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并经渠道。“一带一路”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原有的双多边发展机制基础上，借助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积极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具有很好推进作用。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和战略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7日于哈萨克斯坦那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的。同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想。“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新时期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为美、日、欧所主导，尤其是美国，其一直以来占据着国际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美元在成为各国国际储备以及结算货币的同时，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也牵绊着各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世界经济政策向其主导国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话语权得不到提高、国家利益得不到较好地维护，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国家急需建立一个较为独立的、具有较高自主权的金融体系。“一带一路”提出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为改变上述现状，改善新兴经济发展国经济发展环境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思路。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的兴起是依托于近海的地理优势，“因海而生、因海而起”是传统全球化的发展基础。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路径由欧洲国家最先开辟，其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贡献则通过美国的兴起得以证实。然而，这种传统全球化路径的发展和推广却带来东、西方国家以及陆、海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产生着一系列不合理效应，并阻碍着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规范。“一带一路”的提出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也为解决传统全球化一系列不合理效应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带一路”经济建设过程中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其辐射范围包括东亚、西亚、南亚、中亚、东欧以及北非。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实力提升，我国对于部分产业已具备输出能力，而“一带一路”中大部分沿线国家在工业以及基础设施建上相对滞后，这为我国输出高铁、核电、智能电网以及大型装备等基础设施产品提供了很好的路径。由于我国基础设施产品具有性价比高、兼容性强等特点，刚好与沿线国家产品需求相契合，这将有利于我国借助基础设施产品输出，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现状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和倡导下，我国先后发起设立了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能源资源开发、加大产业合作提供了投融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加大了人民币对外投资规模，也间接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在职能和性质以及成立初衷上会有一定的不同，但在现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三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想通过互联互通建设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提供强大的内外推动力。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这是“一带一路”提出后人民币向国际金融市场迈出的一大步。虽然人民币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但毫无疑问，人民币“入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也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开启了新篇章。从近5年的数据来看，如图1所示，我国跨境人民币累计发生额在逐年递增，尤其在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这一年，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额同比增长57.5%，比上一年提高了16%。图2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3年之后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在2013年，该数额同比增长了90.5%，在2012年投资额的基础上增长了将近1倍。这些数据的逐年提高进一步表明了“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快人民币的流通速度、扩大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障碍
尽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风险以及多种制约因素却能让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进程中充满障碍。因此，如何充分认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成为我国通过“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此外，一带一路推进进程中面临三大障碍：障碍之一：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其中，金砖银行在储备货币、汇率政策、组织结构上尚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具有规模小、发展程度相对滞后以及抗风险能不足、易受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等特点。此外，由于亚投行侧重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具有周期长、高风险、高难度的特点，在成立之初，很难在高标准与高效率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丝路基金是建立在私人投资的基础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风险都会表现得相当敏感，成立之初，在人才的聚集以及业务多元化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瓶颈，在应对国际保护主义的威胁上，也尚未提前做好预案工作。障碍之二：经济冲击风险提高，政策调控难度加大。首先，“一带一路”拓宽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让我国经济面临更多外来因素冲击压力。“一带一路”沿路大部分国家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小国，这些国家在接受外来投资时存在着较大的违约风险，而亚投行的建立则更容易让这些风险传导到我国，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波动，危及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币值的不稳定性不仅会通过物价、就业状况影响到国内居民的生活，而且会通过进口、出口影响到国际经济，进而改变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认可。其次，“一带一路”在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规模的同时，也将使人民币陷入“特里芬难题”。在为国内剩余资本寻找出路、支持沿路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将面临贸易逆差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国内经济也将因此出现：人民币贬值与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之间的冲突。再次，人民币运用范围的拓宽，将大大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难度系数。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更为多元化的投资渠道，非本国居民会出于逐利、保值增值、风险规避等目的而加大对外投资，从而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进而影响到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的连锁影响，这将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使我国当前以货币政策为主要工具的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挑战。障碍之三：经济发展差异大，市场开放差异难以平衡。“一带一路”跨越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括了东盟10国、东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这些国家中，既有老牌的欧洲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发展中的经济体，他们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都有较大的差异。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较高，经济环境比较稳定，为企业投融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部分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低，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融资的复杂性，降低了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可能性。虽然“一带一路”重视沿线各国的发展需求，并通过降低经济合作门槛来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其参与国在合作规则的认知和利益分配上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认识，导致各国合作过程矛盾重重，未来发展后劲不足。此外，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导国，尽管在资金、技术以及人员配备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毕竟中国自身还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资源以及实力还相当有限，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财力不足、机会成本高等问题。
四、政策建议
回顾历史，从美元、日元、英镑、欧元的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国货币国际化不仅需要以坚实的综合国力为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经济体制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为支撑。为推动“一带一路”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本文给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首先，在金砖银行的建设过程中，我国要担负起大国责任，引导其他国家达成相对一致的政策意见，明确金砖银行的评价基准和决策机制，并借助金砖银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各国跨境贸易中的结算和计价。其次，在亚投行支持沿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应积极通过亚投行带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加入以人民币计价的银团贷款中，以期提高金融机构整体的运作效率并分散投资风险。再次，对于丝路基金沿线国家的政治安全风险，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我国应积极协助沿线国家解决政治矛盾，降低政治风险对沿线各国经济的冲击。在应对国际保护主义上，我国一方面要提前做好预案工作，另一方面要顺应全球金融的改革趋势，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第二，强化外部冲击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也会更加频繁，国际资本交易规模也将日趋扩大，频繁地资本流出入不仅影响着我国国内经济的稳定，还可能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当一国国际资本流入远大于国际资本流出，过剩资本将导致国内宏观经济过热并触发国内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国内金融泡沫、资产泡沫的产生。相反，当一国国际资本流出远大于国际资本流入，大量的资本流出会带来国内资产价格的下跌，并导致国内投资者的恐慌，带来国内经济的动荡，甚至引发国内金融危机。因此，加快研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识别及测度，以便更快更有效地采取相应政策来应对这些风险，对于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广全球化新思路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跨境资本结算风险，本文建议我国与沿线各国建立起双向的监测预警机制，对潜在的汇率风险、投资风险、资本结算风险进行及时地监督和预警，从而更好地防范双方资本流动风险带来的冲击。同时，针对国外经济不确定性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的压力，建议我国完善自身的宏观调控工具，通过完善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提高汇率弹性等方式，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加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减少外部经济不确定导致的人民币汇率失衡。此外，推动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促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提高贸易投资的自由度对防范“一带一路”的外部冲击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协调沿路各地经济差异，实现短长互补、合作发展。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人文环境、技术发展以及经济水平上均有所不同，甚至还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我国可以将以上差异带来的阻力化为经济合作发展的动力。借助各国间技术发展、经济水平的差异性，我国一方面可以向发达经济体学习高新科技产业技术，另一方面可以向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和技术来提高他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未来开发规模市场提高长期投资回报率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此外，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性，我国可以与蒙古国、俄罗斯等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建立长期互补合作关系，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基建行业以及过剩的钢铁、家电、玻璃、水泥等产能，并以更优惠的价格输入国内短缺的自然资源，从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促进沿线各国共同进步。
作者：龚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