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在中国历史悠久，内容翔厚，像人们崇尚礼仪一样，对养生学的探索与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作为中国养生学之特点，并非只是医师的责任，而是众多各门各类学者的共同爱好和追求，因此中国养生学中其实融合了如哲学、历史、宗教、阴阳、方技等众多古代学术成就，属于古代文明与学术的集合。从中医学的渊源和发展中不难发现，我国的医学和养生自古就是一种整体观念，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人把它叫做：“道”，即道可道，非常道。道的范畴广泛且种类繁复，意义广大，而人体之道则被称为医学或养生学。提起“养生”，语出庄周的《养生主》：“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里“养生”一词，据有关医史学者考证其原意并非现在之意，而有抚养的意思。然而这一词汇的诞生也可以说是标志我国养生学的形成和开始。通观我国养生学的发展历程是与历代的学术成就和医学发展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对历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亦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一、商周巫祝时代的养生实践与“寿”观念
在“养生”一词出现之前养生学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国古代之养生观念则出现更早。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大家族，而且是生命智慧最高的一族。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保障，是人类的朋友，同时它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抗争中发现了不少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人体生命的运动变化规律，通过祖先不断总结出的这些宝贵的生存经验，终于成为了一门特殊的养生经验和学术。例如在《易经》中就有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载 。古人因此发现和总结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阴阳八卦学说，并领悟出了不少养生之理。到我国商周时期，祖先们对养生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国早期的养生文化中，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叫做“寿”的健康观念，这种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洪范》中论述“五福”之说中有：“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修好德，五日考终命。”寿，即日长寿是古人认为最重要的健康活动，被安排在了首位。古代的“寿”限指120岁，其中“寿康宁、考终命”等都是健康长寿的意思。此时期的养生观念还包括对疾病的认识，《尚书》中还提出了“六极”观念：“一日凶短折；二日疾；三日忧；四日贫；五日恶；六日弱。”六极中有四极即凶短折、疾、忧、弱与长寿有关。由此可见，商周时人们已对长寿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时的人们认为，健康之本在于寿，始终是把长寿放在养生与健康的首位。在一本西汉人辑录的殷人著作中如《伊尹子》：“凡是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心，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可见养生的根本在于“天年”即长寿。我国商周时期人们早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养生知识，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养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百家论道的春秋战国之养生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与思想发展史上的兴旺时期。诸子百家根据中国人“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及其惯常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生活理念，做学问与分析事物习惯于用近身的事物作比较和比喻，因此分析中经常引用生理或医理作比喻，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学术间彼此交叉、互相渗透，这种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也大体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人和社会、自然等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人的生命运动和自然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而推论出了如“无为”“虚静”“纯任自然”的人生观；而以阴阳五行学派为代表则提倡“制天”或“盗天”以用之；诸子百家中以政治礼学为追求的和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则以“仁”和“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实现人之社会价值的追求，注重人类社会道德与内心的修养等；仁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均衡”的思想。中医学之强调的平衡(阴阳)意识多是受到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其它如法家、墨家、兵家、数术神仙家等，其或法于道，或儒，或阴阳，而强调术或道的治身或胜天的思想，又以人身的生命运动为“养形”“全生”之道。而从养形发展成为导引之术，而医家多从上述诸家中间杂而出，春秋时期的医学流行大体与诸子百家的发展相始终。这一时期的养生观念仍然是注重内心气质的培养，由于受道家“虚静”思想的影响，因而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意识与健康观念(养生观)也开始趋向内化，并逐渐成为了一种较内向的民族性格且影响至今。以下就几种较著名的学派观点分述如下——首先，谈一点老子养生观。老子认为要想维持生命的长久，或维护国家的安定，都离不开“啬”这个原则。而“啬”的根本则是老子再三强调的“无为”，并进一步指出要想做到“无为”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让人们尽量使心灵虚寂，坚守清静，并抛去“五色”“五味 ‘五音”，他的最高理念是：“死而不亡者寿”，体现了其思想上的消极和保守。另外，老子思想中也存在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意识。他认为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且并不孤立。老子的生活观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即“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指出事物强盛就会衰老，这是违反道的原则的，凡是不合乎“道”的东西，按照“天意”必然很快消亡。