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假设
创业企业的绩效指标是检验创业实践活动是否有效的标准，对新创业企业而言,使用财务指标的障碍更大，创业企业往往不愿提供真实的准确数据，故本文考虑采用非财务指标，而非财务指标大致可分为成长指标和盈利指标，下文则根据种间协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分别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1.1创业企业与政府的种间协同
政府机构对创业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Zhou认为机构组织通过产权保护、地点租赁、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的施行，在不同程度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众多学者也呼吁在创业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应加大政府与创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包括对创业企业的产权保护及资源的公平性获取，但在稳定长成之后，则应逐步削弱政府机构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商业化。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2创业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种间协同
创业企业与大学、产业等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也可以扶持创业企业，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Pamela从知识流动的角度，利用已有的经济数据（如科研经费的投入、教师资源的研究津贴、产业上对研究员的补助等），挖掘出创业企业与大学、产业等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5]。Dodgson和Staggs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讲述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内部的学术研究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包括创业想法的提出和创业企业的逐步孵化。昆士兰大学集合了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神经科学和对分子、细胞的基础研究，由此为基础，以学术创业者带头开始，最终集合了10亿美元和1300多名职工，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3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的种间协同
在创业起步过程中，创业企业往往会因为缺乏资金资源和管理能力而天然夭折，故而作为天使投资的风险投资人将作为创业企业的支持者一直推动着创业企业的成长。研究表明，一些得到风险融资的创业企业相较于普通的创业企业能够成长的更快，拥有更多的专利，产值更高，而且更能面向市场。Annalisa等学者系统性的测量了风险投资方在资金支持和后续增值服务提供上对创业企业带来的价值[6]。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2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
2.1量表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所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内种间协同效应研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样本选取创业人士作为调研对象，问卷回收共计518份，去掉填写不完整的、明显填写不认真的和重复填写的问卷，筛选出36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70.27%。
2.2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alpha”系数来评价量表的信度，5个潜变量的信度系数在0.729到0.887之间，属于可信范围，见表1。在效度分析前，本文先对总体样本数据进行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达到0.85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总体样本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和最大化方差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选择的标准，累计解释系数68.959%，没有出现因子之间的交叉现象。样本数据的5个潜变量基本上达到要求，见表2。观察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载荷基本上大于0.7，卡方检验=226.69，GFI=0.93，GFI=0.97，GFI=0.95（均大于0.9），模型拟合良好。
2.3模型假设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后的拟合运算，其中，部分拟合指数超出理想水平，故考虑根据分析结果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和微调。本研究通过增加误差项的相关性，消除初始模型的模拟偏差。修正后的模型χ2/df=3.656＜4，优度较高，GFI=0.916＞0.9，CFI=0.915＞0.9，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但RMSEA=0.081NFI=0.0885，略低于理想水平，基本达到了参考值的标准，可用于模型解释，具体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显示。从表3可知，假设H1b并未通过验证，即“创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种间协同”只是与成长绩效显著相关，与盈利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余假设均通过了验证。而根据路径系数可进一步得知，“创业企业-研究机构的种间协同”对成长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86，远大于对盈利绩效的路径系数0.32；同理，“创业企业—风险投资的种间协同”对成长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82，也远大于对盈利绩效的路径系数0.45，由此说明，无论是“创业企业—研究机构的种间协同”还是“创业企业—风险投资的种间协同”对成长绩效的推动作用均要大于对盈利绩效的推动。
3结论分析
从上文结论来看，在创业生态系统的单一生态群落中，政府对创业企业的种间协同只是增加了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而非盈利绩效，这说明政府的扶持仍是停留在“寄生”这一生态意义上，如此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创业环境的短板效应，应该有选择性的提高扶持效率，使真正需要发展的创业企业得到有效的政策支持。同时从“创业企业－研究机构的种间协同”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的种间协同”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推动作用来看，说明我国整个创业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盈利缺陷。而根据国家火炬中心的调研报告发现，我国对众多孵化器指标的考核也确实只停留于存活率，长期以往，只能是助长了创业之风，但是并不会实际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也没有使资源真正的实现有效配置，故在后期的政策执行中，可考虑添加一些盈利绩效指标，提升项目甄别能力，从创业企业中找到真正具有稳定现金流同时又能实现快速增长的创业企业，最大化程度上减少资本运营风险，增加市场流通性。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数据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区域，在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后续中需要选择更为广泛的样本加以验证研究。本文希望能够弥补前人学者们对“创业生态系统”实证研究中的缺陷，希望为政策制定者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张玲斌 董正英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