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地域文化充满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精神
山西地域文化充满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精神，包括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各个阶段与层面。1992年，黄河小浪底水库即将动工兴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野外考察队，对即将淹没的库区范围内的人类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察与发掘。1994年，中美科学家组成联合考察队在山西运城垣曲盆地进行考察，1995年5月，在垣曲县寨里村发掘出一对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曙猿下牙床化石，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曙猿的生理材料。美国《科学》杂志及时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此时恰逢美国卡奈基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为纪念这一自然科学领域的双重盛事，中美科学家把它取名为“世纪曙猿”。1997年，中美科学家再赴垣曲，又发掘出“世纪曙猿”的一些跗骨化石。2000年，中美科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联合发表论文，认为“世纪曙猿”是世界上第一个类人猿动物，是现代生存在地球上的所有高级灵长类动物———人及其近亲猿、猴的共同始祖。2000年4月，《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媒体报道和摘转了《自然》杂志的论文及观点[1]。这一人类考察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长期以来，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在非洲北部的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在中国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被确定应在4500万年左右，把人类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左右，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定论，倘若不能完全下结论说“人类起源于东亚”，起码可以说人类起源不止一处，中国也是人类的一个起源地，而且更早。在人类起源上，山西地域文化导开了先河！在华夏大地上，关于人的进化有许多神话传说，而在山西，尤其在山西南部地区的神话故事及遗迹更多，链条更为完整，比如说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在山西临汾吉县人祖山发现女娲遗迹，洪洞现存女娲陵，曾是国家祭祀之地。上党地区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传说与遗迹、地名等。在山西运城芮城县西侯度发现了人类用火的最早遗迹的遗址，迄今有180多万年，这是人类由茹毛饮血向可以熟食的一大跨越。在夏县西阴考古发掘出的蚕桑遗址，表现人类养蚕缫丝，脱离了用树叶、兽皮遮羞的历史。许家窑人，峙峪人，丁村人，在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山西留下了密集的文化遗址，这些都是人类早期进化掀开新篇章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被称为华夏子孙或龙的子孙，黄帝部落传说在陕西，炎帝部落在山西长治地区，蚩尤部落是南方部落人群的代表，黄帝在运城涿城大战蚩尤，后蚩尤战败被肢解，其血传说变成了今天运城的盐池。其实运城盐池早已有之，只不过盐是人类生存进化必需的生活资料，部落战争的争夺，主要是针对盐而发生。黄帝部落强大，打败了蚩尤部落，杀死失败一方的首领也在情理之中。有研究者说今河北的涿州是黄帝战蚩尤的地方，那么，盐池何在？涿城与阪泉同属一地，皆在运城，与今河北涿州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运城的解州这个地名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后来，炎帝与黄帝两大部落融合，终于形成了炎黄这个中国人的共同祖先，现在蚩尤也被称为中国人的祖先，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更有乡土文化学者认为，蚩尤就是河东地区固有的部族，因为《南风歌》的流传，也为南风变成南方的讹传提供了一点依据。因此炎黄子孙有了确定的出处。有论者认为，华是陕西华山或华族，代表黄帝部落的图腾，夏是炎帝部落的聚集地，在运城的闻喜有豢龙氏的神话传说，因此，炎黄融合，又有了华夏之称谓，华夏文明即源于此。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的“蟠龙纹陶盘”，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第一件最完整的“龙”纹实物器皿，因此，龙就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图腾与标识符号，龙的子孙就有了历史依据。相传黄帝扫土为坛，祭祀后土的山西万荣后土祠，从汉朝开始就是国家祭祀的祠堂，后土祠所在的汾河入黄河的交会处———脽上，凸兀高阜，形如女阴；今洪洞民间流传的名吃“妈托儿”，等等，都是中华女性生殖崇拜的表证！山西地域文化为华夏文明打上了一块块精美的印记。尧舜禹时期，一直作为传说时代。