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资本与村级集体企业的兴衰
刘东辉等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刚创办时，既缺乏机器设备和资金等物质资本，也缺乏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人力资本，常常用社会关系资源来解决资金、技术以及企业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问题。［8］程鹏立以安徽毕村水泥厂为个案，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消亡对乡村集体企业兴衰的影响。［9］改革开放前，毕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几个自然村多是单姓村，族谱保存完好，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是村民之间信任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人们依然有很深的集体主义情结，村干部愿意为集体奉献，对村民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村民对村干部有较高的信任感。水泥厂创办于1983年，直到1995年都处于高速发展期。村班子通过对信任、规范和互惠合作的网络等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方便而廉价地获得了集体企业所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995年，水泥厂开始由兴而衰。2000年，该厂停产。2002年，机器、厂房等固定资产遭受了大规模的公开洗劫，使该厂彻底成为一个历史记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毕村集体企业无法满足本村村民就业需要，一些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或经商，熟人社会逐渐变成半熟人或陌生人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互助合作逐渐被商业化的社会服务所代替，人们越来越成为理性经济人，这些都给传统社区的信任和规范带来巨大冲击。几个主要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开始破裂。1991年初，第三任厂长徐为民走马上任后，各项效益和工人收入都有较大增长，通过集资和借款，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改造。他要求村组织不要干涉水泥厂的具体业务，村组织感到厂子有失控的危险。趁徐为民出差之机，村支部书记方培天召开支部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罢免了徐为民的厂长职务。这一夺权事件破坏了干部之间那种无私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并使干部职工之间呈现不同的派别，干部开始更多考虑自身利益，提拔忠于自己的人，防范和打压其他派别的人。对厂长来说，首要的不是企业发展，而是职权稳固。1997年的集资更是破坏了干部群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水泥厂已经资不抵债，上级要求对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在毕村却变成了强行集资，要求每位职工必须成为股东，否则便被辞退。共筹集资金70多万元，但没有改变企业倒闭的命运。除了几个“狠角色”拿回本金外，绝大多数职工连本金都没有拿到，甚至不知道找谁讨要集资款。村民被骗之后，对村集体逐渐失去了信心，村干部再也没有一呼百应的权威了。笔者认为，90年代后，毕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互惠与合作开始瓦解，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发生破裂，村民开始不相信集体领导“一心为公”，而是认为他们都在为自己打算，村民对集体事业也开始持旁观甚至反对态度。正是这种传统社会资本的消亡导致了集体企业的衰败。
二、集体主义和乡镇集体企业兴衰
吴一平认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集体主义精神，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制度因素。通过对江苏、四川、安徽三省乡镇企业发展状况的比较，他说，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弱与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真正原因是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国强制推行的改制政策(私有化)破坏了集体主义对农民的凝聚力，更加速了乡镇企业衰落的趋势。［10］周小杭认为，集体主义是乡镇集体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企业中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日益膨胀，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缺失使原本就缺乏完善管理制度的集体企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产生了困难，结果是集体企业被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从内部掏空，从而为集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埋下了隐患。［11－12］从一家村办缫丝厂看，最初创业的几年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男女老少，从搬砖、平地到开动12台机床，样样活都得干，月工资一律为21元。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赢得利润不还本，股份不分红，坚持投资再投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分散的小农联合起来，并且起到一种约束作用，使权力运作中的干部和工人都受到约束。对权力使用者，一方面在管理与决策方面不能恣意妄为，另一方面不能以权谋私。企业B老厂长说，还是老工人素质好，企业遇到困难时，工人加班加点，没有任何怨言。这样一种道德约束好过制度约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个人利益凸显出来。