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世界
20世纪西方哲学最大的进步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许茨、哈贝马斯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西方社会是一个资本统治的社会,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生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成了服从于机器的工具,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被边缘化了,人的全面的需求被财富化了,作为社会生活根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这是社会结构的颠倒。因此,出于对人的生存的关心,西方学者发出了“回到生活世界”的呼声。胡塞尔曾经想建立一个排除一切前见的纯粹先验的现象学,实践证明这是不行的,到了晚年的反思中,他首先提出了回到生活世界的口号,对此,他解释道:“无论如何,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世界连同他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1](P153)“生活世界永远是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那在科学的真理中所被认知的普遍的目标也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和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以它为前提,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设定它的存在,并立足在它的存在上。”[2](1087~1088)
因此,一切工具理性,一切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都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前提,而不是相反。维特根斯坦则在自然科学与财富世界之后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们的生存问题也还根本没有触及。”[3](P88)也就是说,除了追求财富以外,我们还追求什么?什么是人真正的生存问题呢?哈贝马斯则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把生活世界确定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性结构,从而大大拓展了生活世界的研究空间。哈贝马斯从现代社会出发,认为社会是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结构构成的。系统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以工具理性为指导,追求效益最大化,它由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两部分构成,经济子系统以货币为媒介,通过经济活动,追求财富最大化,政治子系统以权力为媒介,通过对公众社会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效益最大化。而生活世界则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它是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社会的生活世界”或“社会集团的生活世界”。[4](P171、86)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无论是在肉体之中,还是作为肉体,一直都是在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互相渗透,互相重叠,直到相互构成网络。”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人们在其中诞生、生活和最终死亡的世界,是人们在其中经历爱和恨,胜利和失败,希望和失望的世界,是充满苦难与欢乐、荒唐与理智,愚蠢,狡猾和智慧的世界,充满各种社会压迫和个人欲望的世界,充满理性和激情纷争的世界,充满本能和传统的世界,是使用共同语言,但同任何人都没有共同感情和感觉的世界”。[5](P79、85)因此,这个世界也就是常人的世界,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世界”。如果进一步划分,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还可以划分为二个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个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则是私人家庭之外,表达私人公共要求的非系统领域(非经济、政治子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俱乐部、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等”。[6](P29)人们正是通过公共领域,反映出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仅要求财富,而且要求道德、团结和意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第一原则,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货币、权力媒介肆无忌惮地侵入生活世界,人们的生活变得无道德、无团结、无意义,生活世界进而被殖民化了!哈贝马斯认为:在生活世界,“金钱和权力既不能购买也不能驱除团结和意义”。[7](P363)而在科技理性的统治下,“不是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作为生活联系的范畴———全部‘道德’的排除”。[8](P70)在货币和权力的统治下,人被完全工具化了,“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8](71)“规章化的、被控制的、被操纵的和被分解的生活世界的这些变形,确实比物质性的剥削和贫困这种明显的形式要精致,但是转压到精神上和肉体上并且内化了的社会冲突并不因而就具有较少的危害。”[9]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是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以及它们的组织形式,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导致交往日常实践的片面合理化或物化,而只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形式,渗入反对转变为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才导致日常实践的片面合理化或物化”。[4](P427)生活世界承担着文化和社会一体化的功能,殖民化的结果,使“这一文化传统领域———通过价值标准、教育、下一代的社会化所形成的社会一体化———从本体论角度说,是以交往行为媒介这一特征而得到整合的。一旦金钱和权力这些导向性媒介渗入该领域……其后果就远不是冲击传统了。已经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基础正处于被打击的目标之内。危险的是生活世界本身的象征性再生产。总之,阻碍物质再生产中危机的出现,是要以生活世界的病理化为代价的”。[10](P66)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深刻分析,提出他的交往理论,并试图通过话语民主,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但由于没有触及资本的本质,因而带有空想的成分,正如德国哲学家勃伦克•霍尔斯特所指出的:哈贝马斯的方案“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善良愿望,表达了一种善良意志而已,这种善良意志带有康德绝对命令的先验色彩,所以永远只能停留在应该的范畴,而不可能转化为存在的范畴”。[11](P193)但他对于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中,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往往见物不见人,见生产不见生活,见物质生产,不见其他生产的“一元论”倾向。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是不讲生活世界的,它从生产方式出发,并把社会简单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层结构,即哈贝马斯所讲的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似乎马克思是离开人、人的生活世界、人的全面生产去展开人类历史的,这种片面性的解读必然造成实践上的偏颇和失误,造成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误解。实际上,“现实的人”、“人的生活世界”、“人的全面生产”,始终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马克思解释人类历史的根本出发点,它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它构成理解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哲学基础,体现了社会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而与两大社会基本矛盾一起构成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由于牵涉到对马克思基础理论的重新理解,因此必须对生产与生活作两方面的双重分析。
二、生产与生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的,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P82)在这里,马克思对生活作了最广义的理解,他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生活,如果细分,生活又可以分为四类,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认为物质生活是最基础最本质的,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生活是以生产为前提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3](P500)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里,马克思针对美国一家德文报纸的指责,对上面的论述作了专门强调:“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14](P99)
显然,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种生活中,物质生活是基础,是最本质的方面,并且是对一般社会生活和一般历史过程的总结。而物质生活又由四部分构成,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者虽然互为前提,但最重要的是生产,“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15](P3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才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二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6](P43)恩格斯则把它上升为对人类的贡献:“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7](P574)显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解是基于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基本关系,生活在这里被作了最广义的理解,如果把物质生活等同于经济活动,那么它是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根基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决定生活的,生活必须以生产为前提。但是如果由此断言马克思是离开人的生活世界谈生产,那显然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无知和误解。
