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绪状态
自道德判断社会直觉理论提出以来，情绪在个体道德判断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受到研究者重视，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尤其是脑成像技术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应用,是近年来关于情绪状态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的重要推动因素。Moll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不要求其作出外显判断的情况下，被试在观察过能唤起其道德感的图片后，fMRI显示其腹内侧前额叶（VMPFC）受到明显激活，而VMPFC与情绪的自主反应关联密切。[11]VMPFC之外，与情绪相关的其他脑区如扣带后回、楔前叶、海马旁回等，在不同类型的道德判断中也显示不同的激活程度，在对与正性情绪相关的道德场景进行判断时，VMPFC和颞上回被激活的程度更加明显，在对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道德场景进行判断时，杏仁核和海马旁回的激活程度更加明显。[12]Kliemann和Young等人的研究初步揭示了情绪因素会直接驱动道德判断，在事先启动被试对道德故事主角的积极或消极印象的情况下，被试更倾向于将消极评价的人物的行为所导致的负性结果归结为是主观故意的，显然，对被评判对象的消极情绪影响了被试的道德判断。[13]此外，在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中，Koenigs等人的研究分别以正常人和VMPFC损伤的病人为被试，进行与JoshuaGreene相同的道德两难测验，结果显示，与正常被试相比，VMPFC损伤者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判断，[14]证明情绪功能（敏感性、稳定性等）削弱的个体对其道德判断的影响是显著的。Valdesolo和Desteno等人则发现，如通过诱发积极情绪去抵消被试的消极情绪，那么正常的被试会更倾向于统一两难故事中的功利性选择，[15]相关脑区损伤的病人则不会。上述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一起，逐渐将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并且逐渐走向细化、具体化。个体情绪状态与道德判断的关系越加明朗和具体化之后，道德情绪的概念开始被提出并广为接受，道德情绪是指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即人对客观事物与自身道德需要之关系的反映。Haidt曾将道德情绪分为四种，即蔑视（谴责别人）、羞愧（自我指向）、移情（体察他人）、与感激（赞赏他人）。其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类对各种具体道德情绪状态进行划分，常见的消极情绪包括内疚、羞耻、厌恶、尴尬等，积极情绪则包括自豪、感激、同情等。目前，道德判断领域针对负性道德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较多，正性道德情绪涉及较少。[16]Schnall和Haidt等人推测带有厌恶情绪的个体会对不道德事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谴责，实验证实，事前接受厌恶情绪启动的被试对不道德事件的谴责程度确实较未启动的被试要显著。[17]Horberg和Oveis等人针对不符合贞洁规范行为的道德判断，分别检验厌恶、愤怒、悲伤三种情绪对其的预测效果，发现只有厌恶情绪可以特异性的预测对不符合纯洁性规范的行为的谴责程度。[18]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脑岛是与厌恶情绪加工相关的重要脑区。[19-21]
（二）移情
个体情绪状态与其道德判断的关系受到研究者关注之际，移情①作为一种替代的或间接的情绪反应能力，对个体情绪状态的变化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处于道德场景中的个体，对需要帮助者或受害者的情绪状态尤其是负性情绪的体验程度，是否会对其之后的道德判断产生明显的影响，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总体上看，这类研究的切入点一般集中在移情与道德判断中的正性道德判断（及其之后的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探究上。Batson等人的研究中，在给所有被试呈现相同的需要帮助者（故事主角）的音频材料之后，对高移情组，要求被试尽力去想象音频中故事主角的内心感受，对低移情组，只要求被试尽量回忆音频中讲述的各个细节，事后在检验被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故事主角需要帮助并愿意施以帮助行为时，发现如之前所预测的，高移情组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故事主角的正性道德判断。[22]Marsh和Anne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助人情境中需要帮助者的面部表情对被试的道德判断有显著影响，实验组观察到需要帮助者的恐惧表情，对照组则观察到平静表情，在事后的行为判断上，实验组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需要帮助者的道德判断，并且与对需要帮助者表情识别的清晰度呈显著的正相关。[23]这些研究同其他类似研究（James）一起，在行为研究的角度揭示出移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为Batson所提出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提供了佐证。[24-25]该学说认为对情境中受难者的移情，首先会直接激发个体的所谓利他主义动机，从而促使个体不计个人得失地去对受难者施以援手，移情强度越大，利他主义动机也就越强；同时，由于对受难者的移情是个体自身体验到负性情绪，为了尽快摆脱负性情绪个体也会在利己动机的趋势下选择利他行为。[21]脑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前额叶损伤尤其是腹内侧区域损伤患者，其移情能力明显受损，Phillips和Hynes]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腹内侧前额叶区域与移情能力关系密切，这片区域在被试进行情绪观点采择时激活明显。[25-26]Decety等人则发现，镜像神经元系统对移情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非意识的神经镜像可以使人们替代性地体验他人的情绪状态，并使移情的情感分享特征成为可能，对情绪理解障碍的自闭症儿童的研究显示，其下额叶皮层未呈现正常的镜像神经元活动。[27]
（三）心理距离