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继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华探源”工程，使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了更多的科研成果，被确定为尧帝国的都城遗址，使中华5000年文明有了明确的实物证据。“尧都平阳”，平阳即平水之阳，尧都有了确定的地点。此后“舜都蒲坂”即今山西运城永济“，禹都安邑”即今山西运城安邑镇，都有了确切的地址。尧舜禹不再是传说，而有了实实在在的人、物史实。史载尧“行天子之政”，“合和万国”；舜“之中国践天子位”，尧舜禹“禅让”代代相传“，中国”之根找到了她植根的沃土———山西晋南地区。中国，现在中国人都知道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实5000年前的尧舜禹时期，中国一词就有了，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文明断裂的中华文明，“中国”一词的延用，也可见一斑。神农尝百草，嫘祖养蚕，后稷教人稼穑，仓颉造字，尧井的发现，皋陶理刑，大禹治水划九州，陶寺观象台，从农业生产20节气向24节气演进，中华文明的最早一块“伊甸园”和“直根”就在山西晋南地区。学术大家李学勤先生讲：“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可离开山西，探寻原始人类的足迹也不能离开山西。”“山西自古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山西在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位置和作用。”[1]尧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开篇之作，山西晋南地区作为华夏根祖文化的圣地，已经成为不争的定论。历史发展到夏商周三代，夏启是禹的后代，夏县有禹王城遗址，就是夏县地名的流传，也一定程度说明这里就有可能是夏的最早都城所在。垣曲有一条亳清河，河畔有一个村子叫上亳，传说为殷商的早期都城，起码山西晋南即河东地区仍是畿辅之地。春秋五霸中晋国霸业最为雄盛和长久，战国七雄而山西有韩、赵、魏三国“，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和界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即以此为开端。中国现代的“县”级行政区划，县最早也出现在晋国，即在晋国向外扩展疆域时占据的地方，设“悬”，即孤悬本国政治版图之外之地，后来该政权正式扩展至此，悬着的心放下了，变成了县；皋陶创始法治，山西洪洞皋陶村羊獬被称为中国“法源”（在山西省洪洞县羊獬村皋陶庙里的碑刻），春秋战国时期河东地区成为中国法家文化的摇篮和法家改革的策源地。由源成流，终于衍化成了中国法治文化的汪洋大海。商鞅西入秦国进行改革，其改革的蓝本就出自山西，推行的郡县制也源于山西。生于山西运城平陆县的傅说，被商王武丁从奴隶直接擢拔为宰相，他是殷商中兴名相，他比孔子得“圣人”之名早近800年，且留下了“圣人涧“”圣人窟”等许多遗迹和地名。他是“版筑”术的发明人。他所传下的《说命三篇》，是奴隶制社会的资政龟鉴，又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滥觞与肇始[2]。生于山西临汾安泽县的荀子，是“人定胜天”思想的首倡人。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思想最后清算的标志性人物，是儒学定型的集大成者。明清晋商创设票号，纵横天下500年之久，是现代金融业的鼻祖。如此等等，山西地域文化中积淀深厚的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精神，成为华夏文明先进性的最活跃因子。
二、山西地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
山西由于在中华版图上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根脉深厚的原因使然，使山西地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才成为华夏文明混宇一统的缩影。母亲河黄河从西奔流向东入大海，从北到南贯穿东去，切割出晋陕大峡谷，汾河追赶母亲河的脚步，从山西北部贯中南流，在河东汇入黄河。表里山河的山西东边雄峙太行山，使之与华北大平原相连接，北连大漠，南通中原，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山西处于中华大地的咽喉位置。地缘因素决定了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著地位。黄帝、炎帝与蚩尤等部落的融合，形成了炎黄和合文化。尧舜禹处天下之中的中国之地，合和万国，协和万邦，其文化必然是兼容并蓄的一体。夏商周时代，河东作为京辅之地，文化的交融性与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从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魏绛和戎，到通贯整个晋国历史时期的与周边民族的通商、通婚，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制，最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大熔炉。汉族与匈奴族的血与火的融合，各个少数民族在山西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度融合，上演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时代大戏，直至隋唐五代宋元之际，裴行俭引突厥内迁，胡汉杂处，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一直没有谢幕，且一幕比一幕精彩，高潮叠起，异彩纷呈。