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经典术语，现实主义在文学活动的实践中产生了公认的典范性、权威性。它既有明确的理论内涵，也有相应的意义外延。其理论内涵是揭示社会本质的美学原则和价值倾向，意义外延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开放性特征。1930年代，布莱希特和卢卡契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在论争中他们围绕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和价值导向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场论争为我们深入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理论与批评术语的经典化，西方始于柏拉图的“诗意迷狂”;我国始于《尚书》的“诗言志”。以此为开端，用经典术语归纳概括、分析判断文学活动的外部特征与内在规律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成为评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创作风格的经典术语，现实主义的术语经典化揭示了文学活动的“历史规律”，也承担了文学评判尺度的功能。随着社会转型发展，文学形式也随之变化更新，经典术语的新旧更迭就自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必然性方面讲，随着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原来的经典术语与新的文学现象日渐疏远，新的术语的使用成为一种趋势;从合理性方面讲，以往的经典术语认定以及对经典术语的崇拜，是否真正反映了文学的本质，也有待反思。因此，经典术语的重构，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限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些经典术语的意义及意义的辐射范围确定的。这样一来，经典术语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内涵与外延的交叉重叠或断裂分离现象。文学批评的经典术语———现实主义在整体上是一套与社会现实有深刻联系的话语系统，其中包含着特定时代的审美规律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文学经典就是美学权威和创造性。［1］因此，文学研究中分析、判断、评价文学活动，必然要提出一系列的经典术语以突出它们的本质特征和创造性质，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易于理解、便于传播。术语经典化是实现文学形式经典化这一过程的行之有效的直接推力。如果说文学批评只专注于经典术语的理论内核的价值原则方面，或者只专注于经典术语的意义外延的开放性方面，经典化术语的意义壁垒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
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就遭到了捍卫以现实主义理论内核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不遗余力的抨击。卢卡契以《言论》杂志为阵地，发表了《表现主义的兴衰》《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这种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不符合现实主义标准，形式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不值得提倡。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剧作家的布莱希特则写了大量笔记和论文直接或间接地对卢卡契的观点予以回击。一些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争“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2］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倾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布莱希特与卢卡契论争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对经典术语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卢卡契全力维护现实主义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共同基础的理论内涵，而布莱希特极力坚持现实主义是一切真正文学必须具有的态度的意义外延。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表明，文学批评要以经典术语为论述起点和论述基础，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不是简单地创造和使用新术语，还要注重术语间的内涵与意义内在关联。否则，术语经典化就意味着会使文学批评进入一个外延无限大，内涵急剧缩小的尴尬境地。术语意义外延的开放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术语的叠加，而是术语要切实反映社会现实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现代主义的出现以独特的审美形式在社会与文学之间建立起更加巧妙的联系，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探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历史表象之下的社会的深刻本质。因此，现代主义对形式的创新与强调并非是排斥和忽视社会现实，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卢卡契坚持的现实主义与布莱希特声援的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极端强化，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极端异化，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悄然兴起，对此，卢卡契和布莱希特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却因为对现实主义这一经典术语的理解不同而截然相反。卢卡契坚持现实主义应该成功地再现社会整体联系中的个人命运，成功地塑造人物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完成人的完整性的恢复和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支离破碎的形式破坏了“整体性原则”，也就破坏了现实主义，他还批评现代主义文学复制资本主义社会现象造成人的分裂和全面现实图像的消失，虽然现代主义文学在细节上有现实主义的意味，但它不具有“整体性”，所以现代主义文学在客观上肯定了资本主义造成的非人化现实，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布莱希特则认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只能是一个与现实有关的问题，至于文学的形式问题必须询问现实，遵守现实秩序，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规律。布莱希特明确批评卢卡契的经典现实主义面临困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土壤，而自己主张的现代主义就是新的环境之下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应该实现从塑造人物发展向表现人内心的转变。只有这样，工业社会才不能成为背景，现代群体才不会被扭曲。