源于时间解释理论（TemporalConstrualTheory）的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LevelTheory），认为心理距离影响人们对某一客体的解释水平（心理表征的抽象程度）并最终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判断。近年来，以Eyal和Trope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将这一理论引入到道德判断研究领域。[28]Liberman和Trope的研究发现，对于远时间距离上（更远的将来）的事件人们习惯于以更为抽象、更具概括性的信息对其表征（高水平解释highlevelconstrual），而对于近时间距离上（较近的将来）的事件人们更习惯于以更加具体、更细节化的信息对其表征（低水平解释lowlevelconstrual），并以此发展出时间解释理论，认为时间距离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解释水平，从而影响人们对该事件的判断。[29]之后，Liberman和Trope等人进一步推论，作为心理距离的一个维度，时间距离对表征表征水平的影响在其他维度（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上可能也会出现，并在之后的实验中的得到验证，由此整合并提出了解释水平理论。Eyal和Trope等人的一项实验研究中，给被试呈现诸如兄妹性爱、吃掉自己养的狗、已婚妇女婚外情等不道德事件的文字描述，之后分别对时间距离（发生在明天vs发生在明年）和社会距离（以自己的视角看待vs以他人的视角看待）进行操控，发现在无论更远的时间距离还是空间距离上，被试都更倾向于对所呈现的不道德事件施以更为严厉的道德标准，即随着心理距离的增加，人们会将不道德事件判断为更加不道德。[30]Pronin和Olivola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帮助同学、组织募捐等行为决策中，被试为未来的自己和为他人所做的决定差异不显著，但为现在的自己和将来得自己做作的决定却有着显著的差异，[31]进一步显示时间距离两个维度（时间距离、社会距离）对道德判断所产生的相似的效应。Eyal和Sagristano等人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还发现，相对于近时间距离上的行为意图，人们当前的价值判断对远时间距离上的行为意图的预测效果要好得多，越是较高水平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越是对更远将来的行为意图有更好的预测效果。[28]其他研究者成果也支持了心理距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这些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启发研究者研究道德判断的视角向社会情境回归，尤其是社会距离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引导研究者再次关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社会情境下的具体的道德判断的影响，可以说这正是社会对道德判断研究的要求所在。
（四）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其他研究者关注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还包括可识别性、内隐认知、内-外群体等。Kogut和Ritov发现捐助情境中，可以识别的受害者会比匿名的受害者获得更多的捐助，Small和Loewenstein则发现，相同的条件下，人们对身份确定的罪犯的量刑预期要比身份不确定的罪犯严厉。内隐认知的概念被广为接受之后，其对外显行为的影响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负性词汇的内隐认知特征要强于正性词汇。Tajfel和Turner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中关于群体关系的论述给研究者以启发，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否会在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之间表现出差异，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Turner和Hogg等人的研究显示，个体倾向于将更高的道德评价给予内群体成员，对于不道德事件，倾向于给予内群体成员更轻的指责，对外群体成员则更加严厉。[31]
（五）总结与展望
首先，研究方法方面。目前，道德判断研究中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对偶故事法、两难故事法、确定问题测验（DIT）以及道德判断测验（MJT）。其中对偶故事法和两难故事法分别由皮亚杰和科尔伯格最先使用，两难故事法相对于对偶故事法虽然有所改进，二者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都难以避免的是被试作答的主观性难以避免，同时进行大规模标准化施测也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之后Rest和Lind针对二者的不足，分别在两难故事法的基础上设计出确定问题测验（DIT）和道德判断测验（MJT），使标准化施测成为可能，较之评定法也有了更高的精确性，但是如何尽可能避免因被试作答的主观性所产生的社会赞许效应，成为此类测验的短处。其次，研究主题方面。近年道德判断研究的主题，已经由当初皮亚杰和科尔伯格所关心的儿童道德判断准则的纵向发展，转移到对道德判断影响因素的探索和验证上来，这就使得这类研究缺乏系统性而显得支离破碎，以至使各家见解的统合显得更为困难。这种情况下，在双加工理论为道德判断研究确立了理论基础之后，对道德判断问题进行结构性的多维分类显得尤为必要，当前可知的分类维度包括难-易、正性-负性、情境条件等，若能将之整合起来，今后的研究将更具系统性、逻辑性。此外，当前研究的重点基本集中在对道德判断的前因探讨上，对道德判断之后所伴随的行为趋向则涉及甚少，这也是所有道德问题研究的难点所在，即所谓的“知行不一”问题，如何更为精确的对道德判断之后的行为进行预测，显然是道德判断研究的题中之义，应该引起研究者更多的重视。最后，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又至关重要的现象，有关道德的研究显然不应该脱离社会现实。目前的道德判断研究，为了控制其他无关因素，以实验研究为主，研究对象则主要为在校大学生，研究成果的生态效度问题应该引起注意。为了使研究成果对社会现实更具指导意义，除了继续加强研究深度和理论构建外，使研究植根于社会黑龙江职称现实当中，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的社会功能，应是今后道德判断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者：叶胜超 严建雯 单位：宁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