他的“道”中强调“去甚”“去奢”“去泰”，即指去掉那些极端、奢侈、过分的东西，达到“返朴归真”复归于道的作用。作为老子道学继承者的庄子，其思想比较老子则更为消极。提出了“死生，命也”的宿命观念，接着引出了庄子著名的聚散理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庄子最著名的观点则是“通天下一气耳”，把生死看成是天地问的气化过程。庄子的这种观点，成了传统的医学气功起源的依据。以春秋老庄道学发展起来的道教，一方面继承了老庄原始道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加以改造，作为老庄后学其养生思想保存在《庄子外篇》等文献中。道教养生又分为养身养形派和以修养内心为主的性命双修派等，而各派间又多彼此对立。传统的气功导引通常属于后派，而本派对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道教提倡的养生和修养境界是，形体健全，精神充足，天人合一，同时提出了一种“至人”的理念。所谓“至人”指“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御风振海而不能惊”。又如“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执，行乎万物之上而不要”。这种标准对于自然人来说显然是过高了，这便又引出了道教的“玄”来(清王夫之《老子衍》)。这也便是老庄之学与现代科学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在实践传统养生术时容易出现误区的根源。而伪“气功”则多是利用古人认识上的不足或缺陷来作为自身宣传的“理论指导”或附会。道家最原始的著作乃是老子《道德经》，现代中医学家们公认 是奠定中国养生理论的经典之一。后世医家或宗教家多对此书加以注释阐发，而其中有些是科学的，而有些则是曲解附会之言。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教养生家葛洪就是这一学术的集大成者，今日流传的传统养生理论中有不少是经葛洪阐发附会而出。
另有同时早期道教传人葛玄，亦是注释阐发《道德经》较出色之人。例如老子“上善若水”一句曾被葛玄注解为“善者谓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则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列万神”。又如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葛玄又注解为“谓脑中元气化为精也”。加之别家的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亦被注解为“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它们虽背离老子本意，却都创造了新意。又如“深根固蒂”被注解为“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 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等，这些不仅是古代的养生之说，而且是我国最早的导引与运气疗法(气功)的论述。古代的道教传人借用先秦圣贤的言论，加上自己的故意曲解和有些任意发挥，发挥中又不断补充一些当时的医学之说，不断使得导引与运气理论逐渐完善起来。可以说，所谓“气功”的渊源其与先秦道家最深。由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盛，也使得导引与运气学说兴盛起来，到了唐朝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出现了《神气养形论》一书，该书反复强调神气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时的运气养生家认为，只要神与气保持不失，形才能得到涵养；形得到涵养，就能长生。这时作者还提出了“服气”和“胎息”之法，并把服气之学形容为“殊乖真人之妙旨，盖是古来之末事”。此后的许多养生家或其著作皆习惯于在书前冠以“老子”或“太上老君”的称谓，以加强其书的权威性。许多古现代医家皆重老庄，是因为老庄思想深藏着养生之旨，且论述精辟含蓄，很适合人们发挥。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医家或史家都认为，道家思想尤其老子《道德经》完善了我国的养生理论，并且成为秦汉以来养生学的理论渊源之一。道家思想与道德经在古代学术中的地位，即使学术正统的儒家或佛教也常引用其语，特别是唐宋以后，三教合一，理学兴起，几乎所有养生著作都以老庄为出典。其次来谈儒家思想的有关养生理念。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最大学派。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在整个封建时代极受尊崇。《论语》是儒家经典，按照传统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融汇了许多生理和生活常识。比如《论语 •乡党》中既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君赐腥，必熟而荐之”等。而孔子学说多选于饮食和养生的礼仪或礼节，而食理又多用于政治或群社礼仪的分析，这亦是古人的思维习惯。再次则是孔子的“仁”的理念。孔子之仁，即可认为是政治核心，同时在生活或养生之理中又是提供给人们的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人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饮食方面，处处都应以“礼”自持，有礼才能饮食有节，欲望有度，才能健康长寿。因此，孔子养生观则是如同政治追求一样，亦是围绕“仁”来展开的。同时，孔子养生观又是一种把个人的政治修养同人体的生理需求相和谐一致的一种朴素辨证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在生命科学与医学模式发生转变的今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和心身医学倍受当代人青睐，重提孔子“仁”理养生观更具有维护人体健康的现实意义。而孔子之“仁”的核心则是使人达到一种人性的“中和”和“致中和”的思想境界，即要求人们在饮食起居劳逸情欲等方面能有一个合适的度，也就是要求人们对待身体要节制有节不放纵，孔子的这种加强内心修养的生活方式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巨大。围绕着“仁”，孔子养生观还包括如：“疾杀”思想0，从而引出了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极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极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从上述论述中可知，孔子的养生观念是因人而异的，他比较重视个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提出，把人类的身心状态与生理健康相联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因此指出，人类要想健康长寿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他认为“仁”的追求也是达到健康状态的核心。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孟子》中的许多篇章都蕴涵了养生思想。从孟子的政治思想看，是一种“平治天下”的“用事”思想，其思想核心为“心”和“气”的统一，如“心之官则思”，“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意思是说，心身通过气的作用而形成一个整体，而心为主导。