也就是说，布莱希特主张文学形式必须来源于社会现实，而不是来源于既成的艺术规律与法则。布莱希特认为现代主义塑造的分裂世界和破碎的经验并不是表象，而是社会本质。现代主义生活的碎片化、不连贯、分裂性是深层上的“整体性原则”，现代主义也自然是另一种深层的“整体性”。在现实主义文学如何表现人、关注人的问题上，卢卡契与布莱希特也有各自的看法。卢卡契坚持现实主义必须要表现人的命运，必须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思考，必须为人的发展和解放服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终归宿，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基础。因此，卢卡契认为，文学的主题无论怎样不同，根本问题还是表现人的问题，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形式是不存在的。［4］卢卡契批评现代主义文学的人物简单、情节枯燥、环境抽象，没有塑造出典型性格，也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人性的异化特征。布莱希特则认为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就是资产阶级时期的人性异化，因为现代主义作家无法回避资本主义人的异化问题，现代主义作家对腐朽社会现实当中人性扭曲、情感压抑状况的艺术表现揭露了工业化社会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严重忽视人精神和情感的可怕现实。
在《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一书中，卢卡契强调当代艺术家不能只是反映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绝望状态和精神厌倦，艺术家也应该积极批判这种局面，努力超越这种局面，进而提出新的希望。卢卡契不是强调艺术仅仅反映社会，仅仅表现资本主义特有的畸形状态，而是强调艺术要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和鲜明批判精神。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感受式的手法，很自然地被卢卡契批评为形式的颓废派，现代主义的心灵体验式的反抗与过于感伤的形式与卢卡契坚持的现实主义理论内涵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他认为现代主义是艺术的堕落。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揭示矛盾，艺术作品的矛盾性质应该在实践中达到完整，那种把现代主义形式当作颓废的观点，是把现实主义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当中抽象出来，是不顾历史现实条件的看法，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看到现代主义的新技巧其实还是现实主义的形式问题。布莱希特强调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并不是说布莱希特放弃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他倒是希望现实主义扩展它的范围”。［5］从共时角度看，布莱希特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从历时角度看，卢卡契的理论也有长远眼光。论争中，卢卡契逐渐认识到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蕴含着人的生存困境和现实的荒诞的现实主义成分。卢卡契晚年还曾反省说，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布莱希特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6］卢卡契最终认识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存在的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命运的深刻态度，这正是卢卡契当初指责现代主义文学缺少的东西。由此可见，离开术语意义的外延性，术语经典化的意义凝固状况会更加突出，会直接导致壁垒的产生。经典术语之间的意义壁垒现象，直接造成了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分歧。今天看来，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也确实抓住了现代主义的本质特点，这恰恰也帮助我们认识我国20世纪后期一些文学现象偏离现实主义文学轨道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批评不但要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审美关系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对社会历史本身进行革命性的理解。经典术语的问题意识并不能被特定的语境原则严格束缚，真正的现代主义绝不是现实主义的流风余绪，而是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我们很容易从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倾听到现实主义的声音。卢卡契的主体意识创造性地介入世界，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简单反映的观点，这正是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一面。［7］现代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象之下的真实具有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因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不仅是一个根本要求，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尺度，现实的变化引起了‘真实’这一概念的变化，进而促使作家必须在表现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8］现代主义的形式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真实，现代主义作为经典术语能够反映这种变化的必然。
术语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术语选择与过滤、排斥与认可的过程，也是文学批评模式确立的过程，其中体现了特定的文学批评美学特征和价值维度。浪漫主义之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之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于现实主义，这种术语的延续与更替不仅表现为文学发展脉络变化，其中还有意义与价值的承继关系。艾布拉姆斯将现实主义文学比喻为“镜子”，以突出现实主义的特征，又将浪漫主义比喻为照亮人生，启迪心智的“灯”，以突出浪漫主义的本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有密切理性的文学形态，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表现情感，其实它们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文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进一步说，浪漫主义也是现实主义，两者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学批评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典术语的效果历史，文学批评制度的标准与法则也是建立在经典术语的基础之上的。