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哲学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早在1951年，他就用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敏锐的时代过渡意识:“我们是从欧洲哲学的晚霞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薄暮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1]根据这一时代过渡意识，他把创建世界哲学看做是时代的“必然任务”，看做是所有哲学研究的“一项新课题”。
雅斯贝尔斯主张建立世界哲学，其任务是制定一种世界思维模式以有助于建立一种自由的世界秩序。他从早期的生存哲学转变到后期的世界哲学是基于一种信念，即他相信有一种世界逻辑可使人类自由交流信息。他认为，所有思想在本质上都依据于信念，因此人类面临的任务就是把哲学思维从倏忽即逝的对象世界中解脱出来，使它在世界哲学的思维模式中统一起来，进而实现哲学的大同。按照他的理解，世界哲学乃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一方面，它标明欧洲哲学的一种终结意识;另一方面，它标明新的思维形式的一种开端意识。概言之，世界哲学是迈向人类大共同体的哲学思维，是一种后欧洲的未来哲学。
一 世界哲学与哲学世界史
然而，按照雅斯贝尔斯的理解，世界哲学是一种未来的或将来的哲学。我们并不知道，有朝一日世界哲学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仅仅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停留在通向世界哲学的道路上，都明确地意识到创建世界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不可免的任务。实际上，这一任务是伴随今日“全球化”(Globalisierung)这一新的世界现实而来的。当今全球化已不是在人类层面上把人联系在一起，而是在文明化层面上把人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不仅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促进了全人类的文化交往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不同信念、价值、思想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憎恨和敌视。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必须适应“全球化”这一变化了的新的世界现实。作为世界哲学，哲学必须打开全球交往的思维空间，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理解和合作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此意义上，世界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其主旨是超越不同价值、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促进全球文化交往，为人类创造一种总的交往领域的思维。因此，世界哲学不是传统的民族-区域哲学，而是未来世界公民的全球哲学。
作为未来全球哲学，世界哲学将再现“世界之思”，为全球一切文化开启共同的思维空间，勾勒一种超文化的哲学思维图景，而这一新的哲学思维包容迄今人类思维的总体视域，将古老的、永恒的东西装在自身的容器中。世界哲学在全球范围内打开所有的思维空间，从而扩展为所有思维的总基础，这样，一切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都被世界哲学获取，都在世界哲学中发现自身的位置。换言之，世界哲学是一门后欧洲的未来哲学，即全球哲学，它应当在现实形态和传统两方面为全球一切文化哲学的相遇提供必要的论坛。因此，世界哲学诉诸于一切人，仿佛用同一种世界语言说话。[2]
为此，雅斯贝尔斯早在1937年就开始着手一项庞大的“世界规划”(Weltprojekt)，即哲学世界史(WeltgeschichtederPhilosophie)。世界哲学需要用哲学世界史来补充和支撑，因为每一门个别哲学最终都汇入人类的普遍史，构成全体的一部分。尽管每一个全体图景都只具有部分的有效性，但这个全体图景对于构思哲学世界史却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史是一个全体，但这个全体不是直接地编织唯一的图景或路线，而“仅仅是间接地编织大量图景和路线”[3]。因此，世界思想史可从不同角度加以多重描述。例如，第一，当做思维方式的世界史描述;第二，当做哲学内容的世界史描述;第三，作为哲学人物的世界史描述。遗憾的是，这些庞大的哲学世界史规划留下的是未完成的残篇。[4]只是在《伟大的哲学家们》(1957)一书中，这些规划的第三方面才得到了详尽的阐明。
然而，用一种分类学、术语学、文化视点来描述全部人类思想，这是可能的吗?这一规划能够实现吗?事实胜于雄辩。哲学世界史的理念是富有魅力、令人神往的，它打开了通向思想家王国的道路。在哲学家的空间中，我们变成了一同从事哲学思维的人，因而也就成了他们的同时代的人。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代伟大思想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哲学立场，雅斯贝尔斯令人信服地指明了东西方思想家们哲学观点的共同性和差异，从而有意识地显现了世界哲学的统一理念。
在《伟大的哲学家们》中，雅斯贝尔斯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并列为“权威性的人物”。其实，就西方哲学史而言，这四个人算不上是权威性的人，而且这四个人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哲学史是通向理性空间的道路，它使全球性的交往成为可能。
正因为此，雅斯贝尔斯试图理解某一时代哲学及其传统所固有的全球交往意义，以此指明哲学世界史中世界哲学的普遍意义。换言之，只有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中，这四个人才具有世界史意义，对所有后来的人才成了“权威性的人物”。
对于从事哲学思维活动的人来说，他们首先是人。“作为人，他们当时必然具有自身特殊的边缘特征，他们所体现的普遍有效的历史性为一切人所惦记。”[5]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他们最极端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经验和原动力。他们通过自身的现实性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表明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他们成了哲学思维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们所体现的本质因素永远是哲学的本质因素。我们每个人都为他们的共同性所吸引，因为我们与他们一道处在人的境况之中;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令我们肃然起敬，每一个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震撼。但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其独特品格和伟大气质。苏格拉底向我们指明了内在思维之路;孔子向我们指明了人性实现之路;耶稣凝视世界末日和上帝王国，向我们教诲了这个世界中所无法实现的伦理道德;佛陀向我们指明了涅槃之中的世界之路。[6]