孟子有关运气理论如“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还提倡，修身应从养心、养气二途下手。并认为人的生命受之于天，天与人的关系体现为“性”，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在孟子眼中的道则指，凡是循行而行，就符合天赋于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本规律，这也是儒家提倡的修身之道。其与道家的区别在于，道家之道在于人所看不见的“内心”追求，而儒家之道则在于人所共知的事物中探索。所以儒家认为“性”乃与人的内心密切相关，养心要在于“率性”或修性；儒家认为天的本性是诚，所以应思诚，时时处处事事思诚，才能体现出天赋于人的本性，使它达到“中和”的高级境界。这种境界亦即前文“疾杀”思想所述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故而，孔子的养生之道则提倡“自省”和“慎独”，从而引申出“寡欲”的概念，而这一点似与道家相通，这本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本有相通之处，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于是，孔孟便从生理养身中的“寡欲”中引申出来人类政治修养上的忧患意识，这便是儒学成为中国人的头等学术的非常可贵之处。而孔子是从修身到正心，再到去忿恐，最后到忧患。而孟子把它描述得更加细致如“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接下去孟子又进而描述养气之理，他把养气分成二个步骤，其一是“求放心”与“存夜气”，其二为“思诚”与“养浩然之气”。到了南宋朱熹理学时代，儒学传人又从“浩然之气”中引申出“义”和“道”的概念，发挥出“义理”与“天道”之说，从而思诚发展为“至诚”，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而此时朱熹所提倡的正是让人之心灵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的养气之说也已被朱熹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宋明理学为了培育人类的良好的政治素养，而偏偏却走到了它的反面，反而禁锢了正常人性的伸展。这也便是理学被现代之人认为是极端之学与多多误会的根源。但是，南宋人所进行的哲学的论证过程，由于同样蕴涵了中国人传统的医学与技术的思辩思维，养生修身之理也蕴涵其中，加之那种与中医医理相关联的细致入微的哲理分析过程，又不能不使后人慨叹，我们又怎能因其个别推论结果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它的科学的成就呢?这也应是我们对待朱熹理学的正确态度。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养生观还有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苟子，在《苟子》中，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即后人总结的人定胜天，而养生观则是“治气养生”“治气养心”，主张“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强调人的外部改变要靠内部来起作用。对于治气养心，苟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唳，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险犏小则廓之以广大 ”(《荀子•不苟》)从中引申出能虚能静的“虚壹而静”的医学气功理念。通常我们在评价苟子的哲学成就时说，在于他改造了早期儒学的天命观，首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后天思想，这本身是一种进步意识。而他这种进步思想的基础或来源即是对当时的人体生理和医学的分析中得来的，其内容含有非常的唯我主义思想，例如苟子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曾讲了下面一番话：“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人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行，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天德。”这里的变和至诚又来源于对老庄思想的吸收。从而把孔孟的“仁礼”变成了至诚的“实在之礼”，并提出了“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经由礼”，他把礼的社会价值看得更高，还把礼当成了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苟子认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 ”，在后更客观地把礼描绘成“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强调了人在礼中的位置。使人处处以礼制心，达到“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的境界，反过来又使医家从中感悟出适合导引与养气的灵感和道理，达到“虚壹”的境界。
三、《易经》为本的传统医学和传统养生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本著作即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本书中的理论来源一部分为远古时代的医疗实践与前述之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而另一部分更重要之则是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之说。我国的传统医学从来非常重视养生，这也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上的一个显著区别。东方医学从先秦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创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全方位的诊疗方法，其特色除前人公认的有名的“望 •闻•问 •切”的诊断方法外，还应包括中医学之“预•识•食•养•药•针”等整体型的医疗手段，并经长期的医学实践而形成了整体的医学理论体系。而作为西方医学则只重人体局部生理的探讨，虽然西方医学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学，也曾遇到同我国先秦时代类似的文化繁荣时期，也曾有过哲学派别的论战，古希腊的智慧之士也尝试过把古代哲学上的整体观念应用于他们的早期技术与科学实践，但是在医学发展上的道路毕竟走了一条与东方不同的路线。而作为西医的特点正如有关医史学者提出的是“找病灶”似的诊断方法，西方医学始终遵循一条西方特色的实验唯物主义思想在发展。由于这种哲学思想对技术发展的依赖性较强，所以也使得西方医学按照自己的特色，追寻着技术与机械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西方的“文艺复兴”所掀起的产业革命热浪推翻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不仅使科学而且也使医学从此有了伟大的进步。