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及近期预测
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仍面临着人均GDP水平较低、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易受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冲击等重要挑战[4]，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金砖国家需针对各自国情，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1）中国有必要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并促进消费，同时，必须继续促进内需，中国的增长不能继续严重依赖全球的增长。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必须继续促进结构性市场化改革，并朝着扩大私人消费的方向推进经济再平衡调整。人民币升值，当进口从结构上超过出口，将成为增加中国工人“价值”的工具，即使不上调工资，也能使他们加入消费大军。（2）印度迫切需要再度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并应实施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商业投资并克服供给瓶颈。结构性改革还应包括税收和支出改革，特别是减少或取消补贴，同时保护贫穷人口。（3）巴西强劲的增长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消费高涨带动的，国内储蓄和投资水平依然相对较低，预计巴西经济增长的回升低于预期。巴西的改革应侧重于进一步建立养老金体系中固定缴款计划这一支柱，简化税收体系，以及开发长期金融工具。（4）南非增速低迷主要由于与欧洲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相对有利的外部状况下，预计南非2013年经济增长将反弹至3%[2]。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预测未来30年，相对于全球经济，中国和印度将是增长最快的。
二、金砖国家人口主要指标比较
1.人口规模在人口规模方面，2010年，金砖国家人口总数达到29.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3%①[5]。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1年，中国和印度总人口在金砖五国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6%和41%；预计到2050年，中国所占比重将下降至38%，而印度则上升至50%。印度总人口将于2025年左右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将于2025年总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印度总人口将于2060年左右达到峰值[5、6]。2.人口年龄分布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2年、2013年）的数据，由于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35年之后下降速度将加速。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也于2010年起开始下降，且下降趋势明显。巴西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印度、南非劳动年龄人口呈上升趋势，预计分别到2040年、2045年左右达到峰值[6]。2011年，南非和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均超过30%；巴西为25%左右；中国仅略高于俄罗斯。2020年左右，俄罗斯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将有所上升，超过中国。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印度和南非较低；中国老龄化速度快，预计2035年将超过俄罗斯，成为金砖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老年抚养比也最高。
三、人力资源优势比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
长中发挥着决定作用。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总和。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实质就是人所具有的运用和推动生产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体能、智力、知识、技能是人力资源的现实应用状态，也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内容。因此，人力资源总量①表现为数量与质量二者的乘积[7]。庞大的人口基数为金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源以及城市化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日益显著，将成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人力资源优势是一种综合优势，具体表现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7]。衡量人力资源优势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人力资源率②。人力资源率高，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反之亦然。（2）社会负担系数③。社会负担系数低是人力资源优势突出的表现。（3）人力资源年龄结构系数④。该系数高，特别是中年人力资源（30-44岁）所占的比重高是人力资源优势的体现。（4）人口文化素质指数也可以衡量人力资源优势，即文化技术素质指数或人口受教育程度指数越高，人力资源优势越明显。（5）专业人员占全体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越大，人力资源优势也越大[7]。我们通过对比金砖国家以上几个指标，分析金砖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从人力资源率来看，中国劳动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之前在金砖国家中尚处于优势地位，但2030年之后迅速下降，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到2050年仅高于俄罗斯，远远低于南非、印度，也低于巴西（图10）。从社会负担系数来看（图11），目前，印度、南非由于生育率较高，社会负担系数也较高，中国、俄罗斯社会负担系数较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俄罗斯、中国、巴西的社会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印度、南非的社会负担系数则呈下降趋势。从人力资源结构系数来看（图12），虽然金砖五国30-44岁的中年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差别不是很大，但中国15-44岁劳动人口所占比重在金砖国家中较低，而且下降较快。从人力资本质量来说，根据《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9.8年；其次为南非8.5年；中国为7.5年；巴西为7.2年；印度最低，为4.4年。另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1年》，俄罗斯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最多，其次为巴西。中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虽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但与高收入国家、与俄罗斯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印度在这方面仍处于最低位置。
四、城市化水平比较
除了人力资源之外，城市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尽管对此在学界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或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反之，城市化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金砖国家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较大。根据联合国数据，2011年，金砖国家中，巴西的城市化水平最高，达到84.6%；俄罗斯的城市化也已经很高，为73.8%；南非为62.0%；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刚刚过半（50.6%）；印度仅为31.3%。仅从数据上看，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银行最近一份评估报告也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通过城市化促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8]。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适应水平。很少有国家在城市化率未到60%之前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实际上是一国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9]。从图15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城市化和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中国和印度仍然任重道远。而巴西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人均GDP水平，发展不均衡，乃至造成城市贫困等突出问题，中国在今后城市化的进程中须引起高度注意。南非的城市化水平略高于人均GDP水平，相对来说，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水平较为适应，发展较为均衡。2.城市化与工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主要有4种类型：二者同步、城市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和逆城市化①。金砖五国处于不同的类型：巴西和俄罗斯是城市化超前；南非曾经一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后来却出现工业发展停滞、“去城市化”现象，目前仍属于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中国是城市化滞后；印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都相对落后，属于二者同步。因此，下一个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推动印度发展同等重要。而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中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改善产业结构，不应再强调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而是应该重视农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巴西恰恰相反，工业化滞后，城市化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很难通过工业化创造大量的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此，某种程度上的“去城市化”对于巴西来说应该更为适合，同时，大力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以使工业化水平跟上城市化的步伐。而对俄罗斯而言，主要是工业化（或再工业化）的过程。
五、讨论