二 世界哲学与“轴心时代”
当今文明世界中存在着八个或十个文化区，而这些文化区是有着不同宗教、法律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集体形式的个体。不同的文化区反映出信念和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差异，因而陌生文化之间的对话不仅存在政治背景上的大量棘手问题，也存在哲学背景上的大量棘手问题。
因此，关键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在理性谅解基础上，重新获取对全人类普遍有效的、超文化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某一文化人类学或历史哲学而获取这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始点。
一方面，世界哲学必须寻求一种超文化的共相，将人类置于世界历史的同一个联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奠定世界政治的根据;另一方面，世界哲学必须寻求一种普遍的世界史，将人类发展置于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奠定人类统一的根据。雅斯贝尔斯进行了这两方面的尝试，他的哲学世界史和世界哲学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轴心时代”(Achsenzeit)这一历史哲学命题。“轴心时代”标明世界史的转折时期，指明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在世界史的经验材料中找到了一个轴心:“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处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公元前800至200年之间精神发展的过程之中。”[7]在这个时期，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在印度，生活着释迦牟尼;在伊朗生活着查拉图斯特拉;在巴勒斯坦出现了预言家;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家。通过轴心时代的展开，印度、中国、希腊三个中心世界以及参与这个世界的各民族彼此相遇、彼此了解，开始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通过比较历史学著作，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世界史的轴心时代，这是他对历史哲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通过“轴心时代”概念，他高扬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和自我意识事件。在轴心时代，产生了迄今人们所依据的基本思维范畴，产生了迄今我们仍然借以维持精神生活的世界宗教，“产生了此后能够成为人的东西。”[8]轴心时代是伟大的精神解放和文化创新时代。在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和欧洲三足鼎立，形成了东方-西方两极的中心世界。在轴心时代，哲学的诞生地并非孤零零的一个区域，即希腊，而是若干彼此独立的区域，即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按照这一历史哲学命题，希腊-西方文化空间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地位，而哲学上的欧洲中心论也在原则上被克服了。按照这一命题，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体系的哲学源于轴心时代，作为人之为人的事业，哲学被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总之，“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一命题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希腊的”在此意味着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得以展开。[9]
三 世界哲学与永恒哲学
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文化人类学前提显著地表现在他的《哲学世界史》(1951~1952)一书中。在此书中，雅斯贝尔斯没有起用“世界哲学”，而是沿用传统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perennis)。在此，他表达了一种超历史的哲学观:哲学像人一样古老久远。“事实上，哲学发生于每一个时代。因为人作为人，无论他知道与否，哲学思维都与某种思维一道发生，而这种思维的意义就是哲学思维的意义。哲学是一种方式，即人如何意识到世界的存在及其自身的存在，并且他从这一意识中如何完整地生活。”[10]接着他又写道:“每一个人都比其历史形态占有哲学，而且只要这一形态是真实的形态，那么它就是没有人能够占有的永恒哲学本身。”[11]在此，他并没有界定永恒哲学的具体内涵。永恒哲学仅仅意味着旨在参与某种真理的永久努力，而这种真理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占有，但又是每一个从事哲学思维的人一再体现的真理。永恒哲学显现于2500年来东-西方思想家之间互相了解和各自转化的对话之中;显现于把一切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的精神王国之中;显现于在互相敌对和彼此有本质差别的情况下却联系着一切哲学思想的哲学现象之中。作为一种超历史的哲学，永恒哲学是一种“背景哲学”(Hintergrundpilosophie)，而永恒哲学所探求的真理是一种“背景真理”(Hintergrundwahr-heit)。