春秋战国之际，学术思想进入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河东地区不仅是法家、纵横家和兵家的发源地，同时是儒学发展到荀子时代，以及农学、商业文化都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些学术思想的互相激荡与砥砺，达到了互相补充促进与壮大发展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这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论断。南北朝时期，法显西去求法，佛教文化的浸入和道教文化及多种民间宗教的长期并存发展，又使中外文化融合发展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交融平台。中国佛教“首府”五台山的形成就不足为怪了，山西浑源悬空寺上儒、释、道三教集于一身也就不足为奇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出现更显得合乎情理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山西作为文化发达之区，作为民族交融的主要阵地，唐诗、宋词、元曲，由山西文化巨擘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奉献给祖国文化宝库的一颗颗灿烂珍珠，使山西平水（今临汾）的雕版业异军突起，烛照历史的天际。明清晋商文化的崛起，使山西在政治、军事方面，由经济文化作为纽带，整体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从秦晋之好，楚才晋用等成语故事中也可看到融通与交流的过程与事实。现在山西北部的草原文化遗风，佛教文化气象，晋中地区的商业文化乃至晋南地区的农业文化与根祖圣地，共同发展，和谐相处，构建起美丽山西的靓丽图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弃抔土，才有万仞之岳。山西地域文化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劲动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带动社会繁荣发展，历史在这里树起了一块以山西为标志的典型样板！
三、山西地域文化富含天下为公廉洁奉献的法治思维
山西地域文化中，富含天下为公廉洁奉献的法治思维的优良基因。女娲造人的传说有多种版本，一是她抽出自己的一根肋骨造就了人类，一是她用一根绳子在泥土里捏成了人类，一是她兄妹相合孕育了后人。不管怎样，在人类发展出现“断代”的艰难时刻，女娲繁育了后人，使人类起码使华夏子孙裔嗣不断，生生不息。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话传说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口口相传的最好形式，时代愈是久远，神话的成分就越多，一旦考古发掘出证据，神话就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英雄时代的尧舜禹就是一个明证！仓颉创造了文字，使中华文明有了文字符号，并一直沿用到今天，终于使汉字成为世界各种语言文字中唯一可以作为书法艺术进行欣赏和传承的工具。中国农业文明主要发源于河东地区，神农炎帝尝百草，是为了解民困苦；后稷教人稼穑，使五谷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主要食粮；嫘祖养蚕纺织，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这些以天下为公的精神灵犀，早早地注入了山西地域文化的最初胚胎之中。尧都平阳，挖井建屋，“协和万邦”，使“中国”雏形显现。他传贤任能，禅让于舜，使舜“之中国践天子位”，舜以孝治天下，被后世尊为孝文化的先祖，他让贤于禹，尧天舜日，成为后世清明政治追求的榜样！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无私奉献，大公无私；皋陶主管天下刑狱，做到刑狱平允，使中国法治思想贯穿文化起始之点；等国家兴起，依法治国、廉洁从政的基因便代代相传。封建社会虽是一姓专制独裁的制度，但仍有依法治国来支撑，不然秦律、大唐律、明律、清律何来？！现在有一些崇洋媚外的所谓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法治历史与精神，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何而来，这些人恰是“学得两句胡儿语，便在城头骂汉人”的汉奸卖国贼。中国人的法治思维与实践，不仅萌芽早，而且程式完备。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完全的法治社会，封建社会就没有法治理念，在山西地域文化中早已充满法治精神时，西方世界还处在荒蛮之中。山西地域文化中这股廉洁奉献精神，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一脉政治清泉。文化要有人来传承，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山西著名历史人物，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廉政文化财富，不断传承与弘扬着廉政文化的优秀基因。殷商中兴名相傅说，功成名就后回归故里仍寄居“圣人窟”。晋国大夫介子推，辅佐晋文公成就晋国霸业后，淡泊名利，背老母躲入绵山，今天已成为“清明节”的文化渊源。闻喜裴氏家族，昌盛中国历史千百年，冠缨不绝，以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彪炳史册，而他们留给后代的大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廉洁自律的楷模，一家一族，天下无两，难有其匹。