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卡所反映的汉藏艺术交流
虽然关于唐卡的起源众说不一，有印度起源说①，也有汉地起源说［1］，但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地域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其周边地区艺术的熏陶和启发。唐卡虽具有独特的藏民族宗教艺术风格，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接纳了汉族的绘画艺术影响。自公元七世纪的吐蕃赞普时期，由于和亲联姻，汉藏交流空前丰富，吐蕃的绘画自然也受到了唐宋绘画的影响。如早期西藏唐卡的色彩风格借鉴了汉地隋唐时期兴盛的青绿山水画。［2］而后期的西藏唐卡受到当时内地流行的文人画风气的影响，代表性的有现藏于布达拉宫的缂丝唐卡《贡塘喇嘛像》，表现在画面背景中以山石图案装饰，穿插动物形象，在肖像刻画上追求个性化。［3］在西藏唐卡的装裱样式上也受到汉地影响。西藏唐卡的裱背样式与形成于1120—1125年间的北宋宣和装之间的联系，曾有学者撰文进行了详细论证，显见唐卡装裱样式上的汉地影响。［1］此外，由于地缘便利，西藏东部地区与汉地接壤，其画风受到内地汉式绘画的影响较大，典型的是兴盛于藏东地区的噶赤画派，其风格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自汉地的影响，是藏汉美术风格结合的典范。当然，艺术影响是相互的，中原绘画也受到藏族艺术的影响，如中原使用花青等色，很可能是受藏地影响，因为在唐以前，中原绘画中没有花青这种颜色，而唐以后，国画中花青色的使用越来越多。直至今日，花青还有“藏色王子”之称。拉萨附近的尼木和昌都地区就有优质的花青和蓝绿色矿。
二、建筑领域的汉藏交流
建筑上，传统上藏区多是“高至数丈”的平顶房屋，在牧区则是“联毳帐以居”的大拂庐和小拂庐，有的大拂庐“可容数百人”。［5］吐蕃时期甚至将大拂庐远送到长安。公元654年，“吐蕃使人献野马百匹，及大拂庐高五丈、广袤各三十七步”［6］，这是唐朝时期内地首次见到的吐蕃大拂庐。同时，吐蕃时期的寺庙建筑明显吸收了汉地的建筑风格，如大小昭寺、桑耶寺等是吐蕃时期汉藏合璧寺庙的典型代表。［7］位于后藏的夏鲁寺是宋代时期西藏传统形式与汉地结构造型相结合的古建筑群，用藏式殿楼配以汉式宫殿楼阁式的琉璃砖瓦房顶，两种不同建筑风貌融合得体，充分显示了藏汉民族能工巧匠之间的协作关系。［8］此外，在内地也存有宋代留存至今的藏式风格建筑，典型的有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北塔，明显带有藏传佛教覆钵式塔造型特点。［9］元朝在内地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已蔚然成风，如今我们仍能在杭州灵隐飞来峰石窟中、北京内城妙应寺的白塔上以及京北居庸关长城云台基座上的白色喇嘛塔雕刻里看到当年藏传佛教传入内地的古迹风貌。同时在藏区也涌现出一大批汉式风格的佛教建筑，如位于昌都的嗄玛寺大殿、日喀则的萨迦寺等。［10］清代，汉藏建筑技艺融会的势头仍在继续。五世达赖喇嘛时第悉桑结嘉措维修的布达拉宫，不仅体现了藏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和石木结构的特点，同时吸收了中原汉式殿堂建筑中的梁架、斗拱、藻井、歇山式屋顶以及屋脊上装饰仙人走兽和鳌首等特点，是汉藏合璧建筑的典型。［11］此外，罗布林卡的重要特色也是吸收内地汉族造园艺术的手法，采用汉族坡面屋顶的歇山、攒尖、莹顶等形式，营造出一个有殿阁楼台、假山亭树、林木花草、水池勾栏的藏汉合璧园林。［12］在清代，从官方营造到民间修建的藏传佛教庙宇和藏式建筑在数量积累和工艺水平上都有了显著的推进，如由三座牌坊和五进大殿组成的雍和宫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三、汉藏工艺交流
藏族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工艺技术，并已具相当水平。在制陶方面，随着文成、金城公主的先后入藏，把中原地区的制陶技术也带入了吐蕃，使西藏的制陶业有了显著发展。文成公主在吐蕃所写的《琵琶歌》中就有“植桑织丝兮、编竹为逢兮、灰岩为陶兮”的说法。［13］此外，唐朝的制瓷技术也随着汉地茶叶传入吐蕃。据藏史记载，赞普曾派金字使者赴唐求取瓷器，唐皇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匠人派到了吐蕃。［14］此外，西藏罗布林卡保存着一件宋代定窑瓷盘，此盘造型、装饰与制作工艺都体现出处于鼎盛阶段的北宋定窑瓷器作风。［15］与此同时，藏传佛教艺术也对宋代的瓷器产生了影响，如宁夏灵武瓷窑堡窑址曾出土的瓷质如意轮、降魔杵，是已知将藏传佛教法器与制瓷工艺相结合的最早产物。［16］冶炼及铸造业在吐蕃已相当发达，以致传到唐朝长安引起震动。