应当说，两种医学都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虽然其理论体系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间的成就也不尽一样，但是那种互相诋毁的“门派之争”其实是两种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双方间的误解，即要想认识某种医学的本质，首先应从它的文化人手，在比较彼此技术优劣的同时也应先比较它们的文化，从文化差异中再来认识彼此技术上的差异，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国的阴阳五行文化对祖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本论述医学诊断和理论的中医典籍，通过上古与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之学，开始以脏腑经络和五运六气等形式或思想论述了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之学，初步架构了一个有关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而我国阴阳五行之学最早的来源则是传说和流行于西周初年的八卦术，八卦曾经是我国上古时的一种运算法和记录法，它曾首次在世界上采用二进制运算。并把自然界的众多事物按照其特有的规则加以排列，用以发现自然界诸事物间的某些规律，并借以推演或创新与其它物品间的规律，最终求得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其中八卦的演算过程中，通常是人类不断积累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验”或臆造是并存的，这也是八卦术在当代科学进步与各种文化并存的社会里所受到误解的根源之一。阴阳五行之学与八卦术不仅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古代巫师的推演事物的手段，很容易被社会中之伪“医学”或伪“气功”所利用。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科学事业的指导者之一的于光远教授在 1999年5月16日西安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医界内部常有一些比较熟悉中医但对科学思想准备不足的人，他们时常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医科学化的言论，给中医规划工作造成困难。”近年来伪“医学”伪“气功”泛滥，亦是我国之医学科普教育不得力所致。然而，八卦术作为古代的“技术”学术比较于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尽管有其落后与不足，但是就其合理的内容来说也应待之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的评判，武断或片面地视其为历史遗留下的巫蛊迷信恐怕是不足取的。而对于那些读了一点洋文的人，自以为了解了西方文化，因此而鄙薄祖宗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更应当耐下心来虚心地学习一点东方的和西方的文化，然后再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答案。八卦术的集大成者传说是周文王所作，春秋末年孔子在整理上古典籍时把其定为儒家的经书之一，称为《易经》，也叫做《周易》。《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者，规律也。”这短短一句话却说出了自然界的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且蕴涵了朴素的辨证思维，因而才引出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奇妙的创新和组合。我国传统中医学的成就就是这种创新和组合之一，中医的医理也是从中创新而出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说：阴阳是天地之间的规律，万物的纲纪。“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是本文开篇所论的古代的人地关系，据现代科学证明所论至今依然是科学的。《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了我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成熟或定型，从此中医学就在《易经》等其它古代思辩学说指导下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充实和提高。
四、古代医学养生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古人对于传统医术的印象，可借用现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一段话：人生有两件最和谐的物件，即“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古代中医即是属于这样的“多元”，又内含“变化”之机，所谓整体医学是也。我国古代学术的“整体”，其本质是指内部的规律性和变的意识。即把人及自然始终作为一种动态看待，用今天科学的观念看问题，我国传统哲学或医学至今仍然有其特殊的功用，其价值也正在其中。又一位当代考古学者也曾说过：“对于生疏的事物，如果观察的角度不同，所得印象也是不同的。 有如瞎子摸象，虽是有心摸了摸，也未必摸全了。 隐约形成这头大象的轮廓。”(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 •序》，人民出版社，1994)这大概要算是国人的思维和哲学方式给人留下的印象，而我国古代的学术或科学也无非如此。传统中医正是在这种独有的思辨思维影响下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技艺特色，而这种独有的思维方式也正是本文所一再强调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自然分析方法。中华医学或传统养生术的问世，其在传统文化中对医学等古代技术或学术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夫子所一再提倡的“礼”。而儒家思想的“礼”，其追求的本质乃是一种社会意义的平衡意识。它包括两个层次，其一为个体的，即个人心态的恒定或平衡；其二为社会发展、民族稳固的动态平衡。由此引发了我国古代的“安逸”思想。这种礼的内涵或思想，不仅对于后世每位炎黄子孙影响深刻，而且即使古代技术领域的医学亦深受其影响。中医养生术的要旨即保持身体内部诸器官间的平衡与协调作用。所以说，探讨中国人的医学或养生术，若背离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很难获得其精髓。中国医学不仅在本国而且对于周边国家的医学都有影响，尤其近代中医学之传统疗法一直为世界各国应用。例如：植物疗法、顺势疗法、理疗和浴疗、针刺疗法等。世界上的各类文化不仅有其优良或积极的传统，但因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局限，也不乏陈腐与消极的东西。当前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皆称道变革中的中国，乃是历史上的又一次繁盛时代。但是，何以伴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一些以传统的“养生”医学为幌子的所谓伪“气功”、伪“科学”一再泛滥，腐蚀着当代人类的精神，而且相信这类伪“学”、伪“术”者无论规模，或程度都无不令世人惊讶发指。这无疑再次为中国政治和中国人民敲响了人生教育与学习科学的警钟。古往今来，要宏扬某种文化应先究其源，若要破除腐朽与迷信更应追其根本。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要想破除迷信就需要批判性地探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脉络或渊源。
作者：邵丹 单位：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