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互联网主导的全媒体深度融合强烈冲击着电视的传统发展及运营模式，使其出现了产品定位模糊带来的收视群流失、维系家庭文化功能弱化以及核心媒体地位动摇等诸多困境。电视发展不仅要面对与新兴交互式媒体终端竞争市场份额的外部生态，同时更要解决内生型结构转变的内在要求。作为电视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信息垄断为电视研究提供了新的批判思维范式。实现对电视生态的重构，关键在于恢复人的自然性与精神性内在同一之本体性的合法地位，坚持产业行动者与受众的审美自觉，打破信息垄断的桎梏。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生态；信息垄断；审美自觉
2014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同时也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元年，“多屏看剧”已成为全民收视的新常态。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来，即时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迅速在信息产品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且大有囊括半壁江山之势。传统电视媒体为应对产业生存危机纷纷加快媒介融合进度。以智能互联网电视的点播功能为例，电视融媒后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两大观看模式分而并立的结构，即传统的滚动直播模式与脱胎于新媒体的平面点播模式。与互联网共生的平面点播模式具有传统直播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有效地解决了信息社会如何实现处理庞杂信息，筛选有价值、个性化内容的成本收益最大化问题。在滚动直播模式下，人们为了收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需要等待其他节目播放完毕，而点播模式则大大缩短甚至消解了由于等待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在这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维度—时间—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场/缺席的二元逻辑，喜爱的节目可以通过点播永远在场，而不感兴趣的内容则会永远缺席。生产—消费过程越来越倾向于基于个体需求的定制消费思维。
1媒介融合视阈下电视生态的现实困境
1.1产品定位模糊，电视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然而电视在借鉴了新媒体定制消费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其结构性缺陷同样显而易见。考察当前电视融媒发展态势，电视研发的设计者着眼点始终处于抽取新媒体在市场测试中较为成功的运营模式，全盘拿来或将其“肢解”成碎片化的功能元素，急于把未经系统整合和市场测试的外来功能附加在自身产品之上并相对独立于电视的内生型结构。事实上，电视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已经陷入了机械原子主义的误区，过分追求功能的多样化而是整个电视的融合理念显示出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弊端。偏差的融合理念必然体现在电视结构升级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重重。例如，智能电视上的应用平台开放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鸡肋应用”，电视厂商将那些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众口铄金的极其流行的应用不加选择地移入到智能电视，结果导致了十分糟糕的用户体验。智能互联网电视不仅在内生性结构与吸收自新媒体的元素存在兼容问题，而且电视框架与其他媒体同质化的思路，使其在产品功能定位与价值性存在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上饱受质疑。智能互联网电视搭载的操作系统大多与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基于同一技术架构——AndroidPro，而推送信息的数据源也以互联网资源为主，而不是模拟电视时代的有线电视网络。这造成了电视厂商在电视硬件销售之后很难再获取用户后期应用软件和资源服务的收益，电视不得不直面与强大的互联网生态（如腾讯、百度、奇虎360等）竞争和分利的局面。尽管如此，电视运营仍然在技术支持、结构框架以及节目资源上都在竭尽所能地与新媒体同步。客观看来，不同媒体在融合趋势下界限不断被打破是互联网时代的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电视区别与其他媒体的特质逐渐淡化。既然电视能做到的，其他媒体也能做到，那么电视缘何还有存在的必然性？电视与新媒体的区别仅仅在于屏幕的尺寸不同所带来的观影体验差异吗？事实显然远非如此。
1.2维系家庭文化的影响式微，特质功能退化不容忽视
电视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家庭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家庭成员社会化、内化社会规范体系、形塑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等诸多任务。社会学家杨善华认为“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是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感情满足的功能[1]。”上文已经阐述到，电视是维系家庭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电视实际上成为了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作为生活世界的家庭的通道，电视节目逻辑的准确性恰好弥补了家庭成员互动中索引性表达的随意性。反过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也会影响家庭功能（共同在场的电视收看）的执行情况。在当前我国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的前提下，家庭关系主要是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电视节目在内容设计上主要围绕这两大家庭关系进行。基于家庭受众群体的姻缘、血缘两大家庭关系而设计，一方面准确把握了受众主体的心理需求，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收视效果，另一方面也对维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下，晚餐后家庭成员围坐在电视前其乐融融的景象已经越来越少。“多屏看剧”不仅冲击着传统电视“一屏看剧”的格局，同时也在冲击着家庭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埃米尔•涂尔干）的整体，点对点的传播模式虽然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剥夺了人们共同分享情感、交流观赏体验的欢乐。综上所述，家庭成员共同看电视的预设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电视的维系功能显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电视的另一大主要功能面临着日益萎缩的风险。
