的,或者说它是一种野蛮、无对象、非形象,那么暴力的这个解释就不正确了,道德家说这是因为源自于清教残余的负罪感,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事实是这样的负罪感是现实消费体制发展的逻辑而导致的,是由休闲所要获取的刺激欲望所导致的,它存在于这个消费的休闲体制之中。
如同“双刃剑”一样,这种暴力绝不是因贫困、匮乏或者剥削所致,而是被消费社会所唤醒和渲染了的“需求”的另一面孔,这是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所掩盖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然性爆发,这是一种欲望本身的“双重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欲望消极性的爆发同时还具有被现实消费中的“暴力范例”的指引,事实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暴力犯罪实质上正是要排斥被消费体系所虚拟建构而成的休闲体系而已,休闲不再满足于物的浪费、时间的支配以及被关切的虚假,而是要在媒介所熏陶的游戏般的“暴力范例”的指引下去获取真正地被关注,真正地去浪费与破坏,真正地去支配自己的全部精力、身体与时间。
消费社会中的官僚结构害怕这种消极性,可是又不可能真正地灭亡它,因为灭亡了它,同时也就灭亡了自己,而实际上的治理策略则是:一方面,试图用“关切神话”来消化它;另一方面,则是回收并使之成为消费的重新推进器,回收成为商品,成为财富或者是区分的文化符号,这就是开头所讲的被消费了的暴力。尽管如此,丰盛假象所导演的休闲神话还是不可逆转地向暴力转向,为什么是丰盛假象呢?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丰盛,人类永远伴随着结构性的匮乏和不平衡的丰盛,丰盛的假象制造无非是减轻休闲浪费的心理负罪感而已,鲍德里亚所假设的来自于莫斯、巴塔耶的礼物交换与夸富宴本质上都只是贵族们区分自我、标榜权威的重大社会活动,绝非没有意义所指的单纯人性游戏而已。
暴力被当成了休闲的消费品被品玩,尽管批评家将暴力纳入“社会家长式宽容”的谩骂中,但事实是这毫无作用,因此有人试图将这种消费社会无意义的暴力赋予意义,从而回归到“古典范例”之中,如同人类追寻自由、平等的伟大暴力革命一般(一种暴力美学),但这种与消费社会同构的“新暴力”在重新获得某一种象征功能的同时,如同“向死而生”的商品一样,迅速地就褪色了,死亡了,“新暴力”迅速重新下落成为自己的真实:“消费物品”而已。“非暴力亚文化”、“疲劳”都是与暴力一样的理论逻辑,它们只是消费社会中另外一种形式的反抗、一种不适应、一种暴力。从麦角酸二乙基酰醯胺(L.S.D.)到花之力量(与前者同为毒品名称)、从服毒后的幻觉到嬉皮、从禅宗到流行音乐,这种“非暴力亚文化”用消极性暴力反抗着丰盛社会中的各种礼拜仪式,用里斯曼所言的“皮尤布罗”风格而与“夸休特勒”风格对立。如同“无目标”的暴力一样,“疲劳”也是“无理由”的,它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之中,同样存在于似乎以“满足”为目的的消费中,甚至在消费中因竞争而导致的疲劳比生产中的疲劳更甚,一个以“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冲动”等要素为区分单元的超级消费区分格式主宰了消费社会中的所有人,疲劳既没有“终点”,同时也没有“避难所”。
“疲劳”与“抑郁”、“神经症”一样都可以从“潜在暴力”的方式转化为“公开的暴力”。在消费社会中,“疲劳”与“暴力”一样甚至也可以成为区分的文化符号,一种由“受教育”的和“有特权”的人所把持的“消费”的疲劳,这是一种深刻的导源于休闲神话的混乱异化,由此,虚拟的休闲带来不了真正的人的主体性苏醒,而不断膨胀的休闲神话又激活了作为消财政经济期刊费品的各种混乱以获取真实的休闲,然而悲哀的是,这样的休闲早已游离了休闲本身的正义性,而纯粹演化为晚期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后现代性社会的绝对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