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严重冲击了传统收入分配体制和格局，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收入极化问题严重，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处于收入分位数最高5%和最低5%的家庭收入累计分别占总收入的23.4%和0.1%，前者是后者的234倍。然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和严重的收入极化问题却没有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低收入居民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努力能变为高收入阶层，这种激励机制避免了社会剧烈动荡。为了解居民收入的这种动态变化特征，研究中引入了收入流动性概念，深化了我国经济学领域对收入问题的分析。国外对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收入流动性概念形成时期。在研究收入差距问题时，发现居民收入在不同时期波动较大，逐渐提出了收入流动性概念(Prais，1955)［1］。所谓收入流动性是指某特定人群，其居民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第二阶段，收入流动性统计指标构建和完善阶段。居民收入可表现为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也可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因此，收入流动性以此分为绝对收入流动性和相对收入流动性，并以此构建了一系列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流动性统计指标(Shorrocks，1978;King，1983)［2－3］。第三阶段，收入流动性进入应用研究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和代内收入流动性研究。就国内研究而言，首先，在高收入差距背景之下，国内研究非常关注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提出研究收入差距时考虑到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权衡，2005)［4］，当研究收入分配考虑到收入流动性时，收入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穷人变为富人的机会在增加(章奇等，2007)［5］。通过将收入流动性分解为增长、分散和交换三部分，然后研究其如何影响收入差距，发现增长流动性有助于降低收入差距，而分散和交换流动性则有助于扩大收入差距(雷欣等，2012)［6］;其次，国内研究也很关注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表现出下降倾向，而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则略有上升(罗楚亮，2009)［7］。相对于其他收入阶层而言，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更加脆弱，经济地位得以改善的前景不明朗。与此同时，农村收入流动性高于城市(胡棋智等，2009)［8］，农村收入流动性高于城市归因于收入水平的波动，而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大幅变动所致(王朝明等，2008)［9］;最后，在“富二代”和“穷二代”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也成为国内研究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领域之一(王海港，2005)［10］。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收入差距较大，但是只要收入流动性越高，穷人变为富人概率越大，就会避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僵化现象，从而不会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因此，影响收入流动性高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收入流动性?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现有文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视角研究以上两个问题。
二、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路径分析
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其一，人力资本随时间而不断积累，使得人力资本禀赋越来越高，不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从事高技能工作，这提高了居民的工资收入，从而对工资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称为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其二，即使人力资本禀赋恒定不变，一方面居民工资收入也会随着工龄而增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工资收入会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这说明人力资本报酬率会不断提高，从而对工资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称为人力资本报酬效应。下文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模型，来识别这两种效应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作用，从而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高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工资收入流动性?)。
(一)工资收入流动性指标的选取
如何从众多的收入流动性指标中选取合适指标是本文进行研究的前提条件。为此，选取收入流动性指标时应注意:收入流动性越大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会缩小。例如，假设某社会由甲和乙二人组成，第一阶段甲(富人)的收入高于乙(穷人);而在第二阶段，甲和乙的收入水平与第一阶段相比完全相反，即富人变为穷人，而穷人变为富人，表明收入流动性较高，但是收入差距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之下，Silber和Weber(2005)［11］基于“等价分布的同等收入”构建出的收入流动性指标能反映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就是说此指标值越大，收入差距越小，社会福利水平越高。鉴于Silber和Weber的收入流动性指标不仅能反映收入差距，而且也能反映社会福利水平，因此，该指标问世之后即被研究收入流动性问题的文献所采纳，例如，Dumas(2010)［12］等利用该指标研究了以色列1983－1995的工资收入流动性，故本文也采用该指标来衡量工资收入流动性。根据研究需要，参照Silber和Weber研究方法把工资收入流动性定义为居民社会福利变化，其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根据Atkinson(1970)［13］提出的概念“等价分布的同等收入(equallydistributede-quivalentlevelofincome)”可知居民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G可表示为(1)式，其中w表示平均工资，wEG即为“等价分布的同等收入”。因为基尼系数反映了工资差距大小，所以wEG越大、工资差距越小、居民社会福利水平越高，故wEG可作为衡量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数。与此同时，根据Berrebi(1987)［14］关于广义洛伦兹曲线的研究结论可知居民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可以表示为(2)式，其中，n为调查数据的样本量，wi和wj分别为居民i和居民j的工资收入，Δ为平均工资差，Δ数值越大说明基尼系数越高，工资差距就越大。由(1)式和(2)式可推出居民社会福利水平指数wEG表达式为(3)式。
(二)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方程
为了构建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方程，本文采用的方法类似于Oaxaca(1973)［16］的工资分解法，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构建出Mincer(1974)［17］工资方程，如(6)式所示。其中，ln(wit)为i居民t时期工资收入的对数形式，hlit为i居民t时期人力资本l的禀赋水平，βlt为人力资本l的要素回报率;xkit和αkt分别为i居民t时期非人力资本k的要素禀赋和非人力资本k的回报率;μit为残差项。第二步，构建人力资本影响增长流动性的方程。因为Mincer工资方程采用工资收入的对数形式，所以测度工资收入流动性也采用相应形式。由(5)式和(6)式可知增长流动性(Gr)如(7)式所示，其中，ln(wt)表示对t时期居民工资收入的期望值。由(7)式和等式(8)可得增长流动性也可表示为(9)式，其中，(9)式右边第1项表示第2时期相对于第1时期，人均人力资本禀赋变化对增长流动性的影响，即人力资本禀赋效应;第2项表示第2时期相对于第1时期，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对增长流动性的影响，即人力资本报酬效应;第3项和第4项与前两项类似，分别为非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和报酬效应。第三步，构建人力资本影响结构流动性的方程。由(2)式和(5)式可知结构流动性(St)如(10)式所示，再由(6)式、(8)式和(10)式可知结构流动性也可表示为(11)式。(11)式右边方括号内共有5项，其中第1项和第2项分别为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和报酬效应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第3项和第4项分别为非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和报酬效应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最后一项，即两个时期残差项之差，表示不可观测因素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