狄仁杰、裴度等一批政治大宰，出将入相几十年，一身系天下安危，廉洁自守，勤政为民，是他们的本色。清代名宦于成龙，被康熙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人才辈出的山西儿女，用自己的作为，诠释着廉洁奉献的优良品质。山西是文物大省，留在山西大地上的廉政文物俯拾皆是。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县山西新绛县的县衙大堂内，至今矗立着一块高1.2米、宽0.7米的“文臣七条”碑，它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提出的，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由绛州知州刻石立碑，至今已有千年之久。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贵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课，七曰革弊。廉政戒律，把文臣公吏的要求简明扼要地告知了天下[1]。在霍州古署衙中，有先哲曹端写的“公生明，廉生威”碑刻，被李克强总理引用过，成为本届政府发出的廉政宣言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署衙中还有一位知州写的对联曰“：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就是要让官吏知道，为政之道在于宽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一文钱，当官的就在人格上不值一文钱。还有“选官擢吏贤而举，考政核绩廉以衡”。“经济文章关社稷，清廉正直敢劬劳”等等联语[2]，都把廉洁奉献当作为官从政的首要标准，加以弘扬。在全国著名古村镇山西襄汾县汾城镇文庙里，有一块“为官十戒”碑，要求官吏：勿慢君子，勿近小人，勿易言语，勿好财名，勿听谗言，勿滥徭行，勿嗜旨酒，勿尚浮羸，勿作无益，勿图幸成。同时还有“持己十箴”：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松之劲，如兰之馨，如玉之润，如金之精，如刃之利，如衡之平，如矢之直，如鉴之明[3]。它把为官为人的要求，用如此浅显平白的语言写出来，留作警世之用，说明廉政文化是社会普遍尊崇的规范和标准。
四、山西地域文化高扬改革创新的壮志豪情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山西地域文化不断创新的生命力非常强健与顽强，始终高扬改革创新的壮志豪情。尧舜禹禅让制，体现出传贤传能，到禹传位于子启，开创夏文化千秋基业，体现出传贤传能不避亲。这种嫡长子传承制的改革，仍然具有传子传贤的因素在里面。晋国时祁奚祁黄羊举贤不避亲、不避仇，唐代狄仁杰荐子任职等等故事，与此一脉相承。傅说发现“版筑法”，使建筑技术有了巨大进步；晋文公的全面改革，使晋国走向强盛；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制，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国家；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成为统一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以女主称制，改李唐为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真正的女皇，她是“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过渡与腾飞的桥梁和梯架。晋国成文法的颁布，县制的创立，晋国公室与戎狄的通婚，卫青霍去病改革军事的思想，成功抗击匈奴，使山西地域文化中改革创新的激情，始终高昂旺盛[1]。荀子给儒学注入唯物论的最初基因，卜子夏开创孔门之后八派之一的“子夏之学”；王勃、王翰、王维、王昌龄使唐诗的格律走向成熟，并开创了山水田园派、边塞体等多种诗歌艺术的流派；温庭筠把诗推向词，开创花间词派；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创立纪传体外编年体史例；薛瑄把宋明理学推向实践之儒；晋商创设票号，开创了现代金融票兑承汇的先河；如此等等，山西人民在文化方面的创新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山西儿女奋力拼搏，这种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沃土中的勇于改革创新的豪情壮志，从来没有衰变、颓唐！
五、山西地域文化展示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西地域文化的发展重心不同，但依然成就斐然，集中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尧舜禹时代，山西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站在陶寺遗址前，你感受到的是“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清澈与明净。夏商时期，山西地域文化处在文明的创始阶段，它引领着天下潮流，奔向汪洋恣肆的广阔天地。二周至秦，山西地域文化逐渐定型，在与其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血肉融合中，又形成了自己注重实用的特色。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是时代的主旋律，文化交融是时代的最强音，山西提供了最为恢宏坚实的大熔炉，山西地域文化既展示出传统文化的清晰脉络，又有各种民族的、外来的多种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精神特质，使山西地域文化的生命力更加强劲和壮硕。