2哲学重构：实现审美自觉，冲破信息垄断
自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定时播出电视节目的机构，从此电视经历近80年的不断发展，不仅在节目制作水平上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各国新闻媒体管控机构对节目内容的审核和筛选也是有增无减。而电视与新媒体的一个难以同化之处在于电视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其权威发布媒体的合法性地位也使电视能够达到新媒体难以企及的宣传效果。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电视剧制作遵循市场竞争原则，一方面对个人制造虚假需求，这种欺骗行为在消费社会中尤为奏效；一方面竭力迎合低俗化的虚假需求，批量生产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获取丰厚的竞争优势。“西方媒介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不是以粗暴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更微妙、更缓和也更为有效的形式表现的[2]。”了解了大众媒介信息垄断的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流行文化是电视媒体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在文化工业统治的社会中，一个文化产品是否流行成为了判断其好坏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一部最新上映的电视节目被冠以“流行”的标签，一时间万人空巷、趋之若鹜。但是“不管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花样翻新，它们都带有大工业‘批量生产’的痕迹，同类产品缺乏明显差异，就像生产流水线上出来的东西，总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缺乏个性的和千篇一律的[3]。”流行文化既不是大众创造的，也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而是在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包装和传播的，它首先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在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后人们不免视觉疲劳，审美能力退化，连评判美丑的能力都被流行文化剥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景象，人们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向度，唯电视媒体竭力推销的流行文化马首是瞻，人于是丧失了本体性特质，成为了卢卡奇称之为“物化”意识的表现。艺术美学的原则是总体性原则，它以形象思维表达了个别的感性现象，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本能欲望的满足时力求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具理性由于始终狭隘地专注于自然功利，崇尚控制社会，而虚化了人的本体性解放，将人寻求超越了精神性悬搁起来，与人倚赖现存的自然性产生割裂。审美活动作为人把握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是人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把握现实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实践。由于人的实践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自然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人对同一客观的美得审美倾向既可能趋同，也可能迥异。因此人的本体性决定每个人都应有独立判断美丑好恶的心理机制而不受制于环境的可能性，也就是达到审美自觉。面对电视发展的诸多困境，实现对电视内在价值的重构，就是要重新实现人的审美自觉。这对电视的产业行动者和受众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电视的产业行动者，要有把握正确审美观的操守，从人们真正需要的美的体验出发，感悟人生超越的意义。作为电视的受众，一方面要有所坚持，运用艺术理性抵御流行文化的裹挟；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进行抗拒性认同。所谓抗拒性认同，就是“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4]观众也许不能选择电视上播放的内容，但可以选择收看或者不收看、收看此节目或不收看彼节目，不做沉默的螺旋底部的悬浮物，表明自己的真实声音。
3结论
电视毕竟是提供观看服务的设备。近年来，曲面电视、量子点技术、4k超清、ULED动态背光、体感操控等概念不一而足，搭载这些先进技术的电视符合了人体工程学设计，观看舒适，能够营造影院式的沉浸感，这些往往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终端难以做到的。人们对于电视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其实早在70年前，当电视诞生后不久，就有人预言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将随着电视的普及而消亡。事实证明，传统媒体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电视和其他媒体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综其所述，无论是画质表现、观看体验还是智能操控都是其他新媒体之于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电视在直面和解决现实困境的前提下仍然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1.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
[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03.
[4]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作者：高玉炜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