经典术语本身已经潜藏着一种评价标准，术语经典化的历史不仅是自身的意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文学制度的诸多问题。文学批评会聚焦于经典术语，经典术语作为文学批评的直接载体是批评解码的中介，术语经典化也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掌握经典术语的创造和使用是拥有文学批评话语权力的直接表征。布莱希特与卢卡契都在维护现实主义的批评秩序，都在证明各自的合理性、有效性，由此可见，他们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掌握文学批评话语权的努力。卢卡契依照经典的现实主义尺度在《现实主义辩》一文中指出，现代主义是没有现实土壤的艺术形式的剪切拼接，它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等非理性成分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整体性和典型化，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布莱希特则认为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19世纪少数资产阶级小说的特定形式之上的，而且局限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看不见现代主义的优秀艺术是现实主义的新发展的现实，无视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特点。［9］卢卡契维护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初衷，布莱希特扩大现实主义外延的主张，都是以健康的目的为现实主义证名，而结果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今天，再看这场由对经典术语的意义界定不同而产生的论争，卢卡契的看法当中也有很多观点触及到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问题，布莱希特的合理性当中很多暗合卢卡契的认识。因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术语经典化绝不能仅仅强调它们的差异性而掩盖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经典术语的叠加会形成严重的理论缝隙和意义固化现象。这些缝隙会导致术语意义传承的线索产生断层;意义固化会使术语间的关系紧张，这还会造成术语有价值的外延内容流失。我们主张不能将经典术语进行对立和分割，要有开放的眼光，善于发现术语间的意义关联性和整体性。文学批评制度在建立过程中也是在不断整合协调，避免术语经典化的意义壁垒形成的焦灼状态。源于历史记录和源于诗歌叙事的小说在产生之初就与社会现实结缘。现实主义从重情节到重性格，从宏大叙事到日常描绘，从重再现到重表现，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直接的教育功能不断减弱，甚至很少为人们提供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常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使小说放弃了直接再现生活内容的属性，转而更多地注重小说形式层面，通过奇特的形式表现意义。作家不再对现实历史充满自信，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们更愿意构建一种心灵与世界联系的独特形式，这就创造了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风格。伊格尔顿说:“现代主义，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一样，很自然地认为就谁在文化界当权而言，现实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确实，它已经证明自己击退了所有竞争者，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具适应能力的文化形式。这表明它的一些根至少是深深扎在西方精神之中……因此，现实主义就是新运动全力要瓦解的思潮。但新运动在艺术和思想上的实验达到了那种程度依然依赖于现实主义。”［10］如果说文学的存在有解决心灵和现实之间矛盾问题的必要，那么现代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0世纪初传到我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技巧的嫁接，并不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新感觉小说、象征派诗歌的尝试在艺术上也取得一定成就，但仅是技巧的尝试而已，并没有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根本状况。这种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前提下，作家人为地使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走到了内容的前面，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方向并不一致。因此，这种现代主义文学除了昙花一现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文化效应。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面对变化万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的作家失去了揭示社会因果关系的耐心。新写实小说的零度情感和都市苟活，先锋派小说的花样翻新和震惊效果，身体写作的极端心理表现和行为异样举动，无不表明它们并不是以现代主义的形式反映现实主义的内容，无论术语多么光鲜闪亮，也不能掩盖它们的现实主义内容和价值缺乏产生的精神贫瘠的窘态。现实主义文学的路是广阔的，不受惯例限制的。我们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具有布莱希特主张的形式和内容的“现实性”，也要有卢卡契强调的精神和主旨的永恒性，这是现实主义内涵与外延的有机统一。揭示人的发展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只要人的解放问题没有在社会现实中得到全方位解决，现实主义文学就会拥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2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2］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3］参见范大灿《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4］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6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6］参见柳鸣九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参见董晓《从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争看现代主义文学》，《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8］格非《小说叙事研究》第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张黎编《表现主义论争》第2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第65—66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作者：王晓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