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华《鹪鹩赋》之创作时间考
张华，字茂先，据姜亮夫《张华年谱》，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２３２年），死于晋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１］４１４－４６２。据严可均《全晋文》卷五八，现存赋（及残篇）六篇，文二十四篇。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存诗（及残章）四十五首。唐房玄龄 《晋书 • 张华传》记载：“华 少 孤 贫，自 牧羊…… 初 未 知 名，著 《鹪 鹩 赋 》以 自 寄。 其 词曰：……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２］”房玄龄认为该赋写于张华“未知名”时，乃“自寄”之作。而《文选》李善注引南朝臧荣绪《晋书》曰：“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 有 感，作 《鹪 鹩 赋》。后 诏 加 右 光 禄 大夫［３］”，即认为《鹪鹩赋》作于张华入仕之后。《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东晋王隐《晋书》云：“阮籍见华《鹪鹩赋》，以为王佐之才。中书郎成公绥，亦推华文义胜己。［４］”这与房玄龄《晋书》观点相类似。史料记载的差异，使当今学界对《鹪鹩赋》创作时间颇有歧见。姜亮夫以房玄龄《晋书》为据，将此赋系于高贵乡公正元元年（２５４年），即张华入仕前［１］４２３。陆侃如、沈玉成二人均将此赋系于张华入仕后，而在赋作具体时间上有分歧。陆侃如先生根据臧荣绪以及王隐《晋书》将此赋系于景元二年（２６１年），理由是：“第一，赋中的牢骚不象二十左右的人所有的，移于三十左右较合理。第二，汤球辑臧荣绪《晋书》卷五及王隐《晋书》卷六，均有‘中书郎成公绥亦推华文义胜己’的话，绥为中书郎为景元中，不当在嘉平初。［５］”沈玉成先生详辨姜、陆二家之说，将二家的不当或谬误之处一一指出，认为：“《鹪鹩赋》之作，或当在高贵乡公甘露间”。而且，如若《鹪鹩赋》若作于张华入仕之前，此时张华还在家乡方城，那么“以一未知名之少年文士，赋作竟远隔千里为阮籍所赏，由是而声名始著，又由是而登仕，亦颇乖于常情”［６］。笔者认为，沈玉成先生的意见虽不能提出较为切实的理据，但是相较姜、陆二先生的说法更可信从。笔者试在沈先生的基础上继续申说。其一，阮籍对张华的极力推扬，说明张华与阮籍已有交结，此时，张华已经入洛，并且极可能已经入仕。《晋书》云：“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推究上下文，其中“之”乃张华其人，而非《鹪鹩赋》。张华得到阮籍的极力推扬，并非仅仅由于一篇《鹪鹩赋》即被誉为“王佐之才”。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张华《鹪鹩赋》”条云：“阮籍见张华《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观其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何足为王佐乎？［７］”在苏轼看来，这篇《鹪鹩赋》仅仅表达了作者全身远害之生命观，不堪被誉为“王佐之才”。虽然苏轼大有指责阮籍误评的意思，但这则材料也从反面说明了《鹪鹩赋》似不应是张华被誉为“王佐之才”的唯一因素。从汉末魏晋名士品评人物来看，往往是有所交结，详审其仪表、精神、话语之后才做出品评。《后汉书•王允传》载郭林宗 “见允 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后汉书•荀彧列传》载：“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载钟会觐见司马景王（师）：“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可见，王允、荀彧、钟会被誉为“王佐之才”，都是由于自身的言语谈吐以及精神气貌的与众不同。从历史史实来看，这些被誉为“王佐之才”的人的确是人中之龙，无论才华还是智谋，都绝伦超群。因此，反观张华受誉于阮籍，情况亦当大体如此，仅仅一篇《鹪鹩赋》是不大可能获得如此高誉的。《晋书•张华传》载：“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优宠自恃的二陆兄弟，一见张华而生敬服，即可见张华在立身行事以及谈吐风度上均有过人之处，那么阮籍的盛誉，必定是在二人交往过程中对其器貌谈吐的整体把握。而张华之所以能与阮籍交结，入洛为官之后的可能性更大。其二，《鹪鹩赋》与张华为官之时的退敛心态有相似性。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韩非《说难》乃是一篇表现臣子进谏之难的文字，韩非感慨：“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倘若“婴人主之逆鳞”，则会陷入极危险的境地。刘勰将《鹪鹩赋》与《说难》相比附，与张华在入仕之初面对司马氏集团的倒行逆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政治处境是一致的。