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张佩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认为《管子•禁藏》篇在《管子》整本书中的作用于“全篇前呼后应，说理透辟，思想丰富，精彩纷呈，实在是全书若干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禁藏》一开头即提到：“禁藏于胸胁之内，而避祸于万里之外”，全篇即以“禁藏”二字为篇名，“禁”指克制，主要指君主的自我克制。禁藏可以理解为自我克制的思想藏于心中。同时“禁藏”二字也表明了全篇主旨。晚清学者张佩纶说：《牧民》篇“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法法》篇“禁止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此篇本之，谓禁在上不在下，在内不在外，意气不定则营物，意气定则不营物。故以“禁藏”名篇，即上承《牧民》下启《法法》，本文虽从君主的自我克制开始，但却论及了国家社会与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是一篇综合性的政论文章。
一、爱民的政治思想背景
（一）行法治“，严于执法，公正无私”
管仲是先秦法家的先驱人物，法家最主要的理论即“以法治国”，管仲重视法治，认为治国要行赏刑，“赏之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这也是从人性“好利恶害”的本性出发考虑的。“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因此“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法家主张爱民，但是不同于儒家的“仁者爱人“”以德去刑”思想，管仲认为实行刑罚也是爱民的表现，即“于下无诛者，必诛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有罪必诛就能息罪，以刑止刑，以杀止杀，有罪不必诛行诛就会不停息。认为“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缓诛宥死，人则轻而犯之，故曰“无刑至有刑”，用刑罚来严惩犯罪以致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具体对犯罪进行审判时，提出要“慎之”“，明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就是要严于执法，公正无私。认为法治的理想模式就是达到“吏之举令，敬於师长；民之承教，重於神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的安定社会，这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管仲作为一个既重视法治，又重视传统伦理道德的政治家的人情味。
（二）统治者要行德政，“君主体道，修己正身”
从人们对自然界中冷热气候反映出发，“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进而论述了君王要行德政，从己身出发，认为“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英明的君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不听钟鼓之乐，不是因为他厌恶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事，而且还会妨碍教化的推行。所以君主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是先管好内部，然后管理外部；百姓才能专心从事农业，放弃奢侈性的产业。“君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君王为臣民做出榜样，上行下效，从而民“居于其所乐，事于其所利”，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人民安居乐业。而且从反面论述了如果刑赏不当，虽“断斩多”而“其暴不禁”，虽“赏多”而“士不为欢”，认为“行法不道衆，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二、重民的经济思想体现
《禁藏》篇文字不多，但是其中仅关于经济方面、人民利益方面的论述占了将近三分之二，即经济思想的论述在他整个的思想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有学者说这是一篇结构严密的经济学论文，据此不难看出管仲思想中对民众的生活的重视，对经济的重视，对民富国强的渴求。
（一）从人性论出发，主张“富民”与“藏富与民”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图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其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渊）之下，无所不入焉。”这是对人性的认识，也是管仲富民思想的哲学基础。管子上面说的这段话十分精彩地揭示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心理。故此提出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又要用“利”来诱导人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曾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统治者只有满足人民的需要，尤其是物质性需要，顺应人性来制定各项政策，即“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把重民看作治国安邦称王称霸的根本，国家有事则取之于民，无事则藏富于民，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
（二）主张节俭“，节宫室，适车舆，去玩好”
“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矣。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瞻、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赏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圣明的君主处理政事，往往能够节俭宫室、调适车驾，用来充实国家的储备，这样国家必然富足，王位必受尊敬；能够节约衣服、摒弃玩好，以便加强农业生产，这样财用必然够花，自身必然安定；能够摆脱没有意义的事务、没有无用的开支，注重通币行礼的外文活动，这样盟国必定多聚，邦交必定亲睦。强调统治者要节制欲望，财富的生产、民力的支出都是有限度的，都要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的生理因素的限制，所以对于赋税的征收，最终目的应该是要来促进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赋税应该是用于民生之所需，对于君主来说就是衣食住行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过度奢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对于财富主张要藏富于民，认为民富则国强，不然，如果民贫，国库堆满金山银山，那也仍是贫困，因此一般地说民富，国库也充实；民贫，国库则空虚。“节公室、适车舆、去玩好”同“俭财用，禁侈泰”一样，虽然都是廉政措施，但二者在涉及范围和针对主体等方面，又是有所区别的。“俭财用，禁侈泰”着重从整体的范围来说的，它要求对全体国民，不分官民、不分贫富，都要如此；而“节公室、适车舆、去玩好”这一措施着重是针对政府官员来说的，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执政者的君主，必须依此而行，方能保持政权稳固。当然这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取民之才不度量其负担能力，就会造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对立，人民就会怨恨，甚至会危及政权的安全。但是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对民众利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必然会迫使统治者将民众利益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将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顺乎生态环境，“行四时之政”
在中国先秦时期，管仲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论述是十分丰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体系，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对于如何对待自然环境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将保护自然资源作为治理国家手段的观点主要包括如下：
（一）讨论四时与农事的关系，“行四时之政”
“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襦，葅笠以当盾橹”把农业生产比喻为军事战斗，整治的农具好比武器，农业耕作好比攻战，挥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系着葅笠好比盾牌。“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农具完备好比武器完备，农事熟悉攻战也精巧了。这种因地制宜的理论是相当深刻的，即使在今天，意义也十分重大。同时，管仲还论述了四时与刑赏的关系，即“擧春，赦薄罪，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榖也；夏赏五德，满爵禄，遷官位，礼孝悌，復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贼盗；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告诫统治者要行四时之政，而不能违自然之天然秩序，在另一方面反映了管仲要求执政者要顺应天意即“民意”，让民众按他们世代传下来的传统进行农业生产，不烦民也不扰民，民众自然富足，从而自然达到富民的目的。
（二）保护生态环境“，以时禁发”
“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英”为草木之初生，“竿”为竹笋之出生，牲畜山林草木是人们的生活来源，是很重要的自然资源，所以国家应当制定法律，严格保护环境资源，做到“禁发有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违农时。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国家资源和财富也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存在才决定了管仲的环境保护的思想。甚至将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国家的治理相联系，认为“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将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人们的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之一，由此可见其对环境的重视。而且其对后世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大发展。四、社会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相比较前人而言，管仲提出了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关于社会救济的问题，认识到了民众对国家安定富强的作用，提出安国必先安民，取得霸业首要的条件就是社会秩序的安定，执政要顺民心，解决最困难百姓的生活问题，即做到“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解决老、幼、鳏、寡、病、残等人的问题，救民之急，如此则“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这对于当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启示。
五、作用与评价
管仲所推行的一系列的富民主张对齐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齐国强盛、称霸诸侯的基础，而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齐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与百姓的生活富足，历史上的“摩肩擦踵“”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描述的就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盛况。并且最终帮助齐桓公完成了春秋一统的宏伟霸业。国富社会才能安定，民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作为执政者只有始终以富民为己任，把富民作为第一要务，充分认识到国富必先富民的重要性，使百姓共同富裕，才能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对坚持执政为民的为政理念所具有的现实借鉴意义，恐怕就是管仲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了。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管仲作为统治阶级的幕僚，他所服务的对象决定了他的重民富民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重君”而不是“重人”，重民思想关注的重点是对君主权力的维护，而不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管仲重民的民本思想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民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用民工程项目管理，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他所处的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阶层决定了他的思想中对人的主体地位关注必然缺失，这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是我们应该摒弃的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