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专门的课程进入中国的高校课堂始于清末。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标志———京师同文馆，在１９１０年实行分科办学，共开设七科十三学门，其中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联的就有“经科”（包括诗经、周礼、春秋左传三门）、“文科”（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两科。此后一百多年以来，不管政治体制如何变化、高校名称如何变更、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如何革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高校中文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但在当下，古代文学课程在高校和学生中却遭遇了诸多困境。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进一步推向深入，八成左右的高中毕业生（据报道２０１４年湖北、辽宁、江苏三省高考录取率分别为８２％、８５．８％、８７．３％［１］）都能够进入大学学习，这虽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但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了解决学生就业的巨大压力。于是，高校普遍采取“以就业设专业”的模式，将“所学”与“所用”直接挂钩，注重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以实践性、市场化为导向。这样的转变同样出现在多数师范院校的中文及相关专业中，像中国古代文学这类人文课程课时被大量压缩，教师在有限的教学实践内疲于奔命仍然无法完成基本的教学内容。
自然，学生的学习效果就大打折扣。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手机、电脑的普及，当代大学生的阅读方式、理解角度、价值判断都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向，多数人是以“有用”或“无用”、能不能换取经济价值来选择学习对象，因此，对于距离现代较远的古典文学存有隔阂，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和兴趣。高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学生兴趣的缺乏直接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带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针对前者，我们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从教者无力改变，但对于后者即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和效果方面，尚有努力的空间和方法。如本文论述的教师以问题创设为途径来提升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即是有益的尝试。所谓问题创设，就是教师在课堂上既要传授古代文学基本知识、讲解古代文学重要作品，又要结合目前的社会环境、学生的心智特点和学习习惯，有目的地创设一些有针对性的、浅显但有拓展空间的问题，通过抛出问题，引起学生对于问题的兴趣，从而诱发和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学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创设所应掌握的技巧、原则和这一方法的实施步骤及注意事项，下面即以笔者在近年来古代文学教学中创设的部分问题和相关教学内容为例来加以论证。
第一，问题创设应打破常识的误区———“唐诗三百首？”学生从小是从背诵《唐诗三百首》接触、感知古代文学的，且常常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句子萦绕耳旁。因此，在学习宋代文学的第一堂课我提出的问题是：“唐诗有多少首？”绝大部分学生凭第一感觉地回答是：“唐诗三百首。”当然，学生的回答是错误的。那接下来就要分析错在哪里？老师和学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相应解决以下问题：唐诗现存到底多少首？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有“唐诗只有三百首”的说法？《唐诗三百首》是什么？同时结合马上要学习的宋诗部分，还可以提出唐诗多还是宋诗多？宋诗现存有多少首？唐诗与宋诗孰优孰劣？等一系列问题。从常识入手提出问题，纠正学生以前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知识误区，从而引导学生产生想要去探究问题正确答案的欲望，即探究知识的兴趣。在这样的兴趣支配下，学生通过教师接下来的相关讲授、分析，并结合以往所学，或许能对唐、宋诗概貌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例。类似问题还有：“苏轼、辛弃疾是否创作婉约词，李清照是否创作豪放词？”学生以往中学阶段学习形成的观念是：苏、辛是豪放词代表人物，李清照是典型婉约词人。因此，问题提出以后学生的回答仍然是一边倒地的否定：“没有，至少没读过。”对于学生的回答，教师不要马上给予评判，而是引导学生来一起解读两首作品：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研读作品，学生既能体会到作家的人生况味，更能直接领悟到词多样化的风格和同一词人对于不同词风的驾驭。
第二，问题创设应以学生的体验为本———“选林黛玉还是薛宝钗？”青年学子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对于个人情感和将来的对象充满了好奇、憧憬和期待，在自我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型”。因此，在讲到《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时，教师适时提出：如果你是男士，选择将来的另一半，是喜欢多情的林妹妹，还是喜欢理性的宝姐姐？要回答这一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学生至少要明了一下几点：１、通读《红楼梦》文本。２、细读、精读文本涉及林黛玉、薛宝钗的情节。３、理清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的关系。４、全面总结二人的性格特点。５、作出自我的选择和说明理由。通过以上五个环节，学生对《红楼梦》无论是整个故事还是局部细节都会有亲身阅读体会的经历，并能从阅读文本中感受经典名著的“经典”所在。同时，通过分析宝、黛、钗的性格特点和爱情纠葛，也有利于学生在崇尚“速食爱情”的当下形成正确、健康、积极的爱情观念。如此通过创设问题、阅读文本、自我认识再到思想提升，将古代文学的文学性和人文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对于纠正网络和某些改编自古典名著的影视剧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问题创设应以小见大、贴近生活———“什么是炊饼？”