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特征［1］。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在特殊的国情和背景下进行，1955年实行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长期控制了乡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过程中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受到了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乡村人口外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只有其中少部分人能够获得城市户籍及永久留居城市的权力，大部分不得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辗转反复。能否获得城市户籍，决定了迁移者能否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是乡村迁移者身份的重要识别。而大多数有关中国乡村人口迁移的文献对迁移者户籍转变这一事实的关注不够。蔡昉［2，3，4，5］曾对限制乡村人口的户籍制度障碍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分析，认为仅获得短暂城市留居权而不能获得城市户籍决定的城市福利及保障的迁移不过是迁移者在居住地上发生改变，而非真正的迁移。迁移者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获得城市户口;二是获得较稳定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前者，决定了迁移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及福利待遇。区分“流动”还是“迁移”对研究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迁移者如何成为城市居民?赵耀辉［6］指出，户籍制度基本上排除了乡村移民获得户口的可能性，而城市户口是得到许多城市的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部分迁移者通过参军或上大学较便利的将户口从乡村迁到城市，其他迁移者往往要经过较艰难的努力才能完成身份转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很多研究都指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乡村人口获得城市户籍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将户口迁入大学所在城市是乡村人口实现迁移的主要途径。赵耀辉、刘启明［7］对中国1949－1985年城乡迁移历史研究的考察认为“农民唯一可以指望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身份的途径，恐怕只有参军和上大学了……参军和上大学是一般农民唯一可以控制的进程手段”。XiaogangWuandDonaldJ［8］的研究还表明，参军的作用远不如高等教育那么大。DengandGustafsson［9］关注到中国乡村人口迁移的特殊性，在城乡二元分割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约束下，乡村人口要成为城市的永久移民，接受高等教育是主要途径之一。Fan［10］50也指出，参加高考上大学是很多乡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主要途径。邢春冰［11，12］从选择性迁移角度解释了乡村人口迁移过程，在巨大城乡差距的现实下，乡村居民有很强的激励迁移到城市，而城市部门的经济结构使得高教育水平人口有更高的概率迁移到城市。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1999年的高校扩招增加了乡村高教育水平人口迁移概率，城市居民中大学生比例增加幅度远高于乡村，主要是乡村居民考取大学后迁移到城市的结果。
高等教育使乡村迁移者能够改变户籍身份的解释是它代表了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有关人力资本在乡村人口迁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由Sjaas-tad［13］、Lucas［14］等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所证实。他们认为，人口迁移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素质或有特殊专长的年轻人口总是最先迁移，迁移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关注到人力资本对乡村人口迁移的作用，认为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口更倾向于迁移，特别是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下，城市户口往往与稳定的城市工作相联系，而稳定的城市工作意味着更高的技能水平，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之相匹配［15，16］。稳定的城市工作技能要求相当于为外来人口设定了一个人力资本水平的“进入”门槛，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缩短了乡村迁移者与稳定的城市工作技能相适应的时间。
本文关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乡村人口迁移的影响，并试图用模型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下的乡村人口迁移过程加以阐释。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首先用数据和事实说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在乡村人口迁移中起到的作用;然后构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下的乡村—城市迁移模型;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二、数据和基本事实
(一)城乡人口分布变动
从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迁移的历史看，政府对乡村迁移人口的积极引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乡村人口流动迁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府多次出台政策，支持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为吸纳大量乡村剩余人口创造了条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由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25亿人。进入21世纪，政府逐步放宽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限制，积极改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政策环境，出台一系列的文件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本地农民工1．03亿人。农民工进城务使得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迅速增加，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的真实状况，也不能代表城镇化的实际状况。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使得进城的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口成为城市居民。在另一个城镇化指标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3%。说明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够获得城市户籍及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图1描述了1978－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变动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得到较快提高，而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间的差距也逐渐拉大。这说明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有更多的乡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在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并未上升的前提下，户籍人口的增加显然来自于乡村迁移人口;二是乡村居民的流动迁移规模稳步扩大。我们推测，城市户籍人口增加主要来自高等教育扩招使得更多的乡村迁移者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获得城市户口与稳定工作;而城市常住人口增加主要来自高等教育扩招下更多的乡村迁移者接受初、高中教育，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使这部分迁移者获得城市较低技能工作的概率增加，同时，前一种迁移者对后者产生了正向激励，鼓励更多的乡村人口迁往城市。
(二)高等教育对乡村迁移者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激励
1．城乡居民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变动情况
1990－2010年城乡居民高中毕业班人数变动情况。我们看到，1999年后，乡村普通高中毕业班人数迅速扩张，与城市的差距急剧扩大，在差距最大的2006年，乡村高中毕业班人数比城市多出2738522人，而1998年城乡高中毕业班人数之和仅为2667491人。在2007年后，这种差距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数量。这说明，一是乡村人口比之城市有着更高的接受高中教育的激励;二是接受高中教育及以上的乡村居民数量在21世纪以来明显增加。这意味着，在乡村迁移者中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口比例也会同时增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指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
2．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城乡报名情况
