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效益好于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
前文提到，我国在此阶段的ICOR水平达到历史新高。观察此间其他国家的ICOR可以发现，主要国家在此期的投资效益都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表1是主要国家2009-2012年每年的ICOR。其中前7行为一个对照组，属于发达国家；中间5行为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可以看出，2009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的经济在危机冲击下，实际GDP负增长，ICOR值也为负。在经济复苏期，各国投资恢复增长，发达国家的ICOR值都达到过两位数以上，金砖国家数值也较大。为了使各国的投资效益可比，我们在计算各国复苏期ICOR均值时，将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负值和绝对值超过50的值，再对2009-2012年的ICOR做算术平均。计算结果显示，尽管我国2009-2012年的ICOR平均值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同期发达国家及金砖国家相比，我国的ICOR值相对较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在2008年以后，我国的投资效益要好于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与金砖国家相比，我国近20年的投资效益较高，且较为稳定5个金砖国家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将时间范围扩大到近20年，考察5国的投资效益。由于我们重点关注金砖国家投资效益的长期趋势和稳定性，我们对波动过大的点进行了处理，将绝对值超过10的ICOR值视为10，符号保留。图3说明了1992-2012年金砖五国的ICOR值。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与其他4国相比，我国在近20年的ICOR值波动较小，更具稳定性和连贯性。尽管我们将ICOR值的波动范围进行控制，依旧可以看出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的投资效益在2004年以前波动非常明显，且2009年为负。印度的情况好于前3国，但与我国相比依旧波动性较大。第二，我国的ICOR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与各国水平大致持平，并不高于其他金砖国家。综上而言，说明从金砖国家近20年的发展历程看，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益较其他金砖国家要高，而且较为稳定。
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增量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阶段
我国与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差别较大，比较历史发展阶段的ICOR对判断投资效益更有意义。为便于比较，我们考查了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在人均2000-10000美元时的ICOR值，并在将负值取整为0的基础上计算5年移动平均，结果如图4。同时，我国2006-2012年的人均GDP由2000美元上升至6000美元，为便于比较，也同样取5年移动平均值。尽管各国实现经济起飞的时间跨度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出：第一，法国、日本、德国在此期间内的ICOR值呈上升趋势，而英国、美国的ICOR先升后降，说明各国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增量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的阶段，且发展并无统一模式。第二，我国的ICOR并未超出其他各国的范围，与各国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若以不变价美元计算，我国当前应相当于发达国家更早期阶段（20世纪初）。但根据一般规律，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阶段，ICOR值应高于工业化后期的值，即高于我国现阶段的值。因此，我国的投资效益并不比发达国家历史相似阶段差。
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国家相比，我国投资效益处于中等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各经济体快速发展，世界对亚洲的增长普遍看好，世界银行还专门出版《亚洲奇迹》一书对亚洲经验进行总结。然而，保罗•克鲁格曼（1994）却反驳了奇迹的存在：“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因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增长认识上的分歧，一直持续到现在。1997年东南亚爆发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相关国家爆发危机的原因不尽相同，而且很难用较高的增量投资产出率来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如此，比较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危机爆发前一段时期的ICOR，至少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我国1996-2011年、东南亚国家1991-1996年的ICOR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的结果与上文结果类似，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投资效益低于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高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
总体而言，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益较好
通过对1978-2012年我国ICOR的考察和不同角度的国际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益较好，比金砖国家更为稳定，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且并不比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投资效益差。同时，2009年以来我国ICOR上升到20年内的最高水平，这属于应对危机时ICOR的短期波动，而非长期特征。同期世界主要国家的ICOR都表现出相同的上升特征，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ICOR值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效益相对更好。
作者：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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