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促成了政治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不仅在西方成为一种显学，而且日益引起当代中国学界的强烈关切。其影响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对于日渐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政治哲学的兴起无疑为它的重构、复兴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政治哲学转向的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首先需要挖掘全球范围内政治哲学转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近年来为何被边缘化?如何把政治哲学纳入伦理学研究当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一术语尽管早已有之，但对其合法性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是否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伦理学?其依据何在?若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伦理学，那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归属于哪一种伦理学?其道德评价标准、道德理想、实现途径在政治哲学转向的视阈下应当怎样理解?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同时尝试对安启念教授的新著《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做出评论。
一、政治哲学转向与伦理学的出路
在政治哲学转向的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首先需要探究政治哲学转向的深层原因，其次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困境，进而研究如何将政治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当中。
(一)政治哲学转向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争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讲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和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1］政治哲学转向是对西方社会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的反应，是一种重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尝试。甘阳、刘小枫指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再度兴起的基本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深刻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2］安启念教授也指出，作为西方社会极具代表性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上独霸全球，政治上成为西方世界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榜样，然而其内部却存在许多问题，诸如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失业严重、种族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高涨、女权问题突出、道德危机普遍存在等。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西方传统政治原则的能力所及。［3］7陈晏清从另外的角度论述道，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与福利国家制度有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从而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复兴。而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对政治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4］罗尔斯的理论是对这些问题的现实主义解决方略，美国问题在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因而罗尔斯的理论得到了热烈回应。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内部的种种问题、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遇到的挑战，都表明以往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技巧不再适用于变化后的西方社会，进而呼唤新的政治哲学出场。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政治哲学转向受西方政治哲学复兴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层面的推进。但是，学术上的推进无法抛开中国的社会现实根基。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的政治哲学转向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生活成为被思考、被反思的对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型，社会交往日益密集、复杂，社会组织化和制度化不断提升，再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的结构化转型日益明显———社会的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生态破坏、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等问题严重，道德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出来。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反思，召唤政治哲学出场。陈晏清指出，在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的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给哲学理论提出了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才使得政治哲学应运而兴。”［4］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一提到伦理学，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当代的罗尔斯、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西方伦理学家，其次是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伦理学家，几乎没有人想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经被边缘化了。何以至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囿于传统的学术框架，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更新、重构自己的理论。按照以往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学说，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考察社会道德现象，科学地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结构、功能和发展变化规律，论证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指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包括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历史性。这样的理解如何能够对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一系列问题给予有力的解释?如何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如果只是重复这些人尽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研究”［3］1。具体到共产主义道德在学术话语中和现实中的困境正如一些论者所言:“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民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自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3］1—2。因此，要重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必须将其与现实问题、与时代思潮结合起来，从而对其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和定位，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万俊人断言:“如果想要把现代的伦理学建设得更为强大，就必须给它安上两个翅膀: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5］
安启念教授从反面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对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做出自己有说服力的回答，它将在生活中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3］10再者，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要求伦理学自身必须发生转型———从个体美德向社会公共伦理转变。因为“研究政治哲学既是伦理生活公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5］政治哲学转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人们“可以突破一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认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它作出新的解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它启发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能不能在当前这场政治哲学转向的背景下获得新的生机，为解决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自己也从而得到新的发展”［3］11。在当代政治哲学转向的新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一，需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道德标准、道德理想、道德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其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的伦理学著述，因此需要我们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其伦理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其三，由于时代的变迁及其所蕴含的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的发展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论证
在我国，虽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提法早已有之，但是，在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及是否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伦理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问题上，人们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探讨政治哲学转向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前，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重新进行考察。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其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至关重要。
(一)唯物史观: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共产主义而谴责资本主义，充满了或明或暗的道德评述，蕴含了不少伦理考量，这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论及伦理道德的著作，也鲜有专门论述伦理道德的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科学性著称，承认其道德维度会对其科学性产生损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问世后，西方学者宣称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进而掀起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1950年代以后，多数西方学者强调“两个马克思”统一于人道主义理论;1960年代后，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时至今日，这两股思潮仍处于“两刃相割”的局面。从当代西方来看，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学派争论的核心议题。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唯物史观依据科学事实向我们揭示了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它只诉诸于科学事实，考察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不诉诸于应然的道义原则。［6］对于唯物史观的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使得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应当放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且应当放弃一切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所进行的道德言说。但是，这种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伦理学之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虽然非常强调要以科学的方式认识世界，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价值构想;虽然他们有时还反对讨论伦理规范问题，但在他们的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一个考察问题的道德维度。安启念教授断言:“离开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现实的道德谴责和对人道主义理想在共产主义彻底实现的道德期许，就根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3］37所以，把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为科学规律、科学认识，既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又存在着将唯物史观解释为机械决定论和反人道主义理论的危险倾向。安启念教授将唯物史观概括为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的结合。在2008年出版的《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他就提出，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同时也是其理论基础，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中，他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尽管“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精神或思想理路。前者一切从人出发，从人的本性、人的愿望、价值追求和道德评价出发，其中体现了人的激情和精神需要，包括众多非理性的因素。科学理性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它崇尚冷冰冰的客观规律，追求历史必然性”［3］32，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有机统一的，构成了唯物史观对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总体把握。一方面，通过科学理性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另一方面，通过人道主义揭示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想及活动目标。二者通过劳动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安启念教授在对唯物史观的重新阐发和理解之后，伦理学成为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根本的特点。