乡村居民对接受高等教育有更大激励的另一个证据来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城乡报名情况。我们使用《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7－200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0)①＊中关于城市应届、城市往届、乡村应届、乡村往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情况的统计数据来对比高等教育对城乡居民的不同影响。图3描绘了这种影响。我们观察到，在高等教育城乡招生人数比例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从高等教育招生报名情况来看，乡村考生在总人数、应届生人数和往届生人数上都远超过城市考生，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乡村人口的激励更大。再做另一个有意义的对比，将城乡应届报名人数与城乡往届报名人数对比情况分别作图。应届和往届报名情况都反映出2003年后乡村报名参加高考人数开始以更大的幅度快于城市，并且，乡村往届报名人数高出城市的比例更大。这说明一个是接受高等教育对乡村人口的激励更大，甚至相当一部分高考落榜生会选择继续复读;另一个是城乡间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乡村考生一次性考取大学的概率低于城市，这也是乡村往届考生人数远多于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3．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分布情况
为观察高等教育的影响，我们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且只保留22－54周岁、具有劳动能力人口数据。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如果理论上所有人都是6岁上小学，18岁上大学，2000年普查数据中该年龄段的人口将不受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影响，而2010年普查数据中的全部样本都将受到影响。这有利于我们对接受高等教育对乡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乡村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迅速提高。然而从不同教育水平人口城乡分布来看，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绝大多数仍集中在城市，而且城市人口教育水平上升速度远快于乡村。对于高等教育，城市拥有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上升比例更快，并且基本上分布在城市，乡村只有很小的比例。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乡村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极少，而是因为几乎所有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的乡村人口都留在了城市。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高等教育不仅激励更多的乡村人口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并且促使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乡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迁移。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构造乡村－城市迁移模型说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乡村迁移者的这种影响。
三、乡村－城市迁移模型
(一)迁移者的最优决策
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实，我们将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乡村部门与城市部门，各自生产不同消费品，雇佣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工人。然而，对两个部门而言，个人决策是相同的，即最大化其效用，首先考虑乡村部门，在农业生产技术既定情况下，我们假定从事农业生产不需要积累额外的人力资本。而对决定迁往城市的人口而言，需具备初始人力资本水平hL，即城市工作最低技能要求，并且对农业生产无用。乡村部门生产仅由投入的农业雇佣人数决定。进一步将乡村劳动年龄人口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不作出迁往城市的决定，则对人力资本水平无要求，假定其数量为x(t);第二类选择迁移到城市，要求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具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迁移者，他们从离开乡村那一刻即获得城市户口，我们称之为先迁移者，第二种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迁移者，他们只能从事短期的低技能工作，很难获得城市户口，随时准备回到乡村，是城市潜在移民，我们称之为后迁移者，记为数量z(t)，则先迁移者的数量为1－x(t)－z(t)。接下来考虑城市部门，存在来自乡村部门的两类迁移者，即先迁移者与后迁移者，他们具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为hH和hL，城市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或技能要求为珔h满足hL＜珔h＜hH。意味着后迁移者只有积累到至少不低于珔h的人力资本水平，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城市工作，而城市稳定工作与城市户口相联系。再假定城市人口的平均非闲暇时间为1单位，他们投入μ(t)单位时间生产消费品，而用剩下的1－μ(t)单位时间积累人力资本。这种时间配置对城市人口和乡村迁移者而言并无区别。
(二)后迁移者的迁移决策
我们接下来继续考虑为何一些迁移者即便不能获得城市户口也会选择寻求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乡村迁移者，即先迁移者获得城市稳定工作与户口，对其他乡村居民产生了迁移的影响，一个影响是激励更多的乡村居民接受高中教育(以增加上大学的机会)，于是后迁移者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hL更加接近城市工作平均技能水平珔h，获取城市稳定工作的概率增加;另一个影响是如果先迁移者将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资助后续迁移者，向他们提供知识、经验等增加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帮助，后迁移者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将会缩短。后迁移者在城市中时刻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如何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即投资于人力资本积累)上分配;二是如何将时间在工作和学习(即积累人力资本)上分配。进一步假定后迁移者选择留在城市或回到乡村的决策不需要支付成本。在前面的假设中，农业生产没有人力资本要求，因此，后迁移者在t到τ时积累的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无影响。如果后迁移者做出返回乡村的决定，意味着均衡条件下的农业总收入与城市总收入相等，这里我们使用了托达罗模型中的假设，即当城市预期收入与农业收入相等时，人口将不再迁移。这意味着，一旦后迁移者发现他在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不能为他带来稳定的城市收入及工作时，他不得不返回乡村。
四、结论和讨论
我们通过乡村－城市迁移模型改进来说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影响下的乡村人口迁移过程。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获得城市户口，对乡村居民产生了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促使更多的乡村居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以提升人力资本。稳定的城市工作对工人有着技能水平要求，这种技能可通过积累人力资本而获得。城市户口又与稳定的城市工作相联系，于是获得稳定城市工作的迁移者获得城市户口的概率远大于低技能、暂时性城市工作的迁移者。基于此，乡村迁移者若想成为城市居民，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到城市工作要求的人力资本，从而成为城市居民;二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迁移者可以选择在城市继续积累人力资本直到达到城市工作技能要求，从而增加获得稳定城市工作的概率。模型结论还表明，乡村迁移者具有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越低，与城市工作技能要求间的差距就越大，成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时间就越长。极端情况下，如果乡村迁移者都具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他们即便不需要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如果乡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达不到城市工作最低工作技能要求，他们就不会做出迁移的决定。
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迁移者而言，留在城市的主要动因是能够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以达到城市工作技能要求，一旦迁移者不能积累到足够的人力资本，将选择返回乡村。在这个过程中，具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先迁移者对后迁移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示范作用，激励后迁移者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二是“反哺”作用，向后迁移者提供物质、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帮助。本文重要的政策建议正是基于上述讨论。政府在促进乡村人口迁移方面应该致力于提升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更高的人力资本代表的城市工作和技能要求为导向吸引乡村人口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以及其他途径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乡村人口稳定有序的向城市迁移。同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要向乡村地区进一步倾斜，特别是在城市工作对工人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更高的今天，逐渐使迁移者具有的技能水平与城市工作相匹配，是解决进入城市问题的关键。城市化过程不应该是单纯的人的转移，而应是人力资本向现代产业部门不断集中的过程，只有以人力资本为导向，才会促使乡村迁移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
作者：高一兰 黄晓野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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