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隐喻和转喻是两个不同的认知阶段，隐喻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跨域映射，转喻是以邻近性为基础的同域映射，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以达到人类认知世界的目的。故本研究将转喻－隐喻连续体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纯粹的转喻（如Ｈｅ ｗａｓｈｅｄ ｈｉｓｃａｒ中的以“汽车整体”转喻指“汽车部分”），纯粹的隐喻或已脱离转喻、无转喻痕迹的隐喻（如Ｈｅ ｉｓ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ｉ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中的“旅程”隐喻指“人生”），而绝大多数情况则位于两者之间，体现了转喻机制与隐喻机制的互动与融合，本文将该类情况统称为隐转喻机制（ｍｅｔａｐｈｔｏｎｙｍｙ）?，并尝试将其运作过程定义为：同一认知域中的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以实现概念映射或概念凸显，该概念映射或凸显为该认知域与另一认知域的相似性提供了联想上或动机上的基础或前提，从而有助于两个认知域之间实现一种概念化的映现。
人们使用亲身体验或面部表情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典型表现。宏观上讲，人类的隐转喻机制应是大致相似的，如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总是借助于已知或熟悉的概念或事物来理解抽象的概念或新事物，或是用凸显、易感知、易记忆或易辨认的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这应是人类认知的共性。具体来说，东西方具有相似的隐转喻机制运作过程，即通过部分－整体、物体－相邻物体、因果等转喻模式实现同一认知域内的概念映射或凸显，为该认知域与另一认知域的相似性提供前提或基础，继而实现两域之间的隐喻映现。此外，东西方民族在运用隐转喻机制进行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会选用相似的喻体，即隐转喻本原。例如人类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身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人类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转喻源。因此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也就是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也同时形成。就情感语言表达而言，人的身体由各种部位和器官组成，表示人体各部位的言语形式通过隐转喻机制运用到了情感范畴之中。且以“心”为例，因该器官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典籍作品常用其受到外力的打击来喻指人的悲伤之情，如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有云：“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同样，英文小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Ｉｔ ｂｒｏｋｅ ｈｉｓ ｈｅａｒｔ ｔｏ ｓｅｅ ｈｅｒ ｓｏ ｕｎｈａｐｐｙ（Ｍａｕｇｈａｍ １９８８：１６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蕴含东西方相似的隐转喻本原而产生的情感表达，其情感传译过程均较顺利。如“火”通过转喻凸显其燃烧的状态，实现了与愤怒情感域的隐喻映射，从而形成了“愤怒是火”的情感构式，该构式在汉英语言中较为普遍，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 两种译本均使用了ｆｌａｒｅ一词，较生动地表达了原文“火起”之愤怒情感。“火”隐转喻指愤怒之情，该类隐转喻本原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共通性，保证了情感在翻译过程中的顺利传达。
情感时常会带来一系列人体生理变化，即生理唤醒状态，这种状态继而会进一步增强情感的体验。表１展示了心理学家舍雷尔和瓦尔伯特（１９９４）对美、欧、亚、非等３７个国家和地区３０００名受试的情感体验所做的研究（部分数据）（转引自彭聃龄２００１：３６９－３７０）。该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试对基本情感的体验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伴随着情感的这些生理体验同样会构成情感义位的深层意义，并对构词产生直接影响。例如，把愤怒称为“发火”、“恼火”；把焦急称为“上火”；把悲伤失望称为“心寒”等等，对照表１所示的“情感体验”，不难看出其间的联系： 但是本文注意到，中文短篇小说中有关“火”情感本原的描写更为详细，如何将其真实地传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个考验：有关形象性语言的翻译在译界也曾有过讨论，多数围绕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隐转喻本原的角度，并结合“三美”论来考虑。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１９７２：５２１）曾说到：“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在此基础上，许渊冲（２００６：２）提出了译诗的“三美论”：“在我看来，翻译的艺术就是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这种再现不是机械地逐字对译，而是原文‘意美’的再创造。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翻译诗词，却除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简而言之，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翻译也要再现原文的形象美。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就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打动读者，作者不惜笔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意象，只为渲染意境，激起共鸣。本文认为，译者需要在“意”、“音”、“形”等三个层面把握原文情感语言所蕴涵的隐转喻本原，即把原文的艺术形象译出来，使译文读者如同原文读者一样感受到美。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认为，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会对情感范畴的形成及情感隐转喻本原的选择产生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而形成的情感范畴内容大多是不同的。情感范畴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情感范畴不同，在情感传译方面势必会有影响。换句话说，同一种情感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有可能会选用不同的隐转喻本原。如中文会使用“肝”这一人体器官来表达愤怒：动肝火；或表悲伤之情：肝肠寸断；或表真挚之诚：肝胆相照；或表心爱之意：心肝宝贝等。这些用法在英文中基本是没有的。换句话说，情感隐转喻本原极具民族性。东西方民族在体验愤怒情感时是一致的，但选择语言进行表达时，则会使用不同的隐转喻本原，不同的隐转喻本原自然会导致语言形式表达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本文将这一规律试归纳为： 民族哲学思想及历史文化→隐转喻本原→语言表达形式 。
从以上范式可以看出，民族思想文化影响并制约着隐转喻本原的选择和使用，继而影响并制约着语言的表达。换句话说，隐转喻机制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普遍方式，而选择和运用何种具体的隐转喻本原来表达特定的情感文化，其制约因素则是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即洪堡特（１９９９）所说的“民族的精神”。基于此，情感传译研究可从具体的情感语言表达入手，通过分析其所运用的隐转喻本原，以此来探究其内部蕴含的民族哲学思想及历史文化因素，即： 语言表达形式→隐转喻本原→民族哲学思想及历史文化 本文认为这一程式对情感文化翻译有着一定的启示，其中间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认识到不同民族情感范畴的深层认知机制，把握好情感语言表达背后的隐转喻本原，才能正确地区分中式传情和西式传情，才能尽量避免误译或漏译，准确无误地向西方译介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者：潘震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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