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又是理论研究的目标和归宿。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人民”话语进行梳理，既有助于我们理性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现代“人民”理念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又有助于我们客观辨析“人民”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研究经验与话语转向。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为中国学术界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起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中国学者就对马克思现代“人民”观的理论支撑“阶级”一语提出了挑战。张东荪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由职业划分决定，“中国的阶级是以职业划分的，中国所谓‘行’，即指一种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瑡瑐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在战国以前，中国是卿、大夫、士的阶级社会，战国后阶级性则慢慢消失，读书人和官吏变得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一样成为中国社会构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是“职业分途”。“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需要，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合相需之征也。”瑐瑢张东荪还提出，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理论范式呈现出较强的先验色彩，将社会阶级两极化并分成互相对垒的两大势力，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做法难以应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马克思阶级话语“以阶级利害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与原动力”，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一种历史定命论，“乃是先有一个目的，然后再加以证明，来强勉证明之。”这个目的就是社会革命。“他的阶级说，其命意是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过分强调一个阶级的事而忽视各阶级共通的事”。胡适也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否定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胡适认为“这一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瑐瑤。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了质疑。毛泽东认为，张东荪等人只注意到了矛盾的特殊性，忽略了矛盾的普遍性，只强调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忽略了中西社会结构的相通之处，因而未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阶级社会的普适性。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话语与阶级理论。他将阶级理论提升为现代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指南，阶级斗争是推动中国革命前行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经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革命法宝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而核心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瑐瑥毛泽东发展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实情的阶级分析模式，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做出正确的分析，是制定切实有效的革命策略、取得革命成功的保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瑐瑦可见，为了避免圆凿方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袭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概念，而是在选择性地承续中国传统“人民”范畴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改写。“人民”并非一个不变的常数，虽然不同革命阶段参与革命的社会力量依据历史形势的改变而改变，但凡是与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相冲突的社会力量，均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因而，“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并不是一句空话。
“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动力与主体，毛泽东倡导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在历史的轮回中知识分子经历了由启蒙到反启蒙的身份转换。“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瑐瑧作家遭遇创作危机的根源在于未能从民众那里及时得到精神的滋养，脱离实际、远离民众使得他们既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也不能对民众的境遇与生存状态作出正确的描述。毛泽东措辞激烈、文笔泼辣地指出，社会对民众的认识往往受制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描述，如果他们未能对民众采取正视与重视的态度，易产生作品叙事与民众现实之间的偏差，导致理解的片面与认识的扭曲。文艺工作者不应高高在上，而应放下身段，以平视的态度与民众交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处理人民大众所存在的缺点与问题。新文艺革命虽需要鲁迅般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但是文化普及重于文化提高、歌颂光明高于暴露黑暗，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方式更适于革命时期的文化形势与新文艺革命的主流政治规范。如果有意忽视民众艺术水准较低的事实，一味空谈、高谈文化的提高，无异于是对民众的变相拒绝。“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瑐瑨知识分子作家需要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描写社会变革与历史发展，但是他们只有以身份均等、人格平等的态度、立场和情感，才能实现与民众的精神沟通，在此基础上去谈论文化的普及或提高才是可行有效的。四中国学者所倡导的现代“人民”理念不同于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亦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以人为本”观念。汉语中“人民”一词的词根“民”的最初字形暗含着统治阶级强制施加于民众的思想蒙蔽，孔子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是对这种统治观的一个注解。“民为邦本”思想虽然强调人民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但其旨在借助民力巩固专制统治，并未正确认识“人民”在历史建构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观念固然打破了神性思维桎梏，尊重个体的权利与价值，但也未能充分认识“人民”的集体意志与群体力量的重要性。中国现代学者创造性地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使“民为邦本”思想和以“人”为本原则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与张扬。正是源于对民族命运和个体发展的关注，他们倡导通过“人民”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学则是这一历史进程中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广泛社会动员的革命利器。1947年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一书中指出，建国之前的新文学运动包括了“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这两支潮流。“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对应着不同的现实诉求，建构于不同的思想价值体系之中，是对不同的文学话语范式的表达。
如果说前者是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话语，坚持生命本位、文学本位;后者则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集体主义话语，遵循阶级本位、工具本位。然而“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艺术的立场。”瑩瑐人们往往强调“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却对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重视不够。通过探寻两个文学观念内涵的叠合与分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民文学”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使用的“人的文学”而言，我们可以把“人民文学”视之为以“人民”为本位的“人的文学”，或者说把“人民文学”视做“人的文学”的一种存在形态，“为人民服务”是对“以人为本”的更具体、更明确的描述与解释。“人的文学”既包括人的因素，也可包括非人的因素。虽然政治并非理解文学的唯一视角，但是既然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文学不可能不被意识形态话语所介入，正确理解这种话语，将有助于职称论文期刊我们理性认知和客观把握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作者：周晓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