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主观上可以超越某个阶级，实际上总是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代言人。只不过哲学家是用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的阶级利益，而不像政治家那么直接，是某个特定阶级的直接代言人，是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直接管理者。在我看来，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其政治效应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培养自己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同时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从而把握时代精神，走向现实的深处。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不同。具体地说，这些“哲学家们”是人在“地上”，心在“天上”，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存在”或“初始物质”；马克思是人在“地上”，心在人间，关注的是人类世界，是现实的人及其全面发展，思考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聚着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既不需要“乡恋”，也不需要“乡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球化的产物。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全球化”一词，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一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世界一体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76。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77。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已经发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并非仅仅属于德国、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当时主要反映了西欧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反映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民族化的问题。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就提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纲领“必须彻底美国化”的问题。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取得民族的形式，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4]202。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不是文物。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中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才是传统文化。如果是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中消失、不再发挥作用的，就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物。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必然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不可能中国化。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4，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空心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把物质变成“气”，把矛盾变成“阴阳”，把规律变成“道”，把共产主义简单地变成“大同社会”等等，这是文字游戏。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其精华，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发展，并把这种经过转换、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哲学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的理论、哲学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转换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新的哲学形态。一种理论、哲学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理论系统、哲学系统中。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时代作用，就是因为它隶属于现代文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面对的特殊的客观实际，都有自己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在高科技社会把高科技的工业文明嫁接到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农业社会上，不可能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治理当代生态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质不是生态平衡，而是“存天理、灭人欲”。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一样走向衰败；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振雄风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地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我的理解是，望远镜使我们看得更远，高瞻远瞩；显微镜使我们看得更细，见微知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犹如我们既有了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又有了显微镜，可以见微知著，而无论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实际上都是方法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6]303，强调的也是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7]。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就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同志说过，把世界观转过来去研究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把世界观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转化为方法论。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方法是把客观规律内化到头脑中，转化为认识活动的规则、程序、手段，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分析问题、认识事物和改造现实。例如，对立统一是客观规律，转化到我们头脑中就变成了矛盾分析法。判断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矛盾无处不在。再例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去分析现实的人，就转变为方法。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名言了：“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3]344。方法不是单独存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1895年，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742-743。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体系，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现在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有一种学说认为自己包罗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无所不知，那么，它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不能做的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
二、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何把握历史规律
我们都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在主观上都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达到实事求是，但在客观上往往又偏离了实事求是。为什么？以往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要分清实际中的现象与本质，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从表面的实际寻找深层的实际，力戒从现象出发；二要分清实际中的形式与内容，把握事物的内容，从而力戒脱离内容、本末倒置的形式主义，真正做到求真务实；三要分清实际中的局部与全局，把握事物的全局，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实际上就是全局意识；四要分清实际的主流与支流，把握事物的主流，从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要分清实际中的偶然与必然，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和规律，从而真正理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六要分清实际中的可能与现实，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区分现实中蕴含的种种可能性，创造条件，消除不利的可能，促使有利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力戒从抽象的可能出发，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法。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比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高出一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立的东西中发现同一关系，在同一的东西中发现对立关系，善于从矛盾双方的对立中把握它们的同一，同时从矛盾双方的同一中把握它们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要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方法，就要善于发现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变化的特殊原因，无从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事物、合理地改造事物。“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认识事物，最主要的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研究问题，最主要的是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最主要的是结合实际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的矛盾可通过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双方“同归于尽”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对立面的“融合”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则需要通过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使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看似相同的矛盾，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看似有效的方法，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不一定能发挥同等的效用；看似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在变换了的时空中，有可能“复活”再现。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可能是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是重复出现的老矛盾和问题。但是，这种重复往往是形式上的重复，内容上则是新的，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往往是不可重复的。比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总是不断地解决，又不断地以新的具体的形式“复活”，不断地“复活”就必须不断地采取新的具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规律有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两大类型。人们一般都承认自然规律，因为人们在自然界中往往看到的就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日月运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生死死……但到了历史领域，很多人就怀疑甚至否认历史规律。为什么？因为，人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在历史中看到的是历史事件的单一性。的确如此。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等等，一个一个都是不可重复的。不仅历史事件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也是单一、不可重复的。法国的罗伯斯庇尔，美国的林肯，中国的孙中山等等，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不可重复，平凡个人也不可重复。问题在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不可重复的，可历史规律是可重复的。戊戌变法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改良和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法国大革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重复可见；罗伯斯庇尔、林肯、孙中山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时势造英雄在不断重演。我们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背后，是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可重复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历史规律就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吗？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时势造英雄这一规律吗？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规律重复的只是其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其中的偶然性使各个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无论是他们领导人的个性，还是他们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英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君主立宪，法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共和。严格地说，任何自然事件也不可重复，表面上重复实际不重复，因为自然事件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德国皇帝邀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给宫女们上哲学课，莱布尼茨在皇家花园里给宫女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这实际上说明，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
马克思把历史规律称为“铁的必然性”。历史规律的确如“铁”，它一旦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就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反过来制约、决定人的活动。价值规律是在商品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反过来决定着市场经济，只要多发行钞票就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决定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9]382-383。我们必须按照历史规律来行事，任何人，包括伟大人物都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们要高度重视历史规律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因而过时了。这是一种误判，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时髦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走马灯一样更换本身就说明有问题。我们都知道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条定理。如果违背了阿基米德定理，造出的船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无论形式多么豪华，都不可能航行。空气动力学创立时间也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飞机制造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能违反空气动力学原理。如果违反了空气动力学原理，造出来的飞机无论多么舒适、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从地上飞到天上。理论和现实是双向关系，一方面，现实产生理论，理论要适应现实；另一方面，理论引导现实，理论要超越现实。当代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革。从哲学的视角看，改革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超越，而引导这一超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具有内在的当代价值和当代意义。西方著名哲学家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评价是公正而合理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中国的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注定是苍白无力的。20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改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使不同国度的学者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马克思仍与我们同行。因此，我们应当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认真学习哲学，“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从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提高综合决策能力，提高驾驭全局能力。“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10]对于我们党来说，学哲学、用哲学是一个好传统；对于发表论文我们个人来说，学好哲学，终生受益。
作者：杨耕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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