永恒哲学是一种隐喻(Metapher)，暗示一切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即某种共同性的东西。无论在西方，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各类伟大的体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尽管哲学思想派别繁多，尽管各派思想互相对应，彼此排斥，自命为真理，但实际上，所有哲学中都有着一个“一者”(Eines)，没有人占有这个“一者”，但每一个时代真正的努力都围绕着这个“一者”:永恒哲学。如果我们想以最清晰的意识，在本质上进行思考，我们就必须遵循我们思维的这一历史基础。”[12]这个人类思维的历史基础就是“一者”，亦即“存在自身”(dasSein)。雅斯贝尔斯把这个存在自身称之为无所不包者，或“大全”(dasUmgreifende)。大全是超越主客对立，统摄一切视域并且超越一切视域的“一者”，是本真的、唯一的存在。“人通过参与大全，亦即通过参与出于起源的生活而走向人自身。”[13]通过大全思想，雅斯贝尔斯揭示了一切认识的有限性和历史多样性;通过大全根本知识，他为人类提供了一切宗教对话、一切思想对话的共同论坛。他的大全根本知识不是赋予任何一种特定思想、宗教以排他性的优先权，而是把一切思想、宗教看成是超越性一者的特殊现象，即看成是永恒哲学的历史多样性。实际上，永恒哲学(immerwaehrendePhilosophie)意义上的哲学业已总是世界哲学。作为一切时代的背景哲学，永恒哲学不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也表达了人类的无限交往(grenzenloseKom-munikation)和团结一致(Einmutigkeit)的意愿。
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哲学思维都不可避免地汇入世界哲学。进言之，世界哲学不是属于特定文化传统，而是属于人自身。作为理性的工具论、思维的系统论，世界哲学的效应将延伸一切时代、一切文化区的人类，具有类似几何学一样的普适性。但是，世界哲学并不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意义上的还原论。世界哲学不是把自“轴心时代”以来世界哲学的丰富多样的宗教和哲学内容统统还原成对“大全一者”的探求，相反，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总体交往的思维形式，世界哲学反对给一切哲学传统洗个“硫酸澡”，使其脸谱化、格式化。因为每一门个别哲学总是通过部分的差异而相互区别，通过部分的同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世界哲学意义上的元哲学，就不能构筑一切哲学之可能形式的最终根据。面对变幻不定、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现象，世界哲学拒绝任何一种排他性的真理要求，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世界哲学反对强权政治，主张一种超越文化界限的哲学对话，呼吁在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基础上，实现伟大的世界文化共同体和思想共同体。
但是，世界哲学又不是不受约束的中立主义哲学。世界哲学不能被理解为“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极端对立面。只要世界哲学还是普遍的思维，即以思维为中介，澄明世界，维护世界，它就不会忘记单个的生存。作为世界广度和开放思想，世界哲学试图把理性带入世界，同时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从而使生存(Existenz)变为交往性的生存。这就是说，世界哲学在总的交往中，始终关注个体的自由，它通过自由、理性和真理使个体达到自身，进而达到世界范围内的可能的文化-思想共同体。
总之，世界哲学具有如下特点:(1)全球性。凭借全球广度，世界哲学诉诸于全人类;(2)理性。凭借理性的无限开放性，世界哲学能够深入到当下的世界之中;(3)普遍交往。凭借普遍交往的意志，世界哲学能够通向所有形态的真理，达到世界的可能统一。
四 世界哲学与交互文化交往
世界哲学的宗旨是确立将世界视为统一体的意识，为人类创造作为统一性的总的交往领域的思维。但是，世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多空间融合体，其中不同的思维、信仰、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相互包容、相互趋向、相互渗透。因此，在构筑“世界”这一大全时，世界哲学必须努力寻求由不同思维组成的总交往框架，以求打开通向人类统一体的无限通道。世界哲学不应忘记当下世界的基本现实:政治、规范、宗教和政治信念的多样性、多元性。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如果哲学思维一味构筑封闭的世界图景，寻求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转变的唯一动因，那么它就会迷失方向，人为地制造生存的不安全感。关键在于，各种信念千差万别，而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靠合理论证和政治手段所能克服的，因为这种差异不仅关涉不同的信仰内容的差异，也关涉不同的文化身份的差异。
鉴于这一时代的精神境况，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试图提供一份最精确的报告，以此表达这种信仰和文化差异的最内在的要求。作为后欧洲的未来哲学，他的世界哲学突破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明确反对传统欧洲思维的那种包罗万象、唯我独尊的效应要求，呼吁欧洲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开放性的交互文化交往。这种开放性的交互文化交往恰恰标明了他的哲学信仰(PhilosophischeGlaube)[14]概念的本质内涵，因为作为世界信仰，哲学信仰的基本意向与世界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哲学信仰能够集所有不同的信仰于一身一样，世界哲学也应当敞开最广阔的思维空间，以此保证世界哲学前提下的全球交互文化交往。这样的哲学意识意味着必须放弃任何一种固定不变的世界图景和世界学说，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形态的哲学。
世界哲学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任何一种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真理，相反，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知道，人生活的真理以及解释世界的真理是多义的、多重性的。因此，交互文化交往是否可能，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完全取决于交往各方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取决于放弃自身特殊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绝对效应。因此，在世界哲学中，“交往是通向所有形态的真理的道路。”[15]
只有在世界哲学中，真理概念，即“真理是联结我们的东西”，才成为具有指导性的并且在公众中富有影响的真理概念。
然而，让每一种哲学信念和宗教信仰放弃其绝对真理、绝对效应而走向无条件的对话交往之路所牵涉的困难是很大的。也许，最大的异议出于下述两个论据:第一，在开放的、相对化的世界背景下，世界哲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故除了能够提供无限对话的空间之外，何以能把不同内容、不同根源的暗码斗争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爱的斗争”(LiebenderKampf)?
