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不管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都是通过歌舞百艺、云游山水、猎奇习武等活动来实现个人的志趣追求，这些追求包括：闲适恬淡、怡情益智、自在无我、修身养性。我国的居民体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其趋势为：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从封闭保守型向开放进取型转化、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从依附型向自主型转化。但“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社会方式的另建。相反，是在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与继承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５］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要充分注重本国、本民族优秀休闲体育项目的传承，越是民族的，越是属于世界的，越是传统的，越是有生命力的。不能照搬移植、盲目崇拜西方的休闲运动项目。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的内涵独特而又丰富。整理、挖掘我国古老的休闲体育文化对发展各地的休闲经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过程中，要考虑到本土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休闲理念，领会其智慧精髓，更要与我国传统的休闲体育文化精华相融合，使本民族优秀休闲体育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是学者的当下义务。
（一）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市民娱乐生活追溯
自南宋以降，市民日常生活精神的归宿地主要表现在以瓦市勾栏为载体休闲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具有地域特色。南宋都城临安（现杭州），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普遍，这些活动的举办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娱乐市场发育日趋成熟，多表现为庙会、节庆等娱乐集市的公共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庙会、节庆是一年一次，不乏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形成娱乐“集市”。临安的著名茶坊，比如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具备休闲、娱乐、健身、艺术欣赏等综合功能，顾客云集，茶坊成为市民的休闲公共空间。瓦市是南宋临安市民的主要娱乐场所。在瓦市中举办的影戏、角抵、百戏（杂技）等十种常见活动类型，“勾栏”文化是南宋临安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表征之一。“勾栏”因用栏杆或巨幅幕布围隔成固定的表演场所而得名。当时临安城内外的瓦肆多达２３处，其中北瓦一处就有１３座“勾栏”。［６］南宋临安城因此成为全国的表演艺术中心。通过各种表演，“勾栏”吸引和聚集了临安的大量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成为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场所。
（二）传承与整合：保护与发展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思考
１．保护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空间”刻不容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学术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描述为“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了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所相关的文化空间。所以传统休闲体育存在的文化空间的保护对传统休闲体育的整理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空间的改变，毫无疑问将导致吮其“乳汁”长大的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变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文化的迅速更替和全球一体化的冲击，特别是对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浙江省而言，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某些传统休闲体育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狩猎文化必然遭到很大的破坏，同时现在传统节日的气氛也越来越薄，依赖于传统节日的许多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也就失去了其生长的土壤。对于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无法将那些文化还原，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要采取的是正确的保护和引导措施，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使传统休闲体育项目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使它以传承整合后的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保护传统休闲体育项目本身就反映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传统休闲体育反映了特定的一些群体的精神内涵，是民间百姓的表达形式，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它的存在一定是一种群众化、娱乐化的文化样态。要保护传统休闲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就要避免传统体育休闲过度专业化、竞技化的发展，保持它原有的娱乐性、修身养性的特点。我们要在现阶段的社会文化状态下，找到既能让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和谐生存，又能让其很好传承的“文化空间”，对于保护岌岌可危的传统休闲体育，避免传统休闲体育的发展处于边缘化状态，是刻不容缓的。