(三)方程估计注意事项
估计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现有研究表明性别工资差异显著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因此，只选用男性样本进行方程估计可以避免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受到性别工资差异的干扰。其次，使用多个变量测度居民人力资本比仅使用一个变量更具合理性，故本文把教育年限、工作经历和工作岗位类型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再次，估计(6)式的Mincer工资方程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居民是否具有工资收入取决于其是否参加工作，因此，工资收入是样本自选择行为，为避免估计系数出现偏误，本文采用Heckman样本自选择模型来估计工资方程(6)式;其二，工作单位的部门类型以及单位规模都会影响工资收入(尹志超等，2009)［18］，因此，工资方程中引入部门类型和单位规模自变量;最后，估计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和报酬效应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时，通过Bootstrap方法探讨这种影响是否具有显著性。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城乡居民家庭和个人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人口特征、工作情况、工资收入、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数据。由于对同一居民进行多次调查，能够观测到居民不同时期的工资收入和人力资本禀赋，因而可用来估计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2003年为高校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因此，2003年前后居民平均受教育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使得高校扩招影响居民人力资本人均水平;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增加了大学生劳动力供给，从而影响工资收入。为避免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受到高校扩招因素的干扰，本文选用高校扩招增加大学生劳动力供给之后的时期进行分析，即2003年以后的调查数据。2003年以后CHNS共包括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四轮调查数据，因此工资收入流动性可以分为2004－2006年、2006－2009年以及2009－2011年三个时期。为了避免样本损耗过大，实证分析时样本选取条件并不要求同一样本连续出现在四轮调查数据中，而是规定只要同一样本连续出现在两轮调查数据中即可。
(二)变量选取及样本描述
首先，确定居民在不同时期的工资水平是计算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的居民工资收入是指居民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收入，不包括奖金和第二职业收入。相对于奖金和第二职业收入而言，主要职业的工资收入更加稳健，更能反映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与此同时，为了剔除不同年份工资收入的价格因素，根据CHNS提供的消费价格指数，把工资收入调整为2011年价格水平的工资收入。其次，就居民人力资本禀赋而言，本文把教育年限、工作经历和岗位类型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因为CHNS数据中没有工作经历变量，为了构建此变量，把16岁至60岁的居民年龄扣除教育年限之后再减去7年，作为居民工作经历变量。工作岗位类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本禀赋的高低，因此，也把工作岗位类型作为人力资本代理变量之一，工作岗位类型包括管理岗、高级专业技术岗、一般专业技术岗和其他岗位类型。最后，就估计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而言，其一，居民是否具有工资收入取决于其是否参加工作。因此，工资收入是样本自选择行为，为避免估计系数出现偏误，采用Heckman样本自选择模型来估计工资方程，把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形式)作为居民是否参加工作的影响因素;其二，工作单位的部门类型以及规模也会影响工资收入。因此，把单位类型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列为公有部门，其他单位类型为私有部门，单位人数大于100、大于20且小于100，以及小于20的企业分别定义为大企业、中等企业和小企业。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资方程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CHNS调查数据，借助Heckman样本自选择模型对Mincer工资方程(6)式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由于逆米尔斯比例的估计系数在1%置信水平上与0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居民是否具有工资收入取决于居民是否参加工作的选择行为，这是样本自选择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使用具有工资收入的居民样本来估计Mincer工资方程，那么估计系数就会存在偏误，因此，Heckman样本自选择模型用来估计工资方程更为合理。选择方程中家庭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居民参加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就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育年限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体现为U型特征，表明只有居民处于较高学历水平下，教育年限的增加、才能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其二，工作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体现为倒U型特征。工作经历对工资收入具有正反双重效应:正面效应表明工作经历越长，居民工作经验越丰富、工作效率越高，越能提高工资收入;负面效应表明工作经历越长，居民年纪越大，工作效率越低，越能降低工资收入。当居民刚参加工作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使得工作经历越长，工资收入越高;当居民工龄较高时，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使得工作经历越长，工资收入越低。其三，工作岗位类型的工资回报率差异明显。在2004年管理岗位工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岗位类型，而在此之后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与此同时，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回报率直到2011年才明显高于其他岗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专业技术岗位工资回报率在大多数年份明显高于其他岗位类型，这与我国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供给相对不足、技工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现实相一致。本文工资方程模型得出的实证结论与现实情况比较一致，说明实证结果可信度较高。最后，就单位部门类型而言，实证结果表明公有部门的工资收入比私有部门低10%至18%左右。与此同时，企业规模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不同，例如，在2006年，企业规模没有显著影响工资收入，自此之后，大、中型企业的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小企业，但是这种工资差异在逐渐缩小。
(二)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路径分析