《文选》卷二四选录何邵《赠张华》诗，诗中有句云：“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树塞焉足摹？”表现了张华为官期间的风范。张华在风诡云谲的政治生态中所锤炼出的个体生命智慧，即与退敛卑处的老庄思想相一致。而目睹王公贵卿朝不保夕，人命危浅，更需要以“鹪鹩”的精神来自我安慰，来获得心灵的超越和宁静。因此，《鹪鹩赋》作于张华入仕之后，声名未著之前是大致可以肯定的。据《张华年谱》，张华入仕是在高贵乡公正元二年（２５５年），张华二十四岁，而阮籍卒于景元四年（２６３年），那么在这九年中，《鹪鹩赋》更可能作于甘露年间，而非景元年间。《张华年谱》载，甘露三年（２５８年），“卢钦荐华于成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顷之，迁长史”，张华仕途上的擢升，与其声名的日益提升是有密切关系的。而景元之后，若仍称张华“未知名”，则与事实不符了。而甘露四年（２５９年），即发生了血腥而震惊朝野的弑君事件，高贵乡公被司马昭杀害，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刚刚入仕不久的张华来说必定是惮忌重重。那么可以想象，这一时期他对于生命的思考，也必定与全身远害密切相关。因此沈先生认为《鹪鹩赋》作于高贵乡公甘露间是极有道理的。
二、《鹪鹩赋》与张华获讥释解
《鹪鹩赋》是辞赋史上的名篇，后被萧统收入《文选》。《文心雕龙•章表》云：“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可知《鹪鹩赋》在六朝时期是颇负盛名的。《鹪鹩赋》序云：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鹫鹗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讬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浅而可以讬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鹪鹩是一种小型黄雀。“鹪鹩”物象，来自于《庄子•逍遥游》，其中许由语云：“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借助许由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独特见解。在庄子看来，个体生命的外在需求是有限的，就像鹪鹩小鸟，即使拥有一个广袤的森林，它也只能占有一个枝条来安巢。那么基本生命条件之外的东西，都是“名”，乃是“实之宾”，乃是对生命本身无所助益的东西。《鹪鹩赋》序文首先采用“辨名析理”的方式，将鹪鹩的生理特性做出概括，通过鹪鹩与这些禽类资质结局的反差对比，引出对“生生之理”的反思。《鹪鹩赋》赋文云：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鹰鹯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罿罻？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扬，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雕鹖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鹍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逝。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惠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絷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恋钟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今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爰居，避风而至。条枝巨雀，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飖逼畏。夫唯体大妨物，而形瑰足玮也。阴阳陶蒸，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赋中的“鹪鹩”不仅是一种生命物象，更是一种精神物象。赋文首先描述鹪鹩在外表上的简陋与无用，习性上的简单易足，从而自然归纳出鹪鹩在生命智慧上对世人的启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赋文采用了对比的方式，例举了雕鹖、鹄鹭、鹍鸡等禽类“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的悲惨命运，又胪列苍鹰、鹦鹉“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絷于九重”的失志与束缚，最后又例举“体大妨物，而形瑰足玮”的爰居、巨雀，申说它们“提挈万里，飘飖逼畏”的无奈。