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
民国时期，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国民政府认识到在一个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主体产业的国家中，农田水利建设是至关重要的。1933年4月10日，陈果夫在中央党部举行的第73次总理纪念周上做了“农村要政”的报告。该报告共四点，包括修治水利、限制农产品价值的低落、设立农村金融机关和奖励副产业，在这四个方面中陈果夫强调“水利为复兴农村的先决条件”，指出“凡在改良及增加生产品之先，若不从事兴发水利，必将徒耗人力，鲜有成就，此在吾国各处屡试皆然，不容不注意者也。故今后各省县于规定其建设程序时，除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必要之道路建设外，应尽先修治水之道，兴发水利建设”③。1940年国民政府专门公布了《水利建设纲领》，第一条提出：“水利建设以祛除水患，增进农产，发展航运，促进工业为目标，并力求科学化”；第三条指出：“为增进农产，应注重灌溉排水及土壤之改良与保护”。该纲领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还明确了抗战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强调“当前水利建设，以适应抗战需要，而无碍于各水道根本指导方针者为原则。西南西北农田灌溉，应力谋发展，以足民食”④。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云南省政府甚至把水利建设作为县长政绩考核的指标，提出了县长政绩考核项目中：水利占30%，农业占30%，交通20%，工商占5%，矿业占2%，度量衡13%。可见，当时的各级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可以说，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重视是抗战前后云南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重要因素。
2.抗战战略地位的需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相继沦陷或变为交战区，使得全国军民的物资供给不得不依赖大西南和大西北。国民政府因形势所迫，正式迁都重庆，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其战略大后方。伴随政府的西迁，华北、华东的大批国营和民族工商业以及机关、学校等随之内迁到西南。这使得滇省等大后方一时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大片国土成为战场，无数繁荣之农村，在战场中变成了荒芜，难民人数日益增多，西迁大后方的人数约有1425万之多⑤。战争中难民、侨民大量涌入，人口急剧增加，民食、军需及大后方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当巨大，加上为稳定边疆秩序，这就迫使西迁后的国民政府加强对后方农业的开发，而开发农业，必以水利当先。随着抗日战争持续的吃紧，在国民政府各级机构的倡导、鼓舞和努力下，大后方滇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使得粮食生产大幅增加。滇省政府在兴修农田水利时施行以工代赈，使大量的难民、侨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之中，缓减了社会矛盾，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日战争。
3.先进水利技术的引进
民国时期，新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涌现出了郑肇经、李仪祉等一批留学水利专家，打破了原有的封闭式水利格局，使治水步入了科学轨道。这些专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带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力宣传水利兴国的思想。民国时期，云南省在昆明附近及个旧、下关等城市引进了一些较先进的水利机具和工艺、技术，如水泥灌浆技术、抽水机；对于高堤灌溉则引进四川省水利局的成果，如（1）龙骨车改良足踏轮；（2）新式筒车，可提水73米，每小时可出水216立方米；（3）提水环车，四川三台县桃子园新设之提水环车，可提水4.4米，每小时可出水270立方米，足可灌田600亩之用；（4）刘卧式抽水机，系四川水利局机械工程师刘卧改良制造，其他尚有；（5）水压提水机、手压压水云南省政府意识到“兴建农田灌溉工程，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灌溉渠系，首先要对所引水源及渠道经过及灌区的地理条件，如地势高低、地形变化、水量多寡、水流缓急等情况进行具体的勘查测量”⑦，并要求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联合大学、省建设厅等联合制定水利资源勘测计划，利用新的测量技术，对云南的水利资源进行勘测。其计划分三期，第一期区域为“昆明盆地、南盘江上游、元江、横江等处”，第二期为“元江上游及其支流、洱海盆地、内地各小河、牛栏江、牛仙江等上游等处”，第三期为“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等水系”，而1938年5月~12月，完成了第一区域的“草测、初测、详测、装备估算及整理计划各项工作”⑧。
作者：徐林平 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