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不确定性是当前组织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环境不确定性的很多维度(包括:动态性、复杂性、敌对性，包容性、稳定性和异质性等)，都有可能对组织的结构、流程和管理决策造成影响。在公司创业导向研究领域，很多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导向的功效可以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Lumpkin和Dess[6]的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导向与销售增长及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环境敌对性正向调节创业导向与销售增长及销售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在非营利组织情境下，Pearce等[12]的研究发现，环境的包容性对非营利组织创业导向的作用效果并不会产生调节效应。近年来，随着政府传统资助的减少以及非营利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利益相关群体和社会舆论等方面，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为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理想的分析情境。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设:假设二:环境不确定性对非营利组织社会创业导向的作用效果有正向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取得实证分析所需要的数据资料，考虑到所选样本的代表性及问卷回收的可行性，选择医疗卫生、教育、社会服务3类非营利组织作为分析对象，取样集中在江西省内进行。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通过上门拜访、电子邮件发送和邮局寄送等多种途径发放调查问卷，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107份来自上述3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已使用过的量表，并进一步通过对多家非营利组织的实地考察和预试，以评估问卷设计及测量题项在措辞和内容方面的适当性。根据访谈和预测试的结果，对调查问卷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所有量表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六点评分尺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借鉴Helm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创业导向分为创新性、行动领先和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进行测量[8]，要求受访者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每个题项与组织客观情况的符合程度。综合Camarero、Garrido以及胡杨成等学者的研究，将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分解为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维度，要求受访者将组织过去两年来的表现与同行主要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选择适当的数字来表示其符合程度。参照Dess和Beard的研究，选择5个题项用于测度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的不确定环境，要求受访者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每个题项与组织客观情况的符合程度。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社会创业导向和非营利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选用组织年龄和组织规模(正式员工的数量)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对各变量测量工具的效度分析显示，在删除因子负荷系数小于0．40和交叉负荷过大的题项后，社会创业、组织绩效和环境不确定性的KMO值均大于0．70，累积解释方差量均大于50%，表明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采用Cronbach’salpha系数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除风险承担性的信度系数略微偏低以外，其余各变量的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0．60，且单项对总体的相关系数全部在0．35以上(参见表1)，表明本研究整体具有较高的信度。
(二)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统计工具SPSS13．0，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研究假设，选取判定系数变化量(△Ｒ2)来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力大小。本研究构建了4个回归分析模型用以验证所提出的假设一，模型1和模型2反映了社会创业作为整体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反映了社会创业的三个子维度:创新性、行动领先、风险承担作为自变量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参见表2)。为了验证假设二，本研究将107份问卷按照环境不确定性评分的高低顺序分成两组，其中高分组包括54家非营利组织、低分组包括53家非营利组织，构建了4个回归分析模型(参见表3)。在建立的8个回归模型中，VIF值均小于3，最大为1．258，表明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D－W统计量介于1．775到2．288，接近于2，证明残差间基本相互独立，满足多元回归分析需要的前提条件，可以利用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模型1和模型2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创业导向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创业导向有助于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研究假设一得到了支持。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明，行动领先和风险承担与财务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但是创新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并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模型4的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性与社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但是行动领先和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的关系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模型5和模型6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低或高，社会创业导向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β=0．491，p＜0．001;β=0．472，p＜0．001)，且无明显差异，这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社会创业导向与财务绩效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模型7和模型8的分析结果显示，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社会创业导向对非营利组织社会绩效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β=0．511，p＜0．001)，然而，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β=0．198，p＞0．05)，这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绩效间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因此，研究假设二未能获得支持。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社会创业导向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不同于以往研究将非营利组织绩效视为单一维度的构念，本研究更为深入地发现了社会创业导向的不同维度对非营利组织绩效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创新性仅对社会绩效有显著预测作用，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行动领先和风险承担均对财务绩效有显著预测作用，但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创新性改善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寻求新颖的问题解决方式，强调推出新的服务项目或方案，往往需要非营利组织投入大量的资源，考虑到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管理者对创新引发风险的预期等因素，因此，强调创新并不必然能够提升财务绩效。在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时，社会创业导向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健。但是，与多数公司创业导向研究的结论相反，本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反向调节社会创业导向与非营利组织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对非营利组织而言，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增加意味着产品或服务项目的生命周期缩短，特别是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多样的利益相关群体。我国相当数量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具有“官民二重性”的非营利组织往往缺乏柔性化的组织能力，难以准确把握多样化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在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的过程中，无法充分利用环境中潜在的机会，去有针对性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造成组织的社会认同度下降，组织身份的合法性也会因此受到质疑。
(二)启示
1．非营利组织有必要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非营利组织而言，社会创业导向是组织更好地获取外部资源，实现组织使命的重要手段。非营利组织通过寻求日常运营和服务的持续改进，密切关注政府的政策导向，并以积极的姿态利用环境中可能的机会，将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并维持财务的可持续性。2．非营利组织需要理性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社会创业导向的不同构成维度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当非营利组织重点关注提升社会绩效时，应当更多地强调组织创新，寻求新颖的问题解决方式;当非营利组织强调提升财务绩效时，则需要在关注政府政策导向的同时，适当承担风险，尽可能利用环境中潜在的机会，创造新的收益来源。3．非营利组织在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的同时，需要重视开发柔性化的组织能力。尽管通过社会创业导向战略，非营利组织可以多样化其收益来源。但是，在不确定性已成为常态的外部环境中，单一的社会创业导向战略并不必然能够确保非营利组织达成其使命。非营利组织还必须进一步开发组织学习、知识管理等柔性化的组织能力，从而才能捕获到多样化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抓住并及时利用环境中潜在的机会，并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需求，由此展现组织身份的合法性，实现组织特定的使命。
作者：胡杨成 徐敏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