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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儒文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摘要:“中国梦”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与新征程,如何创建与“中国梦”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彰显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精神,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课题。鉴于当代社会发展对于传统儒文化的客观需要,以及“中国梦”的儒文化意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更高要求,提出了以方法与德性的统一来会通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的新理路,期于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文化;中国化;中国梦;德性

当前,中华民族在“中国梦”指引下以高扬中国精神的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开启了“中国梦”的新时代和新征程。如何创建与“中国梦”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彰显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精神,需要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和合与扬弃间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汲取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思想资源,提出按照方法与德性统一的建构理路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文化,以形成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期于寻常事理中显出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的灵活妙用,以俾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一、采择与弘扬儒文化以接应时代要求

现代社会中,由于竞争的异常激烈以及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人们在精神与信仰层面明显表现出缺失、迷惘与困惑等一系列失序状态,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价值观狭隘等弊端引致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每每让人感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面对当前社会精神领域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混乱失序现象,究其原因,或许纷繁复杂,然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与近代以来未能维系好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不无关系的。近代以降,具有约束国人的信仰与价值系统以及滋养国人道德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没能获得应有的承继和弘扬,可以说长久以来,丢掉了国人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失却了做人信仰与人格建构方面的民族传统。就长远的社会目标来讲,儒家关于“道德”人格与“仁爱”的思想,对于世道人心的纯净,对于社群利益的整合,以及对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着重要作用与价值。然而,正是长期以来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缺失,使得这种应有价值在现代社会暗然不彰。传统儒家讲究尊重人、理解人与爱人的人本思想,十分有益于人们保持自我的身心健康与和谐,足以对治当下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就讲求以人为本,强调社会的一切发展其根本在于使人幸福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关怀”精神早就集中体现于儒家人文精神之中,孔子于《孝经》中就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本具的诸多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对于当下的社会文化及思想理论的丰富与拓展裨益良多。儒文化是以崇尚道德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讲求积极入世,提倡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并合于社会人群进而有所作为的进取精神,可以说,儒文化在当今道德教育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和有益影响,已经为世界范围内有识之士所共识。例如,于1970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关于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明确地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以汲取孔子的智慧。”[1]可见,传统儒文化中以“忠”“诚”“义”“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人格,以及“仁”“义”“礼”“智”“信”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人格等中华民族独具的文化性格,对于当今世界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儒文化中的精华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的现实土壤与思想养分,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采择与弘扬儒文化是今时补救时弊之情势所在,此中道理诚可谓不辩而明。然而,对传统儒文化的采择与弘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之所以用“采择”一词,即是意谓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弘扬是基于时代需要而有所择取的文化创新与思想解放旨趣。毕竟儒文化中同样含有某些消极因素和负面价值,如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引致的异化问题及其影响,至今依然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于方方面面。对儒文化的弘扬,就在于克服消极基因的同时显张其现代文化意蕴与现代精神动力,以辅翊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涵摄中华民族精神的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采择与弘扬儒文化,也就不是有些人所批判和驳斥的所谓“封建化”或“儒家化”。