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存在的时代距离学生生活的２１世纪比较远，如何能拉近古代与现代的时间差距、如何能消弭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环境之间的界限，这就要求教师创设的问题也应从现实生活入手，找到古今的相通处、相似点。因此，古代文学教师在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这一最贴近世俗生活的文学类型时，不妨以某一点为突破口，鼓励学生探求其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及富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如讲《水浒传》和《金瓶梅》时，提出：“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一种什么面食？”小小一张“炊饼”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以下内容：宋代北方的饮食习惯、面食在中国的流传特点、炊饼和今日烧饼（或煎饼、馒头、蒸饼）的比较、饮食变化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让学生充分体会文学、文化、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能跳出书本的桎梏找到思考的着力点。在章回小说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讲到《西游记》时，提问：“《西游记》中谁挑担子？”多数学生从小对《西游记》改编的影视剧耳熟能详，因此，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沙和尚。”这个问题很小、很简单，也是常识性的，对学生来说答案几乎毋庸置疑，但却不是真正的正确答案———猪八戒。为什么挑担子的角色从小说中的猪八戒变成了影视剧中的沙和尚？这就要求学生去努力探求现代影视改编对于古典名著改编的原则、方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了解古代文学所具有的现代属性。同时，还能将文本跟改编剧作之间存有差异的问题举一反三，看看其他几部古典名著的现代改编情况。这样，既能促使学生阅读小说文本，又能与学生感兴趣的影视剧相挂钩，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问题创设还应突出古代文学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和对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积极作用———“屈原、司马迁、苏轼、辛弃疾、陆游、曹雪芹等教会了我什么？”
在２０１４年９月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不约而同地阐述了大学对于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杨玉良甚至说：“虽然专业知识是必须学习的，但是来到大学，更重要的是一个悟道的过程。如果学校的教育只重视专业的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性的培养，那么很可能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２］两位校长的观点代表了当今高校及教育管理机构的担忧，即身处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生活便捷环境下的现代人，其道德素质却明显缺失，传统的“爱国”、“诚信”、“孝道”等优良品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深处。面对这样的形势，凝聚了中国古代宝贵精神遗产的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理应担当起再次唤醒大众优秀人文精神的重任。因此，古代文学教师在与学生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的作品时，应当结合作家所处的时代，对作家、作品做全面、客观、正确地解读和分析，学习渗透在字里行间深重的人文关怀：研读屈原的《离骚》、辛弃疾的词作、陆游的诗篇，透过文字陶冶个人情操，领会个人对国家和社会，需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面对国家危难时刻的自我牺牲精神；研读司马迁的《史记》、苏轼的诗词、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深刻体会当个人深处逆境之时应当持有的正确、乐观的心态———不怨天尤人，不气馁、始终不放弃自我的人生和理想，百折不挠、积极向上。古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表述，对当今大学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康的人生道德观和提升自我的审美能力方面均能起到重要的积极、正面地示范和引导。为了完成古代文学在当代承担的这一重大任务，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细化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中，潜移默化地收到良好的效果。既要突出课程的人文性，还要避免枯燥、单调的说教，教师对于问题尺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是机动、灵活和有技巧。
综上，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面临教学内容繁重、课时压缩、学生学习兴趣锐减的前提下，还要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关心国家命运，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教育部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３］因而，在面临困境和承担重任的矛盾中，就特别需要古代文学教师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多动脑、多思考、集思广益，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使用恰当、合理且便于操作实践的方法、策略，以有效的途径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学有所得。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创设只是众多相对简单、便捷的途径之一，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还需要更多其他教学技巧的配合。因为，任何学问的传授、习得本来就是一个复杂、长期且繁复的过程，需要运用的是多种方法、手段的综合应用，比如古代文学教学、学习正是讲授、诵读、讨论、问答等多种环节相互融合而逐步推进的。
作者：李芬兰 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