通过对比，作者指出鹪鹩之生存空间实为“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的真实处境。作者最后力图回到庄子的“齐物”观念，抹杀外物的大小之界限，从而将鹪鹩之卑、之小、之陋的界限标准一并弭平，使鹪鹩全身远害之生命哲学的精神光芒得到最大的凸显。姜亮夫先生诠释此赋的意旨云：“《鹪鹩赋》之思想感情，盖纯乎老、庄恬退自安之旨，设喻取譬，取之庄子《逍遥游》。《逍遥》以大小对比而两忘，《鹪鹩》则自以居卑小而安适。［１］４２３”诚然，张华之《鹪鹩赋》，反映了对老庄思想的融会贯通，也表现了以张华为代表的士大夫在魏晋易代的诡谲政治风云中求生自保的精神风貌。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人们在评论《鹪鹩赋》时，往往将之与张华一生形迹相联系，从而导致了后世对于张华的几乎对立的评价。根据《晋书》本传，张华一生政绩丰隆，也遭遇了种种艰险甚至亡身之危。起初，张华、羊祜力促武帝伐吴，进军无获之时，贾充奏请腰斩张华。后来因冯紞作梗，本可入相的张华终武帝一朝“以列侯朝见”。惠帝即位，张华以功高德厚受到权臣杨骏的嫉妒。杨骏被诛后，张华秉承公直，奏请从轻发落杨太后。贾后谋废太子之时，张华虽力图置身政治漩涡之外，但还是秉正直言，要求惠帝查清真相，三思而行。最终，心力交瘁的张华却没能逃脱杀身之祸，为赵王司马伦、孙秀所害。张华一生在朝堂上左支右绌，勉力支持风雨飘摇的晋朝危局，后世对此是颇有肯定的。《晋书》本传评价张华：“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１９３９年，姜亮夫先生作《张华年谱•序》，即对张华极力称扬，列举其六条可褒扬者，把张华对晋世的功劳一一胪列，并对其做出了较高的评价。然而１９５０年马一浮先生跋《鹪鹩赋》云：“茂先此赋作于魏晋时，阮嗣宗见之，叹为才堪王佐，乃誉过其实。及与羊叔子共定伐吴之计，亦功名之士耳。惠帝时与裴頠具附贾氏，终为赵王伦所害。‘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之谓何！其处身之智，不如鹪鹩远矣。余每诵其言而悲之。惜哉此才！虽辞美可称，而不能脱于世网，可为文士近名者戒也。［８］”马先生从文人立身则践行的角度，认为张华高才绝伦，《鹪鹩》一赋，可谓深知性命之理，然却实为贪恋禄位之士，其处身之智，实不如“鹪鹩”。与马先生类似的批评，古人已肇其始。宋代苏轼云：“华不从刘卞言，竟与贾氏之祸，畏八王之难，而不免伦、秀之虐。此正求全之过，失《鹪鹩》之本意。［９］”《鹪鹩赋》所体现的生命哲学与张华一生真实生命形态的乖谬，在西晋士人中具有极大的典型性，表现了西晋士人在诡谲的政治现实中生命的分裂。他们“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常常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乃源于他们对名利的无法割舍。而正因为对生命的极端眷恋及对名利欲罢不能的双重心理，使他们在现实中进退失度。对张华来说，一方面，他处在动荡的政局中，面对惠帝朝统治阶层种种阴谋的运作，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坚决的抵制，虽不能说他是奔竞之徒，但也不能说他是勇担道义之士。一方面，他还是能坚守一定的士人节操，和羊祜共同促进了统一大业的完成，为朝廷拔擢人才，勘定礼乐典章制度，尽己所能为朝廷做出贡献。据此，他又是一位能臣与贤臣。从根本上说，《鹪鹩赋》的生命智慧，是一个具有丰富延展性的精神境界，既可以风扬出魏晋士人清逸澹宕、超越名利的高特处，也可以流衍出魏晋士人为求保身而与世浮沉的低俗处。正在这种生命哲学的高特处，成就了张华一生的业绩，也正是其低俗处，导致了张华无法放弃功名，最终在名利场中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三、三种处世哲学的深层对垒
《鹪鹩赋》的出现，还引出晋代另外两篇赋作，一为傅咸《仪凤赋》，二为贾彪《大鹏赋》。二者均为咏物赋，借助吟咏禽鸟展露自身独特的处世心态，但是在思想趋向上与《鹪鹩赋》大异其趣。《鹪鹩赋》之后，傅、贾二赋的出现，表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三种处世哲学的对垒与差异。傅咸（２３９—２９４年），与张华同时，著名文学家傅玄之子。其《仪凤赋》序云：《鹪鹩赋》者，广武张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处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为物生则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贵乎才智也。夫鹪鹩既无智足贵，亦祸害未免；免乎祸害者，其唯仪凤也。这篇赋序在张华《鹪鹩赋》序的意旨上翻进一层，认为“物生则有害”，要能全身远害，只有依赖才智。他认为鹪鹩本身才智浅陋，即使与物无争，卑己自处，也不可能真正地保全自己。在傅咸看来，真正有大智慧，能够保身全性、免于祸患，惟有仪凤。