1.从人力资源的数量上看，在2020年之前，中国较印度更有优势，不仅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多，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较轻。但在此之后，这种优势将逐渐减弱。而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将一直朝着有利于经济可持续的方向变化，到2030年左右，中国对印度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可能将不复存在并被印度继续拉开。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人口出生率偏低，而人口死亡率偏高，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其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劳动力严重短缺。2.从人口结构上看，在年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减少、创造财富的人口无论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因此都将减少的同时，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到2020年前后将面临老龄化加速，在未来国民收入支出中，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部分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到2020年前后又将出现更大幅度增长。中国经济与社会诸方面发展面临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将是因人口结构改变而导致成本不断上升和国家活力减弱。相比之下，印度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在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巴西和南非人口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但巴西面临人口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集中表现为贫民窟问题。南非则面临健康方面的严峻挑战，艾滋病已经成为南非最大的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南非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3.从人力资源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高于印度，但仍需大力提高。人力资源数量锐减、人力资源结构老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人口老龄化初期，劳动力缓慢增长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人力资源数量大幅减少和结构上的老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凸显。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加大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或家庭经济支持项目，则有可能将不利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为积极影响。4.金砖国家面临的人口转变压力是相当大的，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关闭得更早。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较为缓和的人口转变是理想的，可以为国家提供充分利用人口转变的积极影响的时间，确保国家稳定、持续发展。但对于金砖国家来说，是否有充足的时间收获意义重大的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积极效果，目前尚不确定。借鉴DavidS.Reher[11]的观点，表2对金砖国家人口红利机遇期进行了简单的估计[12]。根据粗略估计的数据，中国和巴西的两次人口红利机遇期相差不多，而印度和南非则相差无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抚养比迅速提高，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将提前关闭。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特别是对于印度和南非来说，要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机遇期必须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否则尚未享受到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发展成果，便为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所累。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特别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即只有满足一系列物质的和制度的条件，注重潜在的因素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制度条件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10]。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转折时期，中国若想创造理想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一方面，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尤其是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势。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由于高死亡率成为特例，此处估算的人口红利期有待进一步调整。5.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与印度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印度应该加快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而中国则应该通过继续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但这也并不是说城市化程度越高越好，巴西城市化水平很高，但它在工业化不足条件下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高失业率、城市贫困化加剧、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城市病”，中国应避免类似巴西的“过度城市化”。美国高盛公司称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印度的增长加速度是一种结构性的增长，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式好转，这将保证印度8%的潜在或持续增长率保持至2020年。但综合比较人力资源和城市化水平的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到2050年，印度仍会落后于中国。
六、政策建议
1.建立金砖国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开展多边合作的一种新模式，而且金砖国家不同程度面临着人口与发展领域的诸多挑战。加强金砖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合作，不仅将推动43%的世界人口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全球消除贫困、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加强金砖机制本身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与话语权。2.积极应对老龄化，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持续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降低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则是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压力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有效措施。老年人才是成熟的生产力，具有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工作态度严谨等优点，可以说，老年人力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因此，中国应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化建设；同时，促进老年劳动力市场繁荣，扩大就业渠道，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条件，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3.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改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促进人口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在经济中，人力资本涉及人类作为生产收入的行为者的生产能力，是体现人类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7]，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13]。而投资于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则是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手段。如果说第一次人口红利机遇期更多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的数量上，那么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则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机遇期的前提。人力资源质量优势是人力资源优势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来抵消人力资源数量上的不足和结构上的老化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人口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机遇期，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机遇期，还要努力避免两次人口红利期之间出现真空现象。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将优势持久地维持下去。4.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化、经济协调发展，避免“过度城市化陷阱”必须再次明确的是，城市化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城市化水平，因为城市化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巴西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而城市不能为之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和“城市病”。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将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强调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加强农村建设，防止农业的萎缩，形成农业支撑城市化、城市化反哺农业的城乡良性互动。此外，中国还应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有效解决城乡社会公平问题，投资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让他们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就业、基本社保等待遇。同时，密切关注城市贫困人口，避免形成城市“贫民窟”，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
作者：梁颖 高文力 谢芳 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