三、生活与生产
从广义上讲,哈贝马斯所讲的系统,即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本质上也是人的生活,而且是人的主要生活,因为除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之外,是否也有一个生活世界,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也就是说,人们参加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人们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里,这个问题是不被讨论的,尤其在历史唯心主义教科书中,一开始就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生产不重要,而直接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社会结构,这样虽然强调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物质生产却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它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现实的人,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多方面需求,没有真正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源泉。人要生活,必须生产,而人去生产,是为了生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8](P29)马克思并不是离开人的存在,离开人的生活去谈生产,相反,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这一基点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著作中,马克思缜密地展开了他的逻辑起点,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8](P23)也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必须生活,因而必须劳动、必须生育、必须进行社交活动,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正是由此得以展开。由于人的生命存在,所以必须劳动,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8](P31)也就是说,人类最初的劳动首先是“为了生活”,马克思并不是离开生活谈劳动的。“人体。需要,劳动。”马克思在这段话边上的所写的边注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不少学者对人类历史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研究往往到此为止,其实这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他还必须包括生活的以下几个方面。“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说,第一个历史活动不仅创造了客观对象,而且改造了人自身,正是实践中产生的新的需要构成新的活动的内在源泉。另外,“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18](P32)也就是说,现实的个人,不仅要进行物质生产,而且要进行自身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否则也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特别指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三个因素’。从历史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8](P32)显然,马克思决不是单从物质生产一方面去理解人,相反地,是从生命的完整性、生活的完整性角度理解人,把物质生产看作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
“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请注意,马克思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活的生产”,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活,不仅包括以上三个方面,还必须包括自然关系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接着是第五点,“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18](P33、35)因此必须进行意识或精神的再生产。因此,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生活必须包括以上五个方面,只有以这五个方面的生活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第一个历史活动、对人的生命的生产或“生活的生产”的经典表述,这五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并不是只把物质生产看作生活,也不是像哈贝马斯那样把非物质生产看作生活,而是从人类生活的不可分割性维度展开历史,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精神生产都是人的生命的生产或“生活的生产”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只有从它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才能理解历史,理解人生,理解历史的能动性根源。因此,指责马克思没有生活的理论是错误的;离开马克思的生活理论也是错误的。
四、社会结构
由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当我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展开社会结构时,我们不要忘记,它是建立在人的全面生活要求基础之上的,即使不能讲全面,它也是建立在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方面,我们确实可以把生活世界确定为社会结构的更基础层面,而把物质生产或经济结构看作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样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一)更加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前提和出发点的理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前提和出发点,正像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并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18](P30)这里关键是“能动”两个字。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展开整个思想体系的,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基础,这一构架虽然揭示了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直接基础,但是却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因为人们需要劳动和再劳动的根源不能由劳动本身作出,相反,它是根源于人的生活需要。“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19](P168)“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8](P31)为了生活,就必须劳动,并且人的需要是随着劳动而同步发展的,“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正是这种新的需要构成人们新的活动的内在动力。所以马克思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才不再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显然,只有站在现实的人的立场,从生活出发,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能动过程。
(二)更加完整准确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从生活世界出发,从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要求出发,也为全面理解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理论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五种生产的统一,即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物质生产是基础,但是决定社会有机体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果认为物质生产是唯一因素,那就会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历史教条主义。而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全面生活要求之中,即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第一个历史活动所包含的生活内容———物质生产、人的需要的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精神生产。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经济人”出发,去理解现实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揭示历史发展的能动源泉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这里首先要提到人的自身再生产问题。按“经济人”的思路,人是不需要自身再生产的,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人”的思路,它却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人类之所以有历史,从根源上讲就在于人必须进行自身再生产,即“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它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因而构成整个社会生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概括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3](P2)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也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内容,离开了它,既不能理解“现实的人”,也不能理解历史以及历史的内在动因。