２．浙江省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摈弃本土资源由于外界的强势文化的渗入和侵蚀，浙江省原本丰富多彩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逐渐发生了失真、淡化和衰落，但是浙江省的许多传统休闲体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出许多竞技项目的沃土。在现代体育快速发展的今天，浙江省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参与这种传统休闲体育的方式主要有民间传统体育节、旅游观光活动等。比如源于浙江余杭翁梅一带的“余杭滚灯”，融健身、舞蹈、曲艺于一体，集力量与审美于一身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深受百姓喜爱。“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诗作《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对滚灯所做的描绘。杭州近郊的余杭，南宋时即为京畿之地，庙会活动频繁，“滚灯”做为俗节迎会仪仗中必出的特色保留节目，十分盛行，历经八百余年历史而不衰，“滚灯”作为一项吉祥之物、强体之器已成为余杭民间历史文脉传承的一项物化之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庙会大多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滚灯”的活动和展示机会，“滚灯”一段时间遭遇濒临失传的危险。２００６年５月，经国务院批准，余杭滚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余杭滚灯作为浙江省唯一进京节目参加了表演，７０多名滚灯队员在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了这项中华民间文化运动的瑰宝。此外，五常十八般武艺在杭州市余杭区五常民间自发操练，群体传承，是中华传统民间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当地人民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具有重要的价值。２００４年，五常恢复成立了杭州西溪（五常）民间武术队，全队１００多人。当年参加第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大会，获得３４金１０银１５铜；２００７年，在首届全国农民武术大赛上，获得２金１银７铜；２００８年，受邀赴巴西，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２０１１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盛行在嘉兴市南湖区的“嘉兴掼牛”，是嘉兴回族同胞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又称之为中国式斗牛、摔牛或甩牛，掼牛既是力量的交锋，又是技巧的熟练运用，更是胆略和勇气的考量。掼牛士面对犄角似剑的怒牛，镇定从容，以力量加智慧将其掼倒，场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充满了阳刚之美。嘉兴在元代时就有回族人聚居，并建有清真寺，历史上嘉兴汉人与回人曾多次共同进行大规模的体育比赛与表演，因此，掼牛是汉、回两族人民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共同发展的见证。经过多年的演变，其活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成为嘉兴当地武术、文化、旅游综合并举发展的重要载体。２０１１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高杆船是盛行于江南水乡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浙北桐乡一年一度的清明“轧蚕花”，高杆船是蚕花庙会的主要内容，该技艺的特点是在水上表演，高杆船最基本的表演形式是船在水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有爬竿的和调吊的各种技巧，表演者身着白色服装，形同蚕宝宝绻曲昂首，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高杆船是集强身、耍技、观赏于一体的娱乐性活动，充分展现了水乡、蚕乡的双重地方特色，其传承脉络清晰，在江南水乡旅游胜地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２０１１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西部缙云地区的“缙云迎罗汉”是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其中压轴节目是迎罗汉中必演的“叠罗汉”，由身强体健的壮年汉子当罗汉柱，分层叠在下面，前后、左右４人当插翼，上面还有几位小孩子扮演成戏剧人物，高高在上当罗汉顶，亦称罗汉心。众人叠成各种形态，如罗汉井、千手观音等。缙云迎罗汉活动给农民提供了一个自娱自乐的平台，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为繁荣和发展乡土特色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２０１１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浙江省丽水地区的景宁以打造全国畲族文化基地为目标，努力建设一流的民族文化展示平台和一流的民族文化弘扬体系，启动畲乡发展的“文化引擎”，利用畲族传统体育古老而神秘的特点，帮组畲族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景宁举办“三月三”赶野猪、操石磉等省级非物质文化传统体育休闲活动中可以看出，畲族传统休闲体育将结合旅游开发沿着商业化之路走下去。通过以上案例的阐释，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得到了很好的现代演绎，我们发展传统体育不仅忠于它的过去，更要面向它的未来。结合旅游开发、走商业化发展之路既是在解决传统休闲体育的生存危机，又是承担将传统休闲体育推向更加成熟的历史责任。当下，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浙江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刚性增长。浙江的人均ＧＤＰ已突破１万美元，生活的休闲化已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势。发展休闲经济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还可以推进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积极、文明的体育休闲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平衡、校正、补充和协调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１０］浙江省会杭州正打造“东方休闲之都”，休闲体育在浙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发达的经济与民间强劲的消费能力为休闲体育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浙江市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群体气质对当代浙江休闲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内生效应。浙江省休闲体育文化的本土资源丰富，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摈弃本土资源，从中挖掘、提炼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因子，合理传承和整合，并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民三位一体的主体联动机制，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细分市场，尊重市民休闲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大众性、原创性。
作者：郭怡 单位：江育恒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