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使工人阶级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帮助工人发起和建立工会并指导这些工会出版工人报刊，使中国广大的劳工阶层受到启蒙，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明白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1920年11月21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同一天，长沙的湖南劳工会成立。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决定组织工会。此外，济南的理发工人、印刷工人，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武汉的人力车工人也都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工会成立以后，共产党早期组织又指导工会领导工人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如上海工会成立以后，领导了1921年3月法商电车工人罢工，“逼得他们（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劳动者的要求条件”[5]；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了1921年3月汉口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了湖南人民反对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的“自治”阴谋的斗争；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了1921年勤工俭学学生的3次斗争，即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一经组织起来，就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据统计，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全国共发生经济性质的罢工斗争为314次，其中，1919年5-12月有罢工107次；1920年134次；1921年前7个月有罢工73次”[6]。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7]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已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对国家前途和政治现状更加关切；同时，他们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要求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工人阶级中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向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转变并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时局，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时澄清人们头脑中的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开始觉醒起来。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来，他们很快地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追寻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就是在其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在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9]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肯定地说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0]不仅如此，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还孕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他们当中有刘少奇、向警予、罗亦农、任弼时、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彭湃、沈雁冰、肖劲光、汪寿华、李中、李启汉等；也有多年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同盟会会员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还有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奔赴国外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维汉、蔡畅等。董必武始终把李汉俊看作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他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11]直到晚年，董必武仍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经常和我闲谈社会活动情况……，告诉我们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2]更为可喜的是，经过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一大批最初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斗争，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转变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正是这支强劲的队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奔走呼号，才使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智能农业论文想运动。
作者：张宝丽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