这第一个异议源于对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交往可能性的怀疑。但是，交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某一信念或信仰“真理”的可承载力、可说服力和有效性恰恰是在持续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不仅如此，交往是世界大同之路。如果没有无限交往的意愿，就没有哲学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真诚对话，就没有公开的“精神之战”，就没有真理。因此，只有在世界哲学的总体交往的理念中，才会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开放性的交互文化交往。第二，生存是一切的基础和本体，其他生存者也不例外，既然每一个人都把自身的生存看做世界的轴心，正常的思想交往何以能实现?其实，这第二个异议根源于对主体性视点与交互主体性视点的混淆不清。一个解决办法是坚定不移地划分主体-个人层面与交互主体-集体层面。如果哲学问题纯属个人问题，这个问题就没有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一再强调，哲学真理与个体是固结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没有人的参与，没有现实的自由行动，没有生存的实现，就不能获得真理。”[16]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发挥个别的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使人重新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仅仅在日常职务的轨道上机械地奔驰。在哲学-生存论的自我觉察中，个人一旦获得真正的个人确信和信仰确信，那么他就马上意识到世界哲学的真理要求，即“真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普遍联系”，他就充分表现出对人的实质、命运和理想等的理解能力。
因此，真正的道德规范机构不在于某种抽象的道德规范目录中，而在于自我负责的个人本身中，这也适用于信仰抉择，因为真正的信仰机构并不在于教义目录中，而在于人的信仰决断中。
显然，人作为个别的人、自为的人是既不会放弃，也不应放弃自身信念或信仰的绝对效应，因为与个人的生存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无条件的信仰确信始终是每一个个别的人的生命的源泉。反之，在主体间-集体层面上，哲学信念或宗教信仰却决不能达到无条件的确信状态。因此，在此必须放弃对共同信念和信仰确信的绝对效应。在此，所有信仰对象都必须放弃它们的实在真理的方式并接受暗码存在的真理方式，而这种真理方式永远是无限多义的。
事实上，个人通常倾向于否定主体间-集体层面上那些具有普遍效应要求的信念、规范、信仰准则。按照传统思维方式，一旦价值表象受到贬值，那么这种表象就大打折扣，以致丧失所谓绝对效应要求。这是一个偏见。与传统思维方式不同，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前提在于，如果在客观背景中，我自身的信念或信仰准则不具有普遍效应和约束力，那么在主观背景中，这种信念和信仰本身并不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害。究其原因，在生存论背景上，生存真理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效应，但是这种真理在主体间-集体层面上则既不具有无条件性，也不具有绝对性。由此，世界哲学的基本意图是，从不可替代的个别的人出发，正视别人的存在，主张与他人对话交往，力图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使其变成交往性的生存，借助于理性交往，开辟交互文化对话和宗教对话的一条新通道，并为这种对话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借助于此，“出于各种信仰根源的人超越自身的世界，得以富有意义地彼此相遇，从而维护自身固有的历史根源，同时重新同化、纯化和转变其每一个固有的历史传统。一切信仰得以相遇的共同基础首先是明晰的思考、真诚和共同的根本知识。惟其如此，各种信仰根源才能以固有根源的严肃性，使相互吸引的无限交往成为可能。”[17]
结语
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理念渊源于自身的个人体验。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他因妻子是犹太人而遭到了纳粹种种迫害，他亲眼目睹了种族主义、集权主义等意识形态带给人类的不幸和浩劫。通过个人遭遇和对人类悲剧的体验，他意识到，哲学作为人之为人的事业必须摆脱任何狭隘的、僵化的、封闭的价值取向。同一时期，通过研读大量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他发现了超出纯粹欧洲哲学范围的全世界的哲学向度，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探索世界哲学，力图在他所制定的思维模式和规划中，把各种哲学思维统一起来，以求哲学的“大同”。
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人类正在不可阻挡地向全球主义目标前进，日益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条道路上，趋向总体性的意愿时时都在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的统一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致力于自身的固有本质和固有根源，同时在维护自身固有的传统基础上，参与一种无保留的、交互文化的开放性对话，以便实现自身历史传统的同化、纯化、获取和革新。作为一种后欧洲的思维方式，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规划对全球时代开放性的交互文化交往进行了总体反思，在指明新思想的时候，本身已包含了这种新思想的真理素质。应该说，规划未来世界哲学，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这是他对所有未来哲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