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理性全面渗入农民的生活，是农民行动动机的直接诱发因素，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适应现代市场机制的必然出路。但是这种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经济理性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因素控制的“唯利是图”的欲望。
一、道德理性是农民采取行动的规范性因素
费孝通认为，血缘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中关系比较密切”，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的亲疏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在村落生活中，农民的算计不可能单单基于个体自身，而在相当程度上必须将村落中的其他人一并算计在内，否则他们很难维系彼此之间的日常合作。传统的道德或情感因素仍就是农民行动的深层次和现实参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经济理性中对“金钱”的追逐的行动逻辑。因而道德理性是农民理性结构中的规范性理性因素，调节和指导农民行动对社会情境中规范性因素的适应性。
二、法理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前提
现代法律法规等社会权威性因素及社会规范是行动者开展有效行动的制度性框架，是行动者行动获得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条件。与传统道德一样，现代法律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维持彼此关系和日常合作的可以依赖的力量。与前者相比，它更具有强制性，通过惩罚违背法理的行动起到警示的作用，因而维持农村社会秩序更有强制力。法理理性是农民对现有的法律的理解力和自觉力，对农民行动最基本的“合法性”提供支持。
三、农民理性的经济化发展趋势
哈贝马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中，理性化过程出现了社会再整合。市场经济的商品价值观具有排他自利性的特征，个人取舍的标准以感官欲望代替深层反思，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当货币成为商品流通的媒介，成为衡量价值和商品交换的标准，最终使生活世界被经济化，造成社会再整合。转型时期，现代化和市场因素逐渐渗透到农村社会中来，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逻辑改造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研究市场经济对农民的改造上，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流动性打破了村庄的边界，开放的村庄和流动的农民有了更多按照经济理性算计来决定行动的机会。市场经济以货币衡量一切关系，货币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呈现发展趋势，不断排挤和打压其他社会关系，农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传统社会之间起作用的规范，来适应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理性准则。在传统社会中，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主要体现了伦理上的关系。伦理的基础是道德，表现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是彼此能在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市场逻辑侵入了传统的伦理道德逻辑，人际关系契约化冲击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淡化传统的“人情”关系。———“亲兄弟明算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伦义务渐渐让位于利益，冲击了“人伦”基础的差序格局。这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的人际交往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和价值观念，使农民理性表现出经济理性化倾向。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对生活在“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中，重视人情、面子的中国农民，变化更加深刻。这些年来发生在农村的制度安排无一不内涵着对农民“市场主体”的塑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重构了农民的理性结构，经济计算成为行动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理性算计和货币理性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在传统色彩浓厚的农村社会中，家族（家门）、邻里关系等传统关系网络仍然是个人扮演着获取物质资源与情感支持的重要资源和途径。在具体的行动中，农民仍会顾及“家门”与他人的利益，但这种“顾及”是以个人投入成本与自己可以预见的获益之间的算计为基础的策略选择。因而，农民的理性结构出现一种变迁趋势：经济理性逐步上升的趋势，道德理性逐步让位于经济理性。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理性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互相嵌入在行动者决策与行动实践中的；这两种理性是农民行为逻辑的重要衡量尺度，但不足以涵盖农民理性的全部内容；两者的关系是一种整体上呈现出的趋势性描述，在特定的行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个人偏好、文化及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情境的有效判断等会影响这两种理性的发挥程度。
四、小结
无疑，农村社会变迁影响并塑造了农民的行动。理性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理性在互动中不断地被改造与重塑，形成稳固的认识和行动，并作用于农民个体的行动选择过程。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农民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其行动是一种综合各种因素后的策略选择。转型期，农民行动在原有传统道德理性的基础上增添了市场条件下的货币理性和法理理性色彩。客观而准确的把握新时期农村社会中农民行动理性的这一特点，对于实现村民合作与自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对及时有效缓和农村中各种紧张关系，维持社会秩序，推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郭利琴 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