市场经济瓦解集体企业采取两种方式，直接把个人从集体中拉出来(下海)，或者人在集体，但心被市场救出了，在集体企业内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些企业的第一步改革便预示着集体主义的瓦解。Y厂升格为乡办企业后，取消了一户一工的用工制度，新工人要考试和试用，不合格被辞退，他们没有了集体认同感;不再是低工资分配，而是计件工资，人与人之间拉开差距。企业领导在面临政治压力面前，决策上出现道德缺失，企业B为了迎合政府政绩需求，盲目扩张。原负责人说，我们知道迈出这么大的步子，肯定要出问题，但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这样做，企业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为了公家的东西得罪领导太不值得了，企业破产了，我该得到的也得到了，有些人还提拔了。集体主义消亡后，原来受集体主义约束的各种利益逐渐凸显出来，相互交织侵吞企业资产，而利益冲突进一步瓦解原来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恶性循环。改制过程中，一些经营者故意压低资产价格，一些地方简单地一卖了之，一些人利用内部优惠政策，低价购买，迅速转手，一夜暴富。缺失了集体主义又缺乏个人道德修养的个人容易贪污腐败，但其更为致命的方式是不知不觉中把企业资产划到自己名下，通过这样的改制来变相侵吞企业资产。权力和分配朝管理层倾斜后，引起工人不满。工厂不能公平对待员工，员工也不爱工厂了。有些人偷厂里的零件、油漆、各种原材料，有的留给自己用，有的卖给收购站。一些较大企业周围，往往有多个收购站。工人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集体主义被市场瓦解后，集体企业的衰败成为必然。
三、人心不古和监管难题
乡镇集体企业是传统公有制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最后闪现。集体企业不仅依靠一种精神，而且依靠一系列配套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人力资本的全面控制。集体所有制是集体主义的制度基础，没有这种所有制，很难产生集体主义，但集体所有制又依靠集体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存续，集体主义是集体所有制的精神基础。传统公有制企业必须建立在大公无私的基础上。社会变迁不仅是经济的变迁，也不仅是制度的变迁，更是社会风尚和世道人心的变迁，是各种因素扭结在一起的整体变迁。私有化不是在改制期间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改制之前悄悄发生的。从农业分田单干到工业和商业领域承包制，这种改革，必然刺激人的私心，“私有制度会挑起集体企业经营者和官僚的私心，最终苏南地区的集体企业也难以阻挡这种侵蚀”。［4］(P73)因为这种私心，而无法支撑公有制企业，于是一些企业早在改制之前，就已经纷纷垮台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集体组织脆弱的原因。首先，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共产主义。这种组织内部，一方面是公有制，另一方面是一个个有家庭生活的具有一定私心的社员和职工。公与私的矛盾是这种组织的根本矛盾。不是公心压倒私心，就是私心压倒公心。这种组织建立在领导干部廉洁奉献基础上。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教育，是公有制存在与延续的基础。所谓阶级斗争，不是与别人斗争，而是与自己的私心或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从那时起，就注定了大量公有制企业的垮台。其次，传统公有制组织号称实现了经济平等，但在政治权力上却分化严重。在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村干部拥有了更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在“明星村”则进一步演变为掌门人的强人政治，普通农民与以往相比作为单纯劳动力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变。［13］改制过程中，集体普通成员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利用控制权、经营权等，逐渐把集体资产转变为个人资产，普通成员难以察觉，即使有所察觉，也没有任何权力阻止。在一个权力高度分化的组织内，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自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权力的分化导致这些组织从内部被掏空，以及集体组织从公有到私有的最终变性。再次，传统公有制组织没有建立制度化的监管体系。中国传统的监管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但没有解决监管者被监管的问题。毛泽东用群众运动来监管干部和群众，用斗私批修和思想教育等改造人心的方式，来解决集体组织监管难题。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广大干部无私奉献，使广大职工努力工作。一旦政治强人故去和时代风尚变化，集体主义便被个人主义取代。
四、结语
20世纪后半叶，我们见证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然后再到私有制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人心不古，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化，更多传统公有制组织还将淹没在这种渐进式私有化浪潮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集体组织垮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集体组织成功了，如农民合作组织在欧美国家，甚至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做得有声有色。许多大公司不是个人独资的，而是若干大股东联合支撑起来的，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集体组织。为什么集体组织在一些地方失败了，在一些地方却成功了?这特色农业论文些地方是如何解决监管难题的。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马跃 单位：淮北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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