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时期，山西地域文化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在诗词歌咏方面成就斐然，另一方面又走在时代前头，成为杂剧曲赋的先驱者和佼佼者。雕版艺术，佛教文化，把山西地域文化装点得更加璀璨、靓丽。明清晋商纵横四海500年之久，票号创新，大院积淀，使山西商贾富甲天下之誉妇孺皆知。近代以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是在八年抗战中，山西肩负“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把山西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战场，红色革命文化的成长，像在战火中涅槃的凤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于光耀千秋，为新中国的诞生送上了一份时代的礼赞。大寨精神，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了精神的与物质的双重基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山西地域文化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显露无遗。今天的山西儿女，依然在奋力拼搏，为廓清政治的与经济的生态阴霾而全力负重前行。光明在前，3600万三晋儿女，决不会辜负实现伟大中国梦而赋予的光荣使命。
六、山西地域文化秉持纯朴诚信的人格魅力
在历史上，山西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奠基之地。尧舜禹时代发明的观象台，设定的24节气，是指导农时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1959年前后发现于平陆枣园村汉墓的牛耕图壁画，证明牛耕技术已臻完善。但山西表里山河的地形特点，又使得山西的农业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晋北高寒地带，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又使草原文化占据很大成分。山西人稠地狭的地域特点，还造就了商业文化发达的结果。猗顿、计然、白圭这样的商贾巨子，推动山西商业文化不断发展，至关公成为商业活动崇拜的偶像与保护神时，山西商业文化成为与农业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进步的两翼与双轮，晋商发达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重农抑商思想来看，农业之本与商业之末是势不两立的，但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却使两者完美融合，相得益彰。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勤则收，俭则得，这同样是商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商业活动讲究诚信无欺，公平交易，又为农业生产的诚实劳作，只要肯流汗，土地一定会给予人民丰厚回报打下了基础。所以，在山西地域文化中，勤劳致足致富的农业文明，与诚实守信的商业文明，共同展现了它纯朴诚信的人格魅力。山西人老实忠厚，像黄土一样厚重而馨香，豫让、赵氏孤儿、关羽，山西人忠义千秋的形象代不乏人；山西的商品纯正而质优，像汾酒、老陈醋一样绵醇、诱人。走西口，山西人用诚信无欺，赢得盆钵满盈。山西人不仅使商业流、物资流、金融流洒满所到之处，还使文化流浸润到足迹所到之处。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就有山西文化的溢出，饮食文化、戏曲文化、建筑艺术、商业文化全部随着山西人的脚步从山西传到四面八方。明清洪洞大槐树移民，更使山西地域文化像热浪一样，流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向国界以外涌动。山西地域文化熏陶下的山西人，朴实无华，但刚健有为的精神旺盛，刘胡兰、申纪兰、李双良等，是山西人的代表与骄傲！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山西人弄潮儿的精神没有变，更没有变的是深深浸入血液之中的诚信纯朴的性格因子，它是山西人永远不可改变的标签！
七、山西地域文化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的品格永远不变
文化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反过来又贴近民众，服务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惠民政策的基石。唐尧时期，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击壤歌》[1]，道出了统治者与普通百姓和谐相处的晏然图景。虞舜时期，《南风歌》唱道“：南风之薰兮，可以阜吾民”。“尧天舜日”成为“圣人”孔子“祖述尧舜”的理想社会。《诗经》中《魏风》部分，就是三晋河东民众真实生活与理想追求的写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后来人和研究者进行高尚与低俗分野的生硬划分标准，其实，劳动人民在创造文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过粗鄙与高尚之分，只要是反映人民生活中真情实感的文化积淀，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难道说作为中华文明开篇的界标《诗经》因为收入“风”就良莠不齐吗？！统治者信奉堪舆之学，普通民众相信风水，其实都是《易经》研究的范畴，难道追求吉祥、安泰就是迷信？！现在我们所说的靡靡之音，若到《诗经》《楚辞》里去找，可以说比比皆是。