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到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因为它同样是人的生活的本质方面。从人的生命存在而言,人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而这种生产又必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因而,追求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同样是人之为人的必然本性,它同样构成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动力,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们还要改变生产关系,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中许多人物质生活已经很富足了却依然感到孤独和异化。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是人的生活的最基本内容,正是这三方面的需求,推动着三方面的发展,而对于一个现实的人而言,这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它们不是三个阶段,而是同一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要完整地展示出这一切,离开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它们都发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发源于人生活的需要。反过来,你也只有从人的实际存在和生活要求出发,才能理解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能动发展过程。从生活和生活世界出发,也为理解历史规律提供了可能。长期以来,我们把历史规律理解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行为而转移的客观过程,结果历史往往变成了无主体的过程。实际上,历史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自己的行动规律。人首先要生活,因此人必须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同步增长,正是这种与生产力同步增长的新的需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动力;在生产关系体系中,人的需要表现为人的利益,正是对利益的追求,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导致旧的生产关系的瓦解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这一过程,也将决定上层建筑的命运。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历史并没有离开人的活动之外的规律,所谓历史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的活动规律,它是人们为了生活,而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要理解历史,单从物质生产动因是不够的,只有从生活和生活世界出发,从人的全面需求出发,才能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和丰富性。
从生活和生活世界出发,也为理解社会和谐提供了思考线索。长期以来,我们把视野聚焦于物质生产,以为物质生产发展了,一切都会美好,然而事实却往往与此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社会也像人一样,是一种活的机体,它不仅要进行物质生产,还要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人的精神生产,四种生产不仅不可分割,而且互为前提。在其中,虽然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离开了它,其他三种生产都不可能发展,但是,它的每一步发展又都必须以其他三种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并且,在它发展以后,其他三种生产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否则社会机体的再生产就有可能发生中断。所谓社会和谐,就是要创造最佳社会合力,而真正的社会和谐,本质上是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就如同一切生命有机体内部各组织、器官、系统必须相互内在平衡一样。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并不是批评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有什么不对,而是批评资本主义为创造财富而不顾工人的死活,从而破坏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平衡,破坏了人的自身再生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也必须注意整个社会的和谐,如果生产上去了,而大批工人下岗了,生态破坏了,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同样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所以,衡量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一条,而是三条,即“三个有利于”,其根源就在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或四种生产的内在平衡,本质上是制约一切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其根源就在于人民群众不会停止自己的追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必然会追求与之相适应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他有全面的生活要求,至少他有基本的生活要求:自身再生产的要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要求。
(三)更加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在历史观上,除了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外,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整个历史过程必须以物为先,从物出发。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也在于人本身,历史是以人为本的过程。这二种观点虽然都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然而却最终导致历史观的对立,其分歧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其分歧的根源在对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因而也表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和“历史”的分歧上。哲学起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怀,作为一种使命,哲学始终关怀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学,哲学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理性沉思,哲学的智慧,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高智慧,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哲学探讨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纯粹自然的发展奥秘,而是为了探讨人类生存发展的奥秘,这一主旨决定了它只对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事物感兴趣,它围绕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正是由此,马克思才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9](P178)历史唯物主义也对自然感兴趣,但不是因为自然决定人类,而是因为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人之外,而在人之中。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P118~119)因此离开了人,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或根据放在人之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
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必须把人类在自然基础上的形成史与在实践基础上的发展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15](P497)因此,否定自然前提是错误的,同样停留于自然前提也是错误的,他们同费尔巴哈一样,没有看到由于人类的实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时所指出的,“资本成为资本的过程,或者说,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现,在这里是属于历史上的两个不同的时期。”[21](P546)“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资本不再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22](P163)历史也是这样,虽然第一批原始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一旦人成为人,他就从自身出发,他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前提,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21](P545)历史正是由此而发展起来。
因此,从本质上讲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0](P119)在这里,“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20](P118)“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正是从人出发说明人类历史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哲学。因此,“以人为本”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命题,而且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核心,是马克思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正像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6](P9)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也是马克思理论彻底性的表现。“以人为本”命题的深入人心。说明人们开始自觉地回归到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立场,这是实践基础上的自觉。那种坚持以自然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实际上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它只能唯物,而不能能动地说明历史,更不能能动地指导历史,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毕业医学论文前马克思的历史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学说,而它的基础就在人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