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标题来看似乎已具现无遗，但巴赫金自己却在和杜瓦金的谈话中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对这一学说感兴趣。［１］（Ｐ７６、７７）在所有确定为巴赫金所作的文章中，只有关于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戏剧作品”序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序言》）是公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但学界还是有人对这两篇文章是否真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表示质疑，认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模仿很不成功。［２］（Ｐ１２５）而沃洛希诺夫的情况则与巴赫金截然不同。他青年时期的确一度曾倾心于神秘主义，甚至当过玫瑰十字会员①，但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在他学习语言学时期，和雅库宾斯基一样，转而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中，唯有沃洛希诺夫是最醉心于马恩学说的人。根据茨维塔耶娃纪念沃洛希诺夫的诗歌可以断定，他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沃洛希诺夫在读研期间，以研究社会学诗学为主题，在当时教研室对其开题报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部著作的雏形当时已经结胎。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写作期间，甚至直到临终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３］（Ｐ７８）因为巴赫金在其晚年否认自己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有人把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从头到尾对立起来，有时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忽视了巴赫金小组的观点（包括巴赫金自己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可以有某种变化和转变的。表面上看把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对立起来，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但其实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立并未排除二者之间进行合作并形成共同思想的可能。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第一，不能把某一作者的科学和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与此同时又可以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二，我们不能不考虑学者包括巴赫金本人观点的变化。比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多活数十年的巴赫金，他绝对不可能让自己始终保持在固定不变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状态。有些巴赫金研究者断定其观点绝对始终不变，但这可能吗？我们不能否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过变化。［４］（Ｐ１００）巴赫金小组成员的思想观点在不同时期会有些变化。另外一个性格鲜明、很早就脱离小组的代表人物米·伊·卡甘，是说明观点变化的很好例子。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７年间，卡甘经历了两个短暂的接受苏联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和两个短暂的不接受苏联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而他第二次与苏联社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时期，恰好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及相关文章的写作时期相吻合。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最初出版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把一部著作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伞。根据孔金和孔金娜以及后来公布的有关巴赫金案件的起诉书，巴赫金在当年受审时曾经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皮诺切特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悲的是今日之世界几乎任何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仍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５］（Ｐ１１９）这句话之所以精辟，是因为他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所处的历史境遇：到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的时刻，西方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表现出回归马克思的趋向，甚至包括德里达、哈贝马斯等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人说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在２０世纪的最大胜利，就在于他逼迫着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我们要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的确，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和著作权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个问题显得越发复杂。问题在于：当我们以巴赫金为出发点论述时，会有一种景观；而一旦采取巴赫金小组的视角，则会得出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以何者为立论的基础？巴赫金自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参与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巴赫金的所有著作中这部著作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巴赫金以及巴赫金小组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巴赫金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我们对巴赫金学派理论如何定位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巴赫金学派研究中首先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巴赫金学派理论是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是结构诗学的一种？是一种诗学架构？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文化哲学或我们常说的文化诗学或文化人类学？在这一理论体系（如果它具备某种体系的话）中，我们熟知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话语理论、狂欢化理论、时空体理论等等，又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它们和他的整个理论架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
二、这部著作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语言学界的评价并不一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方和俄国的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归属和性质问题重新掀起争论。一些人把此著作归属为马克思主义的，如语言学家列昂捷耶夫，他指出：“在语言学中，米·米·巴赫金及叶·德·波里瓦诺夫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６］（Ｐ３６）有人强调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强调该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经典化了的，与官方教条并不吻合。这种观点也传播到了西方，那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乐意用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而且，在新近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沃洛希诺夫正是被划归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行列。另外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巴赫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７］（Ｐ９０）蒂哈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是新康德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８］（Ｐ６３）鲍季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狄尔泰和胡塞尔主义混合的产物。［９］（Ｐ５２）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对这一学说颇有兴趣。但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尤其是在俄罗斯，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的思想开始变得十分流行，即认为它们都是高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赫林不止一次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巴赫金“戴着双重面具”：即戴着异己学说和异己作者的面具出场。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整个文本“不是别的……就是对官方语言的狂欢式翻转，借助这种语言，他得以说出这种语言本身———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也说不出永远也不会说的话，而仍然不失为其作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身份”［１０］（Ｐ１７８）。马赫林还承认这部著作充满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激情”［１１］（Ｐ１８０）。别什科夫也认为巴赫金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场狂欢化式的斗争［１２］（Ｐ５６７）。有些人则认为此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多或少是中性的。博加特廖娃写道：“有争议著作旨在见证其马克思主义的取向。”但这一特点与时而会流露出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可以被看做是时代的特征。［１３］（Ｐ２０２）另外一种观点以加斯帕罗夫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缺乏有机统一性，把“交际理论完全随意地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尼古拉耶夫的观点与其相近，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的某些著作中存在，但却将其仅仅当做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一种结果。［１４］（Ｐ１４５）有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要出于后期苏联或后苏联时期。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渐变成“官方学说”，那时的许多学派，如语言学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文艺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马尔主义的短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敢于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从那以后，学术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更多的是时势使然。［１５］（Ｐ２０３）马克思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的反映，也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国外，如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诞生的列宁格勒（现称为圣彼得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派的诞生地”，而此书则“最能体现这一学派的成就”。