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手异。”［6］吐蕃先进的金属冶铸术自然对唐朝工艺水平的提高是有助益的。西藏的泥塑佛像之风兴起于宋朝［14］，此后在西藏热振寺、纳塘寺和桑普寺等寺内纷纷仿照内地汉式罗汉泥塑，开始塑造各种泥塑佛像。拉萨近郊聂塘寺内保存至今的四大天王泥塑造像精美壮丽，带有明显的汉唐美术风格烙印。此外，位于后藏的艾旺寺是目前极少数保存下来的1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遗存，意大利藏学家杜齐称之为“唐风”，汉地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17］至元代，工艺技巧等已经发展成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独立学科，并被纳入佛教经典，于蒙古地区及内地广为传播。［18］其中闻名遐迩的是位于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体、规模庞大的大型石刻造像群。［19］此外，元代的工艺制品以印章或符牌的形式输入藏区，如现藏后藏萨迦寺的驼纽铜鎏金白兰王印、八思巴的龙纽“萨”字玉印等，使得藏区领略到元代宫廷印章工艺。香炉也在元代传入西藏作为佛前供器，并影响到了藏族金属香炉的造型与装饰，如布达拉宫藏有13世纪制作的青铜香炉，器型为仿商周青铜簋式样，双兽面衔环耳，镂空云龙纹盖，造型、装饰均为典型的内地样式。［20］明代藏传佛教造像因其大胆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制作工艺而独具一格。［21］此外，藏传佛教艺术也对明代瓷器的纹饰和器形产生了影响，现萨迦寺所藏“莲池鸳鸯龙纹高足碗”［22］，是宣德青花五彩瓷器中仅见的珍品。青花五彩这种彩瓷新品种，在景德镇窑一经问世，即被传入西藏，由此可见明代帝王对藏僧之优崇以及当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频繁和兴盛。［23］［24］清代汉藏工艺通过朝贡赏赐和民间贸易两种渠道得以沟通。此外，自乾隆起，清廷在西藏发行货币［25］，清末，大清国邮政带有龙纹、雁纹、鱼纹等图案的邮票也流通于西藏。［26］于是通过货币和邮票承载的内地文字及装饰图案在西藏广为传播，对传播内地工艺美术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藏传佛教艺术为内地的工艺美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清代宫廷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及工艺品上可以看到诸如七政宝、七珍、八吉祥、聚宝盆、宝杵纹等融合汉藏艺术符号的装饰纹样，还多见藏文、梵文等字饰。
四、汉藏音乐舞蹈交流
唐中宗时金城公主进藏，皇帝特赐龟兹乐，“帝念主幼，赠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27］他们进入吐蕃，有助于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相互了解。《拉达克王统记》载:“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28］直到现在，唐朝汉地的某些乐器今日仍存西藏。拉萨大昭寺保存有十余件唐代的乐器，就是在蕃唐人传播中原文化的历史见证。［29］宋代，由于南宋少帝赵显被遣送西藏，期间将宋时汉族宫廷歌舞与民间艺术带入雪域高原，并被萨迦及后藏歌舞所吸收，丰富了后藏歌舞的形式。［30］至元代八思巴返藏时，他还将内地的戏剧艺术也带入了西藏。［31］此外，在元代宫廷中盛行的“秘密大喜乐法”中，有以宫女仿唱的“金字经”、“十六天魔舞”及器乐合奏等，其实都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音乐娱神舞蹈。［32］汉藏音乐文化在清代长期交流，相互融合。约在18世纪，扬琴、胡琴等当时汉人地区流行的弹拨乐器被送入西藏并受到欢迎，逐渐还被用于与其他藏区乐器组成乐队以进行歌舞伴奏。又如藏传佛教寺院中常使用的一种形似唢呐的乐器，叫做“甲林”，其译意即“汉地的管乐器”，可见该乐器来自汉族。［33］寺庙仪式音乐也体现了汉藏音乐文化的交融，拉卜楞佛教音乐最为典型，直至今天在拉卜楞寺仍然能欣赏到百年前的汉地经典音乐。［34］清朝时期藏族音乐列入了宫廷的燕乐。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清高宗平定金川后，班禅额尔德尼来朝献乐，名为“番子乐”，其中有《四角鲁》和《扎什伦布》乐舞，是达赖喇嘛舞队和扎什伦布寺的歌舞队所表演的节目。
作者：严艳 单位：民族画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