(二)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安启念教授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包含有一个核心、两个维度、四个层次。所谓一个核心，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人的解放。寻求人的解放之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3］28缘何把“人的解放”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宗旨，而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就是人的解放。安启念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后指出，按需分配、消灭私有制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仅仅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目的都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中，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人、人道主义，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一个思想:人的本质是自由，一旦摆脱了外在束缚，获得了自由，他的本质就可以得到全面发展，他就成为真正的人，人道主义也就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3］30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都是围绕人的解放这一中心而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把自由理解为人最主要的本质特征，使人的自由本质得到实现成为他们评价一切的标准。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道德评价，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的揭露与抨击，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憧憬，就是上述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产物。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价值目标，从理论上对这一目标加以研究，寻求使之变为现实的客观途径，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迫切任务，由此就有了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使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具有了科学性，于是他们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发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用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中。［3］35—36把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就都渗透着伦理思想，“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思想是一种道德理论，是关于人类的道德理想如何实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正义论’”。［3］37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转向
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困境和出路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法性之后，我们关注的中心内容还是怎样在当代政治哲学转向的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安启念教授的新著《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伦理学家。安启念教授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社会伦理学，反对将其归结为政治伦理学，因为政治伦理学不足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深刻的伦理思想。社会伦理学“立足于人的解放，从伦理的角度对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重要方面进行道德评价，并探寻对社会加以改造使之合乎人的本性的途径”［3］47。真正不道德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道德的。具体表现为用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他还指出，由社会向个人这种出发点的转变完成了伦理学上的革命性转向———从德性伦理向社会伦理的转变，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关注个人的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政治设计，也很少谈论公平正义等政治哲学津津乐道的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绝非道德虚无主义者。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大唯物史观”。通过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分析，安启念教授指出，“经典表述”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而非哲学;而且对生产力的解释存在理论上的逻辑缺环。真正唯物主义地解释了生产力发展的是“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唯物主义与“经典表述”加以整合，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还是一种“大唯物史观”，“用人的实践活动同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3］79—80，这与“经典表述”并不矛盾。相比较而言，“大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从人出发观察和解释世界。只有立足于“大唯物史观”，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实现的伦理学领域的革命。“小唯物史观”的人性理论基础是追求物质利益。正是对利益的向往和追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共产主义阶段意味着人的动物性阶段的终结，因此，在共产主义阶段，“小唯物史观”便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而“大唯物史观”的人性理论基础是劳动实践。把实践作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形成了对自由问题的独特认识，而且找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结合点，为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现实的实现道路。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进行道德批判的标准是“新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仅对人本身做了新的理解，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本性，而且找到了实现人道主义的现实道路，是与科学理性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人道主义”是对前人文化成果的继承、综合和创新，主要来自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以牛顿为代表的17世纪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这三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道德批判中始终坚持辩证的态度，“他们激烈批判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封建制度对人性、人的现世物质幸福的扼杀，但同时肯定了被基督教神化了人的精神性的高尚价值;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低俗、物欲横流，但并不否认物质幸福的重要”［3］191。
第四，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能设想的最符合人的道德理想的社会。“没有人能够否认，无论是个体的道德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伦理精神，都或多或少地伸展到了现实经验以外的理想领域”。［7］社会伦理学的这种“伸展”的典型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安启念教授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文献中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并进行分析归纳，把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归结为“人的自由”。共产主义道德将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社会的道德有着根本不同，它强调个人的解放，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同时，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道德理想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目标、方向、精神鼓舞和力量源泉，但是它的这种巨大影响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性所决定和制约。共产主义理想一方面对不符合理想社会的理论批判发挥着政治哲学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体现了理想的政治实践，力图制定出符合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的制度体系。
第五，共产主义正在成为现实。尽管社会主义实践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从唯物史观推论出共产主义社会也面临种种困难，无产阶级也不足以承担马克思恩格斯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但是安启念教授认为，时代变迁、社会主义实践不是证伪，而是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想正在成为现实，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真正成为历史的必然;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劳动的差别趋于消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统一的世界历史正在形成;从经济发展必然性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理想的需要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开始探讨如何经过自己协商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建立合乎人的本性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人类的价值目标正在转变是共产主义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具体而言，出于人类继续生存的需要，从追求物质财富转而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发展。这一转变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可靠途径。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是理论研究的结果，而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了。［3］284—297
综上，安启念教授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对国内学者相关思想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在与国外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俄罗斯学者进行对话的同时，结合时代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逻辑起点、道德理想、道德实践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并做了深化研究和思想创新。其次，在当代关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往往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等“中介”反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而缺少文献学方面的解读。安启念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分析，挖掘出一些不太为人关注但又极为重要的文献，并立足相关文献，去阐述、说明、佐证自己的论点，可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文献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第三，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建，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几十年的深厚积淀和独到见解之上的。
时代的发展总是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对于人文学科研究而言，重要的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发，进而不断更新原有的理论。全球范围的政治哲学转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恢复生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安启念教授正是抓住这一机遇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重构和重释，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现实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确立新的价值目标，从宏观上把握时代、解释当前人类遇到的问题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