爱国、爱情，这个中华文化中的永恒焦点，永远也不会有高下、贵贱之分，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屈原爱国，唐明皇杨贵妃的轰轰烈烈之爱；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牛郎与织女的爱情；这些士大夫与匹夫的爱国情怀，皇帝妃子与村姑野夫的爱情故事，难道有不可逾越的文化传承鸿沟？！只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永远充满生命活力。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不会因为人的社会地位、出身贵贱而分出好坏；戏剧、曲艺、歌舞、书法，不会因为人的贫富、职业不同而产生审美偏差；即使现代新的文化业态，也要有普遍的社会认知度，才能兴盛起来。王之涣、王昌龄、王翰的边塞诗，反映守边将士的生活与心声；王维等的山水诗，反映普通士人的心态，才能广为流传。唐诗三鼎甲之一的山西人白居易的诗，要在街头巷尾由普遍民众朗朗传诵，王之涣、高适、王昌龄“旗亭画壁”的故事[1](P261)，斛律金高唱《敕勒歌》[1](P43)，鼓舞士气，“四面楚歌”瓦解楚军，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山西民歌传唱不衰，就是与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连的一种心声表达，还有秧歌、地方曲艺等，都反映文化贴近民众的事实。元曲三大家关汉卿要到酒肆勾栏去发现创作素材，四大名著中的方言、俚语等等，这样的文化成果才是接地气，能被人民群众接受并喜爱的作品。因此，人民大众才是文化创造与积淀传承的唯一源泉。无论哪一种文化形态，只有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才能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像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丧嫁娶文化，因为它是人生的必不可缺，所以才代代相传，并因为地域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才有了异彩纷呈、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山西地域文化贴近民众，四大梆子，从南到北各有千秋；山西面食文化享誉中外，但在三晋大地各有不同，实在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十里不同俗，仅语言文化而言，山西就可称得上是中国方言艺术的宝库。诚然，文化中也有糟粕的东西必须扬弃。像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机钻营、勾心斗角。这些消极的东西，需要从思想上厘清，从行为上杜绝，从文化中剔除。但这些东西不是山西地域文化中固有的，尧文化是天下为公的，是富有创造性的，这是外来基因侵入而留下的附着物与衍生物，必须与山西地域文化从源与流上做一个根本清算与分割，但文化不可能纯而又纯，要看其主流健康与否！文化由人民创造，文化营养由人民享用，在创造、吸收、再创造中，使文化不断地发展繁荣，这才是民族的、大众的、时代的文化发展壮大的源动力和基础。山西地域文化始终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才是山西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大省，从而为文化大省嬗变为文化强省提供坚实的基础。
八、山西地域文化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时代脉搏共振动同进步
五千年华夏文明，它的源头就是尧文化，基地在山西河东地区。尧舜禹以下至三代，山西地域文化从开源到成为流，引领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潮流。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使国家安危共仗。秦汉之际，中国的政治中心西移关中，山西作为东西屏障，蒙恬北筑长城，山西雁门关以北成为防御匈奴的边塞重地，堡寨文化应运而生；汉武盛世，卫青、霍去病甥舅成为彻底消除匈奴南侵隐患的狂飙英雄，霍去病留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霍光秉持国政20余年，拥昭立宣，促成了“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昭宣政治即霍光政治；王允计除董卓等，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兴衰，与山西著名历史人物和山西这块土地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是民族大融合的主要基地和舞台，各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希图一统天下，尽情展示民族智慧与风采，北魏短暂统一北方，其汉化改革使鲜卑族融入汉民族，东、西魏分治，五胡十六国，山西这块沃土上浸润了各民族的血汗与喜怒哀乐，山西地域文化更显得饱满、丰硕与千姿百态。隋唐大一统，李渊父子起兵太原，360天打下李唐王朝近300年基业，龙兴之地的山西，不仅贡献剽悍的士兵与粮秣，“文中子”王通身边聚集的人才集团，全部贡献给了唐朝，保证了唐初社会的迅猛发展，就山西人贡献的诗人与诗，必定独占鳌头[2]。像裴度、狄仁杰这样的将相大宰，又为李唐王朝甚至武则天的大周政治，增添了无尽的光彩。仅冠缨千余年不绝的裴氏一族，把家族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成为天下难望其项背的大族。五代十国，山西又成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台，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文化交融就又一次进行淬火、凝聚。