这一评价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与苏俄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口。［１６］（Ｐ３５）在众多研究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语言学家阿尔帕托夫的观点。他的分析具有文本校勘学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分布很不平衡。导论部分十分集中浓缩，最酷似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然后，第一章常常谈及马克思主义，但各章分布也不平衡，第一、二章比第三章多。但在本书中心章节第二章中，名词“马克思主义”（марксизм）根本没出现，而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марксистский）则出现了三次。第三章里这两个词都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二编中，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共出现了三次，但其语境却只有两种类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编的标题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三章末尾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是以表述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１７］（Ｐ４５０）这两个语境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实际上都是作者号召予以建构的一种语言哲学，但这种哲学何以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却未加以论述。第三次出现也在同一章：“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的生活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１８］（Ｐ４４２）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人话语”，具体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而非作者本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也没有第一编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特有术语，而只有“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贯穿整部书。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一旦从哲学问题过渡到具体的语言哲学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为作者所需了。书中文字风格能明显看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味道。时代的时尚词汇暂付阙如。第二编和第三编在语言学与文艺学交界之处与索绪尔进行论战，但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这两编中的无形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观点的争论属于个别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在场完全是另一种样式，那就是此书总的社会倾向性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吻合的。全书处处都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质、关于对话和交际、关于社会内容在语言中的反映、关于从个人心理解读观察语言的不适当性等思想，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如应斯响。但此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促使作者们关注语言社会功能问题的唯一学说，例如还有卡西尔等人的学说。对语言学的不满，客观看待其对象，既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僵死的规则总汇，从而大大缩小对象的范围，也不能把语言与说话人和社会分离开来，凡此种种，都使作者很容易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支持。兹多尔尼科夫说过与此类似的话：“巴赫金创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印记’是一个……常常令其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悖论……在古典哲学倒塌后留下来的废墟上徘徊无主的巴赫金，作为一个向往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家，他不能不怀着谨慎而又好奇的心情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黑格尔之后唯一带有黑格尔特征的哲学，抑或至少它是这么声称的。为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学说。”［１９］（Ｐ２０９）阿尔帕托夫的观点则可以说是中性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该书作者自己创造和建构了自己的观点体系，充分考虑了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学说，但却并未把自己与这一学说彻底看齐。如果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益的话，那作者便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如果马克思主义中有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话，那作者便会与之争论（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与之争论还是可以允许的）。作者总体上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划分，但提出了别的术语：“科学意识形态”和“生活意识形态”等。国际学术界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即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巴赫金接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我们不应该把巴赫金对待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巴赫金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混为一谈。日本学者佐佐木指出：“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巴赫金小组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著作中，还是维戈茨基同期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实质上都是行为哲学出乎意料的进一步发展。”［２０］（Ｐ２０９）
三、小结
目前，国际学术界逐渐达成一种共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是一部首次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论著，对阐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都承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他们表现了一种形式上十分复杂而又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语言与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而这尤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２１］（Ｐ１１７）蒂哈诺夫指出：“在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之前，巴赫金小组还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有它那样博学、涵盖范围如此之广———在美学、艺术史和文学理论等交叉领域里出现的所有西方和俄国的思想全都囊括无遗。”［２２］（Ｐ５２）《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西方的一位注释者之一认为：此书系本世纪关于语言最好的著作之一，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２３］（Ｐ６、７）迈克尔·Ｆ·伯纳德－多纳尔斯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对于像语言这样的意识形态构造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他有关对话想象的论文，论述拉伯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以及其他那些文章，其实都是以这两部著作为依归的……换言之，巴赫金是从对审美理解的现象学模式出发并在其有关马克思的本文设定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２４］（Ｐ８０）而最近俄罗斯出版的一部沃洛希诺夫文集的内容简介中，竟然把作者的这部著作称作“人类语言学的福音书”［２５］（Ｐ１）。塞缪尔·韦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英译本的评论中指出：这部著作如今的确可以期望永恒了。“一方面，无论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为了接受美学，文学研究日益承认可以期望把社会历史和形式分析统一结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交往理论和语用学的基本问题都早已在沃洛希诺夫的表述中被大量地预见到。如果按照人们最近的说法，‘语言显然发现了自己今天已经走到了从假设到交往语言话语过渡的中途的话’，那么，这条道路则早就被沃洛希诺夫在１９２９年就明确地标志出来了。”［２６］（Ｐ９５）国际学术界持类似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加里·索尔·莫森就在《谁在为巴赫金说话———一个对话式导言》中，说她和另一位文集编者都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是巴赫金（按：应为“巴赫金小组”）“最好的著作”［２７］（Ｐ９５）。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涉及语言学。”语言学或关于语言的科学恰好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或较少涉足”的领域。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关心的不是专门的语言问题，他们仅在探讨语言如何能够帮助人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社会科学主要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时相关的语言问题而已。”［２８］（Ｐ１７４）这的确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事实上，２０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２９］（Ｐ３５）如果算上列宁和斯大林，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语录大多属于带有一定哲学性质的言论。列宁的相关言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笔记》中，还有就是关于不宜滥用外国语词的具体论述中。迄今为止，在语言学思想发展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外，还没有哪一部论著比它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思想。正如罗伯特·杨认为的，巴赫金小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魅力在于：“提供了对于结构主义的社会学批评，同时也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疑缺席的唯物主义的语言理论”［３０］（Ｐ７２）。这部著作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语言的社会性问题：语言产生于社会交际，服务于社会交际并在社会交际中自身也获得发展和完善。语言离不开社会交际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语言的社会性是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首次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做了探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它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一座历史丰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被列入莫斯科大学社会语言学专业大学生考试必读书目。［３１］（Ｐ９３）因此，与当下学术界单纯注重语言纯内部研究相比，回归《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为我们开启的研究思路，应该更有助于我们打破语言的牢笼，寻找辽宁职称到语言研究的正确路径。
作者：张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