二、“中国梦”的儒文化意蕴益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流传中国至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向来是有关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并得以发展,一个根本且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本具的诸多一致性是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心理基础,如毛泽东早期正是基于“大同者,吾人之鹄也”[2]的儒家思想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因此,毛泽东尤为注重了解中国实践以及文化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不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了,甚至漆黑一团……不单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单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曾谈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立足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从违、检择改造,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相结合所形成的产物,这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倾向与特征,显明地体现在其实践论、矛盾论、实事求是论等重要思想中,毛泽东著作中引用最多的语言即是儒家之言。同样,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统文化的影子也是明晰可辨。邓小平关于“小康”思想、生产力、发展观、“拨乱反正”主张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无不深刻体现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而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也正是基于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江泽民得以将马克思主义之道德建设思想与传统儒家之德治观加以会通,进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关于这一点,诚如邵龙宝所言:“儒家对‘天下为公’天命的崇拜之中内含着对道德自觉超越的信仰,这是一种道德实践的理性主义追求,这种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命运的高度关怀以及追求崇高的人类道德价值目标的实践是度一致的。”[6]可见,历代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将传统文化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当前,“中国梦”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主题。而“任何梦都是基于主体的特定的历史体察和文化积淀而形成,是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反馈而做出的反映”[7]。“中国梦”同样摄涵和彰显着充满民族魅力及吸引力的中国特有的文化与价值内涵。毋庸置疑,“中国梦”的价值底蕴鲜明地彰显了中国精神,其含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富强”“和谐”“文明”“爱国”“公正”“诚信”“敬业”“友善”等语言表述与核心概念,无不是新时期对于儒文化为主导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含独特价值的确证与称扬。“中国梦”是当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精神旗帜,代表了高扬中国精神的当代国人的价值理想,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中国梦”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更好地适机合融,使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与儒家“大同”的社会理想巧妙合汇于“中国梦”,从而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更显迫切。然而,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差强人意,尚未能与“中国梦”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同趋同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与科学思维方式尚不被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甚至于有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现被边缘化的危险倾向,因此社会文化建设中存在着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和国建立与存在之价值观基础,不能与作为民族存在之价值观基础的儒文化有效融合。在此背景下,如何结合当前的时代精神拓展创新思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马、儒会通的新理路:方法与德性的统一

由前述可知,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时期的文化使命,就是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8]。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前实际相结合,使以儒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契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使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融摄传统儒文化,以便切实凝聚中国力量和弘扬中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目前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关于精神理路的相通性以及二者同异的辩证关系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如张岱年先生就曾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尊重,因其是客观真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必须弘扬,也因其反映了客观规律。”[9]但就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会通的具体方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形态之建构路径仍未尽其义,实应求其确解。对此,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10]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处理具有典型意义。其“马魂”意指中国文化未来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体”意指中国文化未来在内容、形式、风格上将体现其民族性,文化的基本主体将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西用”是谓吸收借鉴当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合理成分。应当说,“马魂、中体、西用”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三者的关系处理与表述可谓允当,在理论层面达于融会贯通的新理致,然而在实践可操作层面略显滞碍。关于哲学理论的实践问题,不禁让人想起冯契先生于《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有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重要命题。冯先生以为,一方面理论要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见之于现实活动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理论要化为鲜活的德性,体现为具体的言行与人格。因此,在冯先生那里,作为方法的理论与作为德性的理论在实践层面达至统一。我们以为,冯先生这一化理论为方法与德性统一体的重要思想,对于今天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的融合颇具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儒文化作为做人信仰和道德伦理观念,二者的融合在实践层面可以理解为方法与德性的统一,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方法,化儒文化为德性,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也就在实践、信仰、现代人格建构等多方面达至契会、融合并相互发明。习近平同志曾说:“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同时,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11]他的中心意旨就是: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另一方面要实现理论创新以增强活力。按照方法与德性统一的建构理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文化融合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体现这一中心意旨的契理契机的优化组合与理论创新,它非但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而是真正实现了作为主导思想和根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文化根基和文化传统表征的儒文化之间的会通互融。杜维明曾对儒学价值有这样的阐发:“没有充分体现自由的价值,却有公益的价值;没有理性的价值,却有同情的价值;没有法的价值,却有理的价值;没有权的价值,却有责任的价值;没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却有社群伦理的价值。”[12]如果说传统儒文化只有这种单一价值的话,那么基于方法与德性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于融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传统儒文化的道德伦理观,无疑将在自由与公益、理性与同情、法与理、权与责任、个人主义与社群伦理等诸方面体现双重价值。因此,这种体现方法与德性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并融合了儒学精华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她符合当下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需求,彰显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精神。

四、结语

当前,中华民族在“中国梦”的指引下团结发展、开启了“中国梦”的新时代和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无疑是新时期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笔者基于方法与德性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文化融合思想的疏浅思考与撷取之说,期于寻常事理中显出马克思主义与儒文化的灵活妙用,以俾于当前社会发展实际。

作者:王冬 单位: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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