傅咸的观念显然是汉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处世智慧，与道家“绝圣弃智”大相径庭。仪凤，就是凤凰，是上古人们心中的吉祥之鸟，是儒家观念中的灵物之一。《尚书•益稷》云：“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表明了凤凰的灵异之性。在儒家观念中，凤鸟就是道德的体现，它的出现，体现了君王的盛德和社会的大治。孔子亦曾感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衰乱的世道，凤凰是不会出现的。凤鸟以其灵异之性，传递的是社会政治治乱的信息。贾谊《吊屈原赋》云：“凤凰翔九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系，遥曾击而去之。”贾谊感慨屈原不能借鉴凤凰之智，以至于“制于蝼蚁”，投身汨罗。可见，汉代知识分子的出处原则是典型的“仪凤式”的。那么傅咸《仪凤赋》，即鲜明体现了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处世哲学。傅咸在赋文中摹写仪凤的特征：感圣化而来仪兮，赞箫韶于九成。随时宜以行藏兮，谅出处之有经。岂以美而贾害兮，固以德而见荣。旷千载而莫睹兮，忽翻尔而来庭。应龙至兮，庶有感于斯诚。仪凤在此赋中被作者赋予了理想的色彩，写仪凤体性之超然高妙，不同凡俗，高举绝形，因而能够全身远害。而“随时宜以行藏兮，谅出处之有经”乃是全赋点睛之笔，刻画了仪凤应时而动、行藏有节的特征。《易传•系辞下》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傅咸的观念从实质上反映了儒家君子的智慧。在此赋中，仪凤正是儒家君子的化身，在圣明之世有所作为，而在浑浊之世飘然远逝。傅咸此赋与张华《鹪鹩赋》在全身远害旨归上是一致的，但出处哲学却针锋相对。张华笔下之“鹪鹩”以卑陋与无用全身，而傅咸笔下之“仪凤”以才智与见识自保。“鹪鹩”委命顺理，无为自适，“仪凤”行藏有经，有为而动。傅咸与张华二赋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了儒家与道家的深层交锋。由二赋的交锋，不难看出二者生命观的不同特色。“鹪鹩”所代表之道家侧重于保身全性，而“仪凤”所寓意之儒家则侧重于事功有为。傅咸《仪凤赋》感慨“而君子之是忽兮，赋微物以申情。虽绮靡之可玩兮，悲志大之所营”，即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感慨道家生命观之狭隘逼仄。贾彪，生卒不详，《全晋文》录有其文一篇，即《大鹏赋》，仅剩序文和小段赋文。其赋云：余览张茂先《鹪鹩赋》，以其质微处亵，而偏于受害。愚以为未若大鹏栖形遐远，自育之全也。此故祸福之机，聊赋之云。叹大均之播物，启块化于天壤，嘉有鹏之巨鸟，摄元气之夸象。揭宇内之逼隘，遵四荒以泛荡。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典型形象，它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适南冥，有宽广的生命境界，是超越各种束缚的典型形象。虽未能睹贾赋之全貌，但从其序文大体可以得知作者思想之内核。他认为只有像大鹏一样离开逼仄的宇内，“遵四荒以泛荡”，“栖形遐远”，才能够真正的全身远害。廖国栋先生云：“张华《鹪鹩赋》欲以形微处卑以远害，此赋（指《大鹏赋》）则以棲形遐远以求全。方法不同，而其避害之心则无殊也。［１０］”贾彪之“大鹏”，无疑体现了晋人对生命哲学的另一重思考。张华之“鹪鹩”，卑陋自处，但依然处在人间世俗尘网之中，虽称谦退，却嫌卑琐。《大鹏赋》无疑力图建立一种博大自由的人格，“揭宇内之逼隘，遵四荒以泛荡”，远离尘网之束缚，同时保全生命。这一生命理念，无疑是典型的庄子式的，有一种浩大超越之美。借助禽鸟表现对命运福祸的思考，开始于贾谊《鵩鸟赋》。但与《鵩鸟赋》顺天应命、齐生死、等荣辱的出世哲学相比，张华《鹪鹩赋》、傅咸《仪凤赋》、贾彪《大鹏赋》将主题更加凝聚于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存上，貌为出世，实则入世。但分而言之，傅咸《仪凤赋》代表了典型的儒家式出处哲学，贾彪《大鹏赋》是典型的庄子式生命智慧，而张华《鹪鹩赋》则是杂糅了魏晋以来对老庄思想的新开掘，表现出西晋玄学“名教即自然”的实践色彩。
四、结语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此背景下，士人们以“免乎祸患”为旨归，从传统发掘出儒家“仪凤”式、老庄“大鹏”式等处世智慧，而张华《鹪鹩赋》则鲜明地表达了西晋士人对传统思想新的拓进，既游心世俗，又能陋形卑处，无用于人，以求全性保生。但是由于他这种处世哲学终究以入世为前提，以顺应名教为基础，因此终究无法超脱世网的羁绊，由此性命亦不能真正保全。“名教即自然”在理论上是圆转自如的，向秀、郭象《庄子注》对此多有阐发，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生存背景下，往往是力求超越而终不能超越，力求保全而终不能保全。张华的殒身及受诟，多源于此，这也是西晋士人生存哲学的深层困境所在。
作者：余霞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