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宏观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中如何深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与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广东省金融大数据分析重点实验室与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承办的“供给测改革与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３０日在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举办。论坛以“金融体制改革”为主题，围绕资本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等议题展开充分讨论。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优化资本
配置与促进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杨瑞龙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没有出现恶化和外贸增速与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等事实无不说明，中国已经步入“传统增长要素衰减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需求管理政策效果递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关键是市场化改革，而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重点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宏观经济的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可进一步盘活资本和技术两个供给要素，为中国经济寻得新的发展动力。那么，如何通过金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来优化资本要素？这涉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组织与管理制度体系。同时，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驱动下的资本有效配置，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都是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资本有效配置：降成本、稳市场、去风险
杨瑞龙教授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减少无效供给；第二，通过补短板、调整市场结构等途径增加有效供给；第三，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相应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采取的途径有：通过降低资本成本进而减少无效供给；通过稳定、调整资本市场结构进而增加有效供给；通过提升外部市场信息质量与降低资本风险进而完善市场环境与制度。
（一）降低资本成本，减少无效供给
米运生教授认为，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总体成本。也就是说，忽视民间金融的内生性和一般性功能，不但不利于初创中小企业的成长，增加其融资难度与道德风险，进而也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此，米运生教授通过构建声誉效应的信贷博弈模型，从初级储蓄者选择不同融资模式的条件及边界转换的动态角度，研究民间金融内生性。其研究发现：在微观层面，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新创企业度过初期阶段的困难而成功步入成长与成熟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宏观层面，民间金融通过关联市场对契约实施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应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之中，引导和利用好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的传统形式，降低初创企业及其金融市场的总体融资成本，以促进初创企业乃至现代经济的健康发展。过高的资本成本，除了源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之外，还体现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调整成本方面。刘仁和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环境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因为资本市场中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较大的调整成本。在研究中，刘仁和教授应用含有调整成本的Ｑ投资理论，依据要素投入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构造矩条件，运用ＧＭＭ方法同时估计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调整成本参数，测算了两种要素投入调整成本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投入要素的总调整成本占实际总产出的比例平均为１８．４２％；新增一单位实物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边际投入成本的平均比例为４５．３１％；新增一单位人力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年度人均工资的比例平均为５９．２０％。由此可见，当前的投资环境下，逐年高涨的投资率在带来更高产出的同时，也产生更高的调整成本。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须着力降低要素投入过程中的投入摩擦，对资本市场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社会的实际总产出。该研究表明，尽可能降低调整成本，对于促进资本跨行业、跨地区的有序流动，对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改革资产价格形成机制，促进金融市场有效运行
资本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有赖于市场化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满一兴认为，在世界各国均采用实物货币制度条件下，国际企业间资本流动总和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总和，二者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不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无关紧要；但在当今世界各国均采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的条件下，国际企业间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出现了显著背离，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已变得十分重要。对此，满一兴构建了一个全面统一地分析资本流动的框架：“收”“实”入“内”、“付”“虚”出“外”，资本流入；“收”“虚”入“内”、“付”“实”出“外”，资本流出。这一框架不仅适合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国之内的企业间资本流动，同时也适合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国际资本流动。利用此框架指导国际资本流动，将有助于规范国际企业间的资本流出与资本流入，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增加市场有效供给。分析金融投资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助于找到相应的市场定价机制及其完善对策，提升市场有效性。对此，陈标金认为，农产品期货市场套利并不充分，交易者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其在研究中假设农产品期货市场有限套利、交易者异质信念并遵循“经验法则”预期，构建了农产品期货投机均衡定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集中竞价规则下产生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由交易者的预期决定的；前期期货价格水平、现货价格和前期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不同类型交易者的比例结构及其预期模式共同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基本分析法交易者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具有更高的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效率。