宋辽金元时期，山西是交兵的前沿，狄青、杨家将、呼家将这些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将士家族，千古传诵。同时山西作为文化交流的场所，经济交流的平台，山西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更甚。明清时代，因为边防军需与民生的结合，晋商乘着“开中法”的实施，异军突起，形成了山西地域文化中唱响时代主旋律的晋商文化。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成为北方唯一响应的省份，受到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山西娄烦人高君宇与李大钊等一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早期著名领导人，还是山西建党的创始人。红军东征，山西是播下抗日救亡运动最多种子的地方。八年抗战，山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全民族抗战的主战场，平型关大捷，牺盟会，上党战役，山西人民以全部的人力、物力与智慧支持了抗战，支撑了整个游击战争的发展。追求民族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山西人民及其文化与家国完全融为一体，大批南下干部与子弟兵的渡江作战，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全部的光和热。红色的革命文化在山西地域文化的沃土上生长、壮大，祁太秧歌，山西民歌，军民团结共同浇灌的文艺之花，又为山西地域文化开出了一朵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奇葩！建设新中国，迎接改革开放新时代，山西人民的高度文化自信，创造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不朽业绩。纵观历史，山西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辛勤劳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山西地域文化；山西地域文化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时代脉搏共振动同进步。太行精神、大寨精神、右玉精神，这些时代精神的赞歌，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2012年提炼形成的山西精神———信义、坚韧、创新、图强，是山西地域文化和山西人民的精神与形象的高度概括。山西这块热土，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最早的胚胎基因———垣曲“世纪曙猿”；为中华民族打造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给中华民族绘画出一幅光辉的图腾———龙；给中华民族编制了一本排列传承有序的谱系———炎黄子孙，龙的子孙；给中华民族贴上了一个文明的符号———仓颉造字；给中华民族创设了一个伟大的起点———尧文化；给中华民族镶嵌了一块金字招牌———华夏文明，礼仪之邦；给中华民族铸就了一个闪亮的精神支点———创新、图强、包容、法治、无私奉献和不屈不挠；给中华民族培植和“版筑”了一条“直根”与一片精神家园———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嫘祖养蚕纺织，尧天舜日，大禹治水划九州；给中华民族烘托出一座大熔炉和基地———民族融合、进守退攻。文化———山西地域文化这块漂亮的文化名片，这块黄土地和它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底蕴，几乎规定了中华民族所有的性格与品质。山西人民及其文化，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国家，更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未来。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山西因为政治生态恶化遇到了暂时的挫折，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现象，这不是山西地域文化发展造成的，而是个例的人理想信念的变异造成的。因此，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战略构想与总要求，要求在大力弘扬山西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方面下大功夫，目的还是要用文化来教育干部群众，影响和匡正时弊，形成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正能量。现在山西的干部群众普遍有一种灰头土脸、焦虑观望、情绪憋闷、低迷颓唐的感觉，与以往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山西人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我们不能在历史进步中落下步子，我们不能在时代进步中成为落伍者，所以，提振士气，激发热情，鼓励创新，干事创业，还必须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容纳法治文化、廉政文化和红色文化诸多成分在内的山西地域文化，正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可发扬光大的宝库与海洋。文化自信是重塑山西形象的基础，这就是本文的全部宗旨与旨归！
作者：王志超 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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