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巴蜀作家的创新精神及在文学改革中的作用
古代的巴蜀作家都是在改革及动荡当中大显身手，声名远扬的。如汉朝的司马相如是在骚体赋向大赋的转变时起到决定作用的；唐代的陈子昂和李白是在古诗的改革当中扬名的；宋代的苏舜钦、三苏的出名是在诗的改革当中；明代的杨慎是在提倡汉代和魏代诗的风格中声名显赫；清朝的张问陶也是在动乱时代闻名于世的。古代巴蜀作家为什么都是在改革创新当中闻名于世呢？因为他们有具有敢于创新的性格和与众不同的精神。这种性格和精神的形成与四川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巴蜀地区位于中原的西南方向，比较偏僻，它虽然在早期就和北方有很多的联系和往来，但因为那里大山居多，交通运输不方便，与外面的联系很少，始终存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消息比较闭塞，这就使巴蜀文化在早期就与中原文化不同，表示在：性情桀骜不驯，具有神秘感，不受中原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巴蜀自古以来就很难治理，自称为王的势力很多，说明了巴蜀人具有特别的性格。道教和佛教的出现就是在四川地区，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非常兴盛，代表这两个宗教的地区分别是青城山和峨嵋山。学术研究上，崇尚《易》、庄子还有史学，所以在古代巴蜀的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形式。古代的巴蜀文化发展到兴盛时期，在文人身上表现出突出的反叛精神和另类色彩。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宁愿假称自己有病，在家闲住，也不愿出来做官。最具影响力的还要算他出人意料的私奔，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扬雄，从小就非常喜欢学习，读书无数，文章写得很好，但他不攀富贵，也不嫌弃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做官，和司马相如非常相像。唐代的陈子昂年少时不喜欢学习，非常任性。李白喜爱舞剑和喝酒，喜欢云游天下，但也不喜欢做官。苏涣曾经做过强盗，能使用弩箭。雍陶自认为才学很大，怠慢亲人、朋友。唐求，官府曾多次找他做官，他坚决不做。宋代的苏舜钦在一个集会上请舞伎和朋友一起玩乐，后来被人告状而丢了官职。苏轼生活在群党纷争的年代，他既不依靠新党，也不依靠旧党，后来遭到两党的打击。苏辙在写作时，直接评论皇帝的对与错。明代的杨慎被贬到云南，他在逛街时带着歌妓。清代的李调元性情粗犷，不受约束。上面所涉及到的作家都具有独来独往、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他们敢于创新，不畏反叛，这些都是巴蜀作家在改革时期声名远扬的原因，也值得今天的作家们效仿学习。
二、古代巴蜀作家的浪漫气质及高尚风格
古代巴蜀文人的创作都具有浪漫色彩，所以，他们的写作方法都崇尚于浪漫主义，文学特色上侧重于审美。钟仕伦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以为巴蜀文化隶属于南方风格。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认为这一说法有道理，但又认为它具有南北两方面的文化风格，不能单单归属于南方，这也和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仍用作家和作品来说明。汉大赋以其崇高特性最有说服力，鲁迅先生对大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是这样评价的：文章不走原来的老路，用词华丽，文笔极妙，在汉代是最好的文人。明代的王世贞也说：司马相如写的文章，选材非常丰富，用辞非常华丽，别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司马相如创造的大赋特征，后来的王褒和扬雄都予以接受并宏扬。有传说王褒的赋读给生病的太子听，太子的病就会好转，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赋思想感情丰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在审美方面有突出性的贡献。汉赋和唐诗能够体现巴蜀文人创作的特性，宋代和明清两代的巴蜀作家也具有类似的情况。欧阳修对宋代的苏舜钦赞美：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文笔。在李白之后，苏轼是最有名望的作家，他的作品风格较多地受到李白的熏陶，体现李白的诗风。他的词“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的词句，被后人叫做豪放派的开创者。张孝祥，一生喜爱写词，他的词继承苏轼的词风，为辛弃疾词的闻名奠定了基础，是豪放派的重要人物。明代的杨慎，他的作品自成一体。清代的李调元，袁枚认为他的作品风格非常豪迈猛烈。张问陶的写作风格非常接近李白，后人称他为“小李白”。古代巴蜀作家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另类色彩，本文认为是由三方面因素形成的：第一是因巴蜀作家多敢于创新精神，具有豪放不羁的性格。第二是由所处的年代形成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李白、苏轼分别处于汉武帝、唐玄宗、宋仁宗和宋神宗时代，这个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推崇浪漫主义和高尚风格的作品。第三，受到巴蜀历史文学的发展和先期文化的影响。例司马相如和扬雄所开创的文风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有很多作家学习他们的创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
三、古代巴蜀作家的文艺思想亮点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受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特别强调，而对文学的艺术功效却不予重视。但这方面却没有影响到巴蜀文人的创作，他们不但注重作品的社会功能，对作品的艺术功能也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艺术功能方面特别有特点的是自身性情地自由发泄。有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他的所作所为如琴挑文君、深夜私奔和称病在家，这些都能说明司马相如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他的作品同样也是自由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受任何外界思想的影响。扬雄也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他的这些话都说明了他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写作的源泉。陈子昂和李白评论齐梁文学时说，“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它的意思是文章用词非常艳丽，但是缺少真情实感的表露。李白和陈子昂都强调文笔写作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在创作作品时，二人都畅所欲言，把自己的真实情感表露远遗，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不受时代思想的约束，这也是自古以来他们的作品一直被后人推崇的原因。苏轼也指出创作应和自己的真实思想相联系，“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就是真实写照。杨慎在前后七子竭力主张文风向以前的文学靠拢时，也指出文章创作应以个人情感为中心。清代的张问陶也力主写作应重视情感的抒发，有人说他的成就是向袁枚学习的结果，他回应说，一个人的写作成功，不用去问怎么写成的，只要是放开思想，书写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就行了，由此看出，张问陶也非常重视创作应与个人情感相结合。
四、古代巴蜀作家的作品特征
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二个：一是宋朝后期，蒙古军队大举南下，四川也遭受了重创，人民流离失所，经济遭受大规模的破坏，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受到了强烈地影响，巴蜀地区的经济中心从长江上游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生产急剧下降，经济的衰退引发文学的没落，这就是元明清时代巴蜀文学无声无息的原因，明清时代盛行的戏剧和小说在巴蜀也很少有作家出现，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文化的需求急剧减弱，没有了消费群体，文学的发展愈加艰难。二是和巴蜀文学作家的作品风格有关，巴蜀作家注重人个情感的抒发，而忽视了对现实情况的描写，本文在前面已经对此有所论述，巴蜀文人历来是写情的高手，但对于记事却没有重视，他们强调的是情感的任意发泄和自由发展，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拿起笔来刻画现实中的人和事物。这样的特性一直影响到现当代，郭沫若和巴金的作品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巴蜀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的特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探索，当中也有很多问题还需深入探讨。巴蜀文学有其自身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历来有很多文人墨客对它进行了研究，本文过多的把研究重点放在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欠缺全面的分析研究，探索的方式方法也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和创新，特别是要全面掌握巴蜀文学的整体特性，希望广大的学者专家对巴蜀文学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作者：邱嫦娟 单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