根据表2实证结果，结合(9)式、(11)式和(13)式把工资收入流动性分解为增长流动性、结构流动性和交换流动性，同时测算了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和报酬效应对这些流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叙述方面，把2004至2006、2006至2009以及2009至2011年分别定义为第一时期、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根据表3可得以下结论:首先，增长流动性虽然不断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作用在递减，同时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报酬效应影响增长流动性。增长流动性说明居民工资收入按相同比例增长，即是说在没有影响收入差距的条件下改变了居民收入水平。由表3可知，增长流动性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在收入差距不变条件下，居民工资收入一直在提高，表明社会福利水平因为增长流动性而不断提高，然而，在第三时期增长流动性显著下降，说明增长流动性作用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效应是递减的。就人力资本影响增长流动性而言，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对增长流动性的影响较小，原因在于每个时期时间跨度较短，使得短期内人力资本禀赋难以大幅提高，从而不可能对增长流动性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对增长流动性的作用较大，说明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是影响增长流动性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第三时期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对增长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第一时期对增长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估计系数为负值，可能是由于首批高校扩招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供给冲击，压低了人力资本回报率，从而对增长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表3还汇报了单位类型和企业规模对增长流动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相对于人力资本作用而言较小。由此可知，就人力资本而言，对增长流动性的贡献主要归因于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即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增加。其次，结构流动性不但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而且后期还降低了工资收入流动性，同时人力资本对结构流动性的作用较小。结构流动性反映了居民工资差距的变化，即结构流动性越大、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如表3所示，结构流动性不但依次递减，而且在后期为负值，说明结构流动性扩大了工资差距，降低了居民社会福利水平。就人力资本影响结构流动性而言，由表3可知，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表现为递增的趋势，然而，无论是哪个时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影响结构流动性的估计系数远小于结构流动性，说明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较弱。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在任何时期对结构流动性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人力资本对结构流动性的影响较弱。因此，人力资本通过结构流动性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最后，交换流动性对工资收入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相对稳定，同时人力资本对交换流动性的作用较小。交换流动性反映了居民工资收入位序变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交换流动性越大、居民工资位序变化导致工资差距下降越大、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如表3所示，相对稳定并且显著为正的交换流动性，说明居民工资收入位序变化有利于缩小工资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在第一时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对交换流动性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首批高校扩招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居民人力资本禀赋的同时，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初始工资收入低于其他居民工资收入，使得原有居民工资收入位序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禀赋效应降低了交换流动性，但是降幅较小。第二、第三时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没有显著影响交换流动性，说明短期内人力资本禀赋的增加并不是居民工资收入位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三)人力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结果分析
表4是根据表3实证结果，结合(14)式和(15)式得出了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贡献率。由表4可得以下结论:结论之一，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大小的成分，依次为增长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其中，增长流动性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贡献保持在60%以上，说明工资上涨是工资收入流动性上升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交换流动性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贡献从30．32%上升到43．22%，说明居民工资收入位序变化有利于提高工资收入流动性、降低工资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然而，结构流动性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作用较小并且效果不一致。结论之二，工资收入流动性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加快，表明工资收入流动性虽然降低了居民工资差距，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这种作用是递减的。结论之三，人力资本缓解了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这归因于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即上升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缓解了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如表4所示，一方面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贡献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正向作用在不断加强，这表明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作用，那么工资收入流动性在第三时期应该为负值，工资收入流动性应该下降更快，因此，人力资本缓解了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从人力资本禀赋和回报率的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得出如下结论:(1)影响工资收入流动性大小的成分，依次为增长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其中，增长流动性发挥主导作用，交换流动性的作用在逐步上升。(2)工资收入流动性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加快，表明工资收入流动性虽然降低了居民工资差距，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这种作用是递减的。(3)人力资本缓解了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这归因于人力资本报酬效应，即上升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缓解了工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在我国较高收入差距背景之下，只有保持较高的工资收入流动性，才能避免收入僵化和社会剧烈动荡，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来提高工资收入流动性:第一，加快完善劳动报酬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机制。我国生产要素定价机制不健全，要素收益尤其是劳动报酬价格被低估，这不利于提高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第二，完善政府监管职能，构建自由竞争的人才市场。越是自由竞争的人才市场，越能实现人力资本与工作岗位的优化配置，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决定居民工资收入，那么工资收入的交换流动性就会越高，从而降低了工资差距、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
作者：李明桥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