因而，通过实时披露现货价格信息，培育和引导交易者运用基本分析法预测期货价格走势，可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期货的市场效率，增加市场有效供给。除农产品期货之外，原油期货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松教授对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运用结构断点测算法研究了原油期货价格变化的动态轨迹，进而针对投资者聚合问题研究了五类异质投资者情绪在每个结构转变阶段分别对原油期货市场收益和收益波动的冲击效应。柳松教授的研究结论表明：原油期货市场存在稳定的杠杆效应，在高位震荡期表现尤为突出；管理基金的投机活动已使其成为原油期货价格变动的引导者，生产批发商是市场上最坚定的套期保值者，互换交易商并非借套保之名行投机之实；投资者情绪波动是构成原油期货市场风险的显著性因素，管理基金代表的投机力量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因而，可通过识别管理基金、生产批发商和互换交易商的交易行为，挖掘新版ＣＯＴ报告的持仓信息所反映的市场情绪来预测油价走势，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三）化解价格风险，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针对过高的市场风险，蔡键指出，可通过保险市场的构建，将市场风险转嫁给第三方。蔡键以目标价格保险为例，对保险产品的作用机理、保费方案与实施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并利用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农产品价格数据和实地调研的样本数据为内蒙古肉羊市场设计出合理的保险方案。尽管蔡键并不是直接研究针对资本市场风险的保险产品，但是其研究结论也给予我们启示：以价格波动为表征的市场风险不利于市场稳定，有效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将引发较大的市场风险，对此可通过建立和健全保险市场的方式来进行风险转移，其中，根据供需双方进行保费设计则是保险市场能否有效建立的核心。从作用机理角度来看，保险是将风险从投保者转移至保险供给者，并非将风险完全消除。因而，陶玲认为，提高信息质量、确保市场信息的有效流动，才是降低市场风险的直接途径。对此，陶玲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例，从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者角度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市场风险。因而，相关部门可从公司治理角度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健全激励机制，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合理设计董事会规模；逐步健全独立董事的监督、激励、考核、评价等机制；防范由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健全监事会的培训、激励、晋升机制等治理机制；优化公司外部的治理环境等。通过上述途径，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资本市场风险。
三、以金融改革，优化资本配置与促进技术创新
（一）风险投资促进与企业技术创新
风险投资是否能够有效地诱导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科学与现实问题。孟繁邨利用中小企业板广东省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背景类型、持股比例对初创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她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支持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民营背景是最有效的投资者。因而，我国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上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强对风险投资机构的引导，通过税收优惠、配套支持等措施鼓励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创新型企业。可见，改善风险投资条件，优化资本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有助于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二）优化资本内部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常见的高管薪酬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货币薪酬；二是高管持股。那么，究竟是哪种方式更有助于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其背后的影响机理又如何体现？对此，毛雅娟与赖彩梅构建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的概念模型，并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创业板上市３５３家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即企业高管年度报酬总额越高，对企业创新的研发投入会越多，研发效率也更高；第二，高管薪酬与专利数量没有呈现出显著相关性，但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呈现“Ｕ”型关系，即当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当高管持股比例较高时，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而，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激励机制，谨慎实施股权激励，合理进行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刺激企业技术创新。
（三）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投融资为主要业务的债券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是既有研究关注的重点，鲜有研究探讨以中介业务为主的银行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然而，银行体系的信息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咨询等中介业务，对于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此，姜百臣教授利用珠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尤其是原创型发明）的推动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显著，特别是对外观专利的促进作用明显。因而，相关部门应当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化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完善金融结构，充分发挥金融中介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四、总结：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杨瑞龙教授通过分析中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僵尸企业”整治、宏观债务情况等十二个经济现象，指出改革效果不佳是因为仍存在四大问题：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第二，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第三，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第四，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可见，找准改革目标，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提高改革效率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是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对此，杨瑞龙教授通过研究明确指出，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重点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核心是金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中央银行独立化。可见，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正是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由论坛讨论结果可知，中国目声乐艺术论文前的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关键点有二：一是通过降成本、稳市场、去风险来有效配置资本；二是通过资本有效配置来刺激企业技